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战胜利后上海民主运动史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们都知道，民进的创立，和《民主》《周报》等一大批民主刊物的创办紧密联系。其实这段历史除了在期刊上有所反映之外，与当时上海的民主报纸的联系也同样紧密。在报纸中探寻民进创立与早期斗争这一段史实的有关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进前辈在中国共产党打赢国统区改变民心的政治仗中所作出的贡献。

　　和定期出版、刊数有限的期刊相比，每日出版、发行量更大的报纸在及时性、广泛性方面显然更胜一筹。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上海舆论宣传领域的战争中，报纸方面的战况激烈。1945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要在上海建立群众性的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1945年8月21日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电报）9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给中央和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电报又说“上海的《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并计划将新华日报总社迁来上海。当月，中共中央即派夏衍、徐迈进到上海进行筹备，并抽调大批文化工作者赴上海与上海地下党和原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的重重阻挠，新华日报上海版始终未能出版。9月21日，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进步人士刘尊棋回沪创办《联合日报》，冯宾符为总编辑。10月10日，夏衍将原由他负责的《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复刊，只出了15天即被国民党下令查封。《联合日报》也存在了一个半月即被迫停刊。针对国民党的不断扼杀，上海地下党一方面通过走访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等上层著名民主人士，请他们撰写专论，通过各种渠道在国民党办的报纸上发表，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争取《文汇报》这个阵地。

《文汇报》

　　《文汇报》最早创刊于1938年，在孤岛时期名噪一时，发行量达5万份，超过一直排名第一的《新闻报》。创办人严宝礼先生是民进前辈。1939年5月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复刊。复刊初期曾一度脱离群众，发行困难。1946年初，在上海地下党的推动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其中，进行改版后，面目焕然一新。作为重要阵地，民进很多重要的宣言都在《文汇报》上发表，很多活动为《文汇报》所报道，可以说，想要从当时的报纸上了解民进从创立到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文汇报》的报道无疑最为详尽。如围绕旧政协，1946年1月11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1月20日《文汇报》在第三版予以报道。13日，第一版“星期评论”刊载了马老《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初》一文。又如六二三下关事件发生时，上海《文汇报》驻京（南京）记者在场，目睹一切，在中共代表团范长江的帮助下，冲出暴徒的包围，24日凌晨一点半发回专电，在24日第一版以“上海人民代表到京 竟在下关车站被打”标题进行报道。此后又连续十多天在各个版面运用报道、通讯、文章、来信等形式，揭露和谴责国民党这一反人民的罪行。

马叙伦：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初，《文汇报》1946年1月13日第一版星期评论专栏

　　作为一家日益壮大的日报报纸，《文汇报》版面从最初的八开一张发展到最后的八版，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活跃其中的民进前辈的名字。如采访部主任孟秋江、主笔李平心、副刊主编柯灵、唐弢等等。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等民进创始人更是“常驻”的作者。马老除政论文章有发表以外，还连载《石屋续沈》，又为《新社会》周刊题写了刊名（1947年创刊）；李平心作为著名学者、学界通才，他在文汇报的地位“既是客卿、又是顾问”，他担任《文汇报》主笔，《新社会》周刊主编，长篇连载理论文章不少，还喜欢以客人身份参加星期谈座，如1947年2月，他主持了人权保障问题的座谈，反对国民党绑架、屠杀进步青年。他著名的《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兼与施复亮先生商榷“中间派的政治路线”问题》于3月21日至4月9日连载。作为1947年2月民进五次会员大会选举出的宣传理事，可以说他在民进参与第一次中间路线的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文汇报》上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这里必须要重点讲讲柯灵先生。大家可能熟知的是他和唐弢主编《周报》的事迹，其实他在文汇报的工作同样重要。在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应该来说，在文汇报，他是主持编辑部的徐铸成先生之外的第二位灵魂人物。他在抗战时期的文汇报就主编文艺性副刊《世纪风》。抗战胜利后他是最早回归的原班人马之一，作为副刊主任，设《世纪风》《笔会》《灯塔》《文化街》《浮世绘》《读者的话》《星期谈座》等栏目。他上午编《周报》，下午编《文汇报》，除亲自主编外，在《周报》前途未定之时，还请来一同在《周报》主编的唐弢来主编文艺副刊《笔会》。由他亲自创刊的《星期谈座》，是当时党在上海大报上唯一一个向群众宣讲政策主张的窗口。在最早半年里，他亲自负责策划组织工作，确定议题，拟定名单和主持会议，并且亲自定稿，安排标题版面。对于蛰居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他非常了解。我们所熟知的马叙伦谈民进创立的起因，即刊登于第一次星期谈座“胜利中国的瞻顾”，这是我所知道的民进在媒体上的第一次与公众见面，马叙伦、郑振铎发言。

