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日报》

　　1945年8月16日，在苏商时代出版社工作的叶水夫、马骏等人创办了中文的八开小报《新生活报》。姜椿芳回上海后于9月1日将之改名为《时代日报》并任总编辑，社长是苏联人罗果夫。这是战后党在上海领导出版的第一份报纸。　　　

　　《时代日报》1947年5月29日，刊有《本市各界名流八十八人对学运发表意见》，八十八人中有王绍鏊、李平心、朱绍文、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陈巳生、葛志成、董秋斯、郑振铎、谢仁冰、罗稷南等民进成员。

　　由于是苏商出版，国民党当局考虑到维持对苏联的表面上的友好，因此在其他报刊被查禁后，成了唯一为人民说话的报纸，一直坚持到1948年6月3日，共刊出972期。郑振铎曾为之写稿。

《时事新报》（上海）

　　在雷洁琼先生所做的六二三新闻报道简报册上，除了许多来自文汇、联合、新民、时代的内容之外，也有很多来自《时事新报》的内容。《时事新报》是历史悠久、经济独立的民营报纸，曾与《申报》《新闻报》合称上海三大报纸。1934年起为孔祥熙家族所控制。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为我们留下了空间。在渝期间，张万里主持，他聘请地下党员张友渝任总主笔，宣传团结、民主、抗战的色彩较为浓厚。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1日，《时事新报》上海版出版，发行人仍是张万里。因为有不少编辑、记者倾向进步（有的后来转到文汇报工作），《时事新报》上对民进前辈从事民主活动的报道也是不少的。

　　《时事新报》1946年1月3日第一版专论：马叙伦：朝鲜托管与中国

《大公报》上海版

　　当时在上海的历史悠久的民族资产阶级报纸，已大多为国民党所实际控制，如《申报》《新闻报》《益世报》（上海）等等，《大公报》可以说是一个例外。作为著名的北方大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方针。1936年创刊上海版，受到欢迎，发行量5万。抗战期间，《大公报》在辗转迁徙中长足发展，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其他报纸难望其项背。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由反动走向新生。

　　1946年8月马叙伦先生在《周报被勒停刊了》（《民主》1946年第44期）一文中说，《大公报》是“接近官方”的报纸。其实最早复刊时的上海版并不如此。抗战胜利后，徐铸成等第一时间飞抵上海筹备复刊上海版，临行前他向总编辑王芸生请教言论方针，王说“要抓住争取民主”。1945年11月1日复刊，表明要“一本过去不畏强权不媚时尚的传统，继续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主张和平建国，拥护政协决议，坚决反对内战（见百年沧桑1902—2006：王芸生与大公报）。发行量超过十万，曾约请马叙伦、郑振铎写星期论文，不转载重庆版的一些应付国民党的社评。在公祭于再、助学运动等重大事件中，对民进前辈也有体现。《大公报》上海版的激烈态度使得蒋介石大为光火。迫于压力，徐铸成辞去工作了八年的大公报，转而全身心投入文汇报。虽然如此，徐铸成在回忆说：“我虽然在《文汇报》和《大公报》唱对台戏，但在办报思想上还是承袭《大公报》的一套，根本没有割断和旧《大公报》的思想联系。”（参见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6新闻出版，P.129）

　　《大公报》最初的政治倾向是站在国民党一方的。1945年11月，《大公报》围绕军队国家化掀起论战。1946年4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恶意攻击党和人民军队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此前一日此文在重庆版发表），受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的反击。国民党特意批准其官价购买了一批20万美金的外汇以作酬谢。虽然是“小骂大帮忙”，但由于国民党恐怖统治的日益放肆，其对国民党不得人心之处的披露，还是难以被国民党的新闻管制一一消除的。例如关于六二三，《大公报》的报道版面少，时间短，主要集中在6月24日、25日，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有国民党中央社的官方消息，还刊发了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朱达君、傅彬然等写给编辑的信。然而同标题《请愿游行与打人》下，还刊载了大同大学一学生态度完全相反的文章，按照叶至善先生的说法，“两篇一起并排发表，以示一贯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见《父亲长长的一生》）。但是个人以为，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开明同人和一个大学学生的发言，谁更有影响力？虽然体量相同，但是身份地位、行文质量和感染力还是差异很大的。这体现出夹缝中民族资产阶级报纸的复杂性。

　　1946年11月，《大公报》又宣传起第三条路线，然而事实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对于革命的事实，《大公报》始终不能像国民党党报那样歪曲丑化，1947年五二〇惨案后，《大公报》也刊发了大学教授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5月24日《文汇报》等三刊被封之后，三刊经理联合拟了新闻稿送《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三家去要求发表，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申报》负责人拒不接见，《新闻报》负责人表示自己要“站在政府立场”讲话；只有《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表示同情，尽力设法，顶住国民党的禁令，于次日发表了一小块消息。三报虽被封，《大公报》继续报道学生运动和各界抗议，王芸生还亲自撰写社论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1947年6月23日，六二三一周年时，《大公报》（上海）刊发了《马叙伦等再度呼吁和平》。1948年，《大公报》报道反美扶日运动，报道了当时上海文教工商界281人联名发表抗议美国扶日宣言。1948年6月28日，与民进有密切联系的小教联、中教会等团体组织了1000多名教师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对教育界的饥饿压迫政策。《大公报》予以了报道，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

　　《大公报》1948年6月29日的报道《私小教师冒雨请愿》

　　1948年7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王芸生发表社评表示同情，受到攻击和威胁，被迫于11月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公报》各版开始全面转向新政权。1949年1月起，报道了许多民主人士北上和新政协的消息，其中民进前贤身影赫然在列。

《上海人民》

　　1949年4月，为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下，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秘密出版了《上海人民》报。4月8日正式创刊，初版八开小报，后改为对开半张，一周一期，冯宾符任总编辑。《上海人民》报大量刊载新华社的电讯，报道解放军胜利进军消息和解放区生产生活的消息和通讯，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城市的方针政策，从5月12日起，连续报道上海战况。5月25日凌晨1时，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解放，该报详细报道全市人民欢庆解放的盛况。5月28日《解放日报》创刊，《上海人民》便自动停刊，共出8期（连号外）。

　　《上海人民》，冯宾符主编　　　　

　　在迎接胜利的喜悦中，我们看到的除了这份民进前辈冯宾符主编的《上海人民》，还有《申报》5月27日最后一期第一版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留沪人士为上海解放告全市同胞书》，为我们留下了解放战争时期民进在上海这个重要诞生地，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作斗争的最后一抹光辉剪影。

　　《申报》最后一期1949年5月27日第一版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留沪人士为上海解放告全市同胞书》

　　由于时间、空间、主要领域的重合，以上报纸里有关民进前辈的事迹还有很多，由于所知有限，疏漏之处还望指正。以上说的都是上海的一些民国报纸，如果想了解民进早期斗争活动的重要性和全国性影响，1946年1月报道民进成立，此后多次报道的《新华日报》（重庆）、六二三前后发表重要互动的延安的《解放日报》，从1947年首见提及的《人民日报》，还有1948年民进领导人转移香港以后的香港《华商报》都有不少重要文献，在此限于篇幅就不再详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