在抗战胜利的形势下，久经战争煎熬的上海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和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实际行动，还知道了共产党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中共中央由延安迁至江苏淮阴的事实。我们的前辈马叙伦等也在原有的双周座谈会的基础上准备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然而，上海人民也首先遭遇到蒋介石集团飞来的“劫收”大员和从汉奸阵营里爬出来的周佛海的“上海行动总队”，说是由他们来防止“市民肇事”，用他们来“维持地方秩序”，还有美国士兵的横行霸道，美国货的大量倾销；更令人吃惊的是蒋介石一面和共产党签订《双十协议》，另一面却在密令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于是我们民进的创建者深感“和平需要争取，民主需要促进，团结需要参与协调”。我是从党的领导人华岗处知道马老等的这些为国为民的先进主张后，以晚辈记者身份经常登门拜访求教的。尽管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迄今仍历历在目。

　　马老长我40岁，又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识精湛的长者，幸运的是我开始拜见马老时，恰逢是他“喜动衰颜自觉狂”的年代，一见面他就发现我有高攀拘谨心情，他就用讲述他自己也是在和我相仿的年龄开始《选报》《新世界学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等书刊编辑工作，和我拉近乎，说我们本来就是同行。就这样，我常为他送材料通消息，出入马老门庭。

　　有一次，我在采访过程中从国民党机关得到一份反动派内部的宣传材料给他送去，他老人家看了立即决定要逐条逐段批驳，嘱我次日即来取稿。我拿到稿件后一翻，被他老人家的激情所感染，认为这类有力的批驳稿件应送《群众》发表。事后，党的领导人潘汉年查问此事，追问我是否征得马老同意，在共产党主办的《群众》上发表。我带着歉疚的心情向马老认错，没想到他却哈哈大笑地亲切地叫我“小温”，并且追述自己和反动派斗争的历史——他曾为同学抱不平被学校除名；为反对袁世凯图谋称帝，愤然辞去北平大专教职；在段祺瑞政府任教育部代部长期间，压掉内务部逮捕李大钊同志的文件，痛骂段祺瑞而遭通缉的革命事迹，表明他“捕杀不辞、驱胁无畏”的坚定决心。意思上告诉我并不怕有人说他和共产党有共同看法。最后他说“从编辑角度来表达得更完善一点的话，加个‘友声’不是都解决了”。

　　从这样一件事中，既使我感受到了马老的革命性、宽宏大度，又显示了他斗争经验的深厚、处理问题上的举重若轻。

　　马老当年不仅是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始终站在革命斗争前沿身先士卒的领导人。为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而大声疾呼。他参加了《周报》《民主》的筹划，参加了《群众》《文汇报》《大公报》和《文萃》的撰稿。仅就我直接经手的马老的文稿就有十几篇，加上未经我手的不下五六十篇，都是揭露美蒋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檄文，是当年参政议政的主将之一。尽管如此深受社会上广泛的敬仰，他始终从善如流，我亲身感受到的有一实例。1946年《文汇报》上发表他的《美国定要拿中国做他的附庸国》一文后，一天，我到他府上去拜访时，他问我看了没有，听到有什么反映，我当年少不更事地脱口而出地就说了：“确实是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要害，但是，有人从题目上就有意见，说是不能只讲美帝要，还应讲我们愿不愿意做。”他听到此话后一点没有不悦之意地连说对对对，表示马上要补写一篇，题目叫《中国愿意做美国的附庸？》，于是这就成了我们《文萃》的专论。记得当时我们既转载了《文汇报》的《美国定要拿中国做他的附庸国》，更醒目地刊出了《中国愿意做美国的附庸？》。马老就是用此例鼓励我向他不断反映对他文稿的各种看法的。也就是在这时，他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你父亲要你“崇实”，我叫你“守实”兄。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在日后的日子里，我逐渐领悟到了“崇”拜到切实遵守身体力行的不易，更从中国共产党特别提倡“实事求是”中懂得了它的深邃的含义。

　　更值得永远学习的是马老的德高望重而又十分谦逊平易近人的作风。由于自民进在上海创办以来，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民进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在上海历次革命群众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会员中有些同志说了我们民进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马老知道后，却一再反复提醒我们说，“我们决不可自诩骨干，更要时刻牢记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积极参加曾发挥作用即可。”

　　由于我当年向马老请教之处较多，知道马老不仅在上述报刊撰文，参与策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日益加深的情况下，1947年还为夏康农主编的《大学》写稿，还亲自出面主编《昌言》，用学术研究工作坚持在上海和反动派斗争。

　　后来，中国共产党为了马老的安全，劝说马老离沪转移香港暂住，马老在1947年底到达香港，立即想到要组建“民进港九分会”，这时见到我已先他到达香港，便立即向党的领导人潘汉年提出要我参加民进，做些组建工作。

　　马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