　　胜利中国的瞻顾，《文汇报》1946年1月6日第四版《星期谈座》第一期

　　第二期关于中小学教育问题，则是通过夫人陈国容经地下党同志研究确定请来了段力佩（也是民进前辈）等地下党员。第四期是杂志编辑人座谈，出席的14人中当时是民进成员的有：许广平（民主）唐弢（周报）蒋天佐（民主）孟可权（即孟秋江，文萃），徐调孚（中学生）孔另境（新文学）后来加入了民进；发表书面意见的三人中有冯宾符（世界知识）周建人（新文化）两位民进成员。马叙伦曾多次参加座谈，其他参加过座谈的民进成员还有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朱绍文、周予同、蔡尚思、俞寰澄等。由于1946年年中开始政治中心从重庆东移，谈座的主要内容集中到政治经济方面，主持人为从事地下工作的宦乡、陈虞孙。不仅议题背后有中共的影子，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成员还曾隐名发表意见。身份公开的中共代表团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书记华岗四次参加，成员潘梓年、夏衍、乔冠华、许涤新、胡绳也曾参加，就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以中共的身份作长篇发言。1947年2月举行全面总结上海进步文化工作的座谈，竟然一反论坛不作结论的惯例，请潘梓年进行长篇总结（另一次破例是李平心总结人权保障问题），其中党的领导自然使得进步读者心领神会。

　　除了《星期谈座》，另一个必须要说的副刊是柯灵亲自主编的《读者的话》。这个副刊每天见报，多数时候是半版，有时候整版，反映读者的呼声，呼吁互助，和读者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许多来信用真切的事实控诉国民党腐败统治，配以坦率真诚的评论，令人泪下。柯灵亲自每天撰写短小精悍的《街头人语》专栏，短兵相接，犀利畅快。如当时国民党推行控制人民、防控爱国民主运动的警管区制，《街头人语》专栏立即发表《保卫家园》予以批判，对国民党警察局官僚的辩驳，又以《暴风雨前奏》一文驳斥。《读者的话》每天刊出两三篇反对警管区制的文章，后来还整版刊登。这对于警管区制的流产不得不说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国民党怀恨在心，借《读者的话》刊登两封警察投书作把柄，罚《文汇报》停刊一周。其中一封，正是一位警察表示对“下关事件”期间宪兵警察对马叙伦等人民代表被殴熟视无睹感到义愤填膺，认为是“我们警察群的莫大耻辱”。国民党警察局找报社要来信人的姓名，柯灵先生当然拒绝。停刊第二天，叶圣陶先生特意来信建议待停刊期满，“出一特刊，至少两版，专载读者投函，表明读者需要此报纸，与此报纸有片刻不能相离之感情。亦使反动家知所警惧。”复刊之日，《读者的话》接受这一建议，整版刊发了各界群众的慰问信，其中也有叶圣陶先生的一封。对于“六二三”的报道宣传，在《文汇报》上十分充分，特别是在《读者的话》在六二三下关事件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刊发各界群众对代表的慰问、捐款和对国民党的声讨。这场地下党领导的“和平献金”运动，一直持续到7月14日，收到来自普通市民、知识分子、店员、工人等的捐款共计一千余万元（当时白米一担最高限价7万元），马叙伦、雷洁琼等在《读者的话》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感谢各界人民并将捐款移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据南京记者黄立文回忆，1946年6月末的一天对周恩来同志的采访中，周恩来同志对《文汇报》看得相当仔细，不仅记得一些新闻通讯和评论的内容，还记得柯灵主编的《读者的话》的某些内容。柯灵先生自己也说，虽然他编过很多副刊，但是最有深厚感情的，还是《读者的话》。

和平献金结束报告、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先生函谢各界慰劳馈赠，《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第六版《读者的话》

　　当然，细看之下，《文汇报》上还有其他民进前辈，如蔡尚思（重要作者）、余之介（《教育阵地》专栏主编）、梁纯夫（《新闻窗》专栏主编）、叶圣陶（重要作者）、沈体兰（星期谈座中学教育主持人）、傅彬然（作者，参加过编辑工作）等等，由于目力有限，无法一一列举，如能假以时日，发掘出来，相信更为壮观。

　　“影响大的还是日报”。相比晚报而言，日报影响更大，而《文汇报》又是当时的著名大报。利用这个平台，许多进步刊物和书籍在此刊登征订广告。如党的报刊《群众》《新华日报》，以及我们熟知的《民主》《周报》等等。在此可见党领导下的上海舆论阵线，在国民党所一再阻挠之下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上海舆论，规定凡是没有在上海出版过的报刊一律不准在上海创刊或复刊。他们自己的报纸，如中央日报、前线日报、和平日报、东南日报当然不在此列。对于《文汇报》这样有光荣抗战传统的报纸，直到最后被封也未发给登记证。屡次威胁、收买拉拢不成，自然要举起屠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