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父亲初到北平的日记，头十天中最兴奋最热闹的，自然得数三月廿五下午，聚集大家一同去西郊，欢迎中共中央迁到北平，见着了毛泽东等各位领导人。此外的集体活动，或全体或部分，应邀出席各方面各层次的欢迎会或宴会，有的还带看戏，子夜方得归来。公务性的活动是参加文协等三个全国性团体的座谈会或筹备会，谈倒不是非谈不可，一坐总得四个小时左右。个别活动的时间就不多了，无非是访旧友，逛大街，吃小馆子。有一回几人相约在附近小酌，提到了佩弦先生，父亲悲从中来，大哭了一场，竟不知所云，醒来已躺在饭店自己的房间里。伤心加之疲累，克制不住，难免一触即发。

　　真个巧得很，翻到第十一天，三月廿九上午，“胡绳已自石家庄来，今日来访，渠在中宣部，将与余辈共谋教科书之工作”。当晚“七时半，至华北局出席教育问题的会议。……谈两点：一为下学期教科书的供应问题。决赶快组织一编审机构。……回寓已十二时，连夕迟睡，颇觉难支”。一连五天，日记上未提到下文。直到四月四日才记着，上午“与少数友人集会，筹备组成教育座谈会……又谈及编审委员会之事，此会专治教科书，余辈之本位工作即在此矣”。到这时候，我父亲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政协大会之外，他还另有任务。五日夜得空跟胡绳和云彬、彬然三位先生谈了一次。七日夜胡绳就来传达，教科书编审会暂属华北人民政府（开国后属中央人民政府）；我父亲为主任委员，他和建人先生为副主任委员。

　　四月十一的日记上又有一条：“昨日与柳湜、胡绳、彬然谈办一种类似《中学生》之杂志，以应目前青年界之需。此事他们三位甚感兴趣，而芷芬亦然，以为可由开明出资。……谈及主编之人选，共谓各人有事，兼顾必致两失……因思及超构。今晨与超构谈起，承渠应允。今时人事变动至多，不能作长久之计……出版之期定于五月四日。今年为五四三十周年，又当华北解放之际，自不宜放过此大有意义之日子。”父亲实做他的“篑土为山宁肯后”，撂在开明的那副担子，一头是中小学课本，一头是《中学生》杂志，又双双挑上了肩膀。日记上还记着，开各种名目的会，花的时间太多，老是欠困也受不了；等“立国规模”共谋定了，总会有所改变的吧。回怀夏楼，得过几年再说了。

　　五月三日，“《进步青年》已印成，大家观玩，甚觉有味”。《发刊辞》《迎接五四》《与在校青年谈话》等三篇文章，仍是我父亲见缝插针挤出来的，校样是我父亲母亲熬夜看的。超构先生并非食言，他忙着准备南下，去才被渡江部队攻下的南京，专等上海解放，好马上接收申、新各报。临行前，我父亲“托其带《进步青年》之纸型一副，俟上海解放即付开明在上海重版”。九月一日，《进步青年》出至第五期，与《中学生》合并在上海编辑印行，才跟我父亲脱掉了干系。我父亲恐怕没觉察到，肩膀上那根扁担的倾斜率发生了些许变化，因为在这一头的箩筐里，已经增加了分量至大的砝码。此乃前话，得把日记翻回去看。

　　六月十一，“齐燕铭来访，言十五日始，开新政协筹备会，余被推为筹备员之一。余于此等事实非所习，参加时亦不过默然听之，因告以能免为佳。彼又言开会之次数不多，不必推辞云云”。筹备会本身也得筹备，所以第二天，参加筹备的人先按所代表的方面分小组开会，宣布筹备会自十五日开始，先后需开全体大会五次，所有决议交秘书处执行，正式大会将在两个月后召开。“晚膳后，筹备代表共至中南海。会场在勤政殿……此会全名‘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八时许开幕，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七人依次讲话，皆不甚长，作用同于序文。”十六日三时，“参加第二次大会，李济深主席。讨论新政协筹备会条例，大体照草案通过。并推出常务委员二十一人”。十九日三时半开第三次大会，“通过以后正式参加会议之参加单位凡四十有五……又加特别邀请之一单位，以容纳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俟常委会及各小组工作完成后，再行召开大会”。我父亲被分派在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的小组。

　　七月五日晚饭后，全体乘车至怀仁堂开第四次大会。“缘纪念‘七七’，新政协筹备会将发一宣言，表明我国之立场。此稿已由常委会通过，周恩来即据此而为说明，以齐各方之意见”。在这一段日子里，文代会、教代会都在筹备，都规模空前。为协商出席新政协的代表，时间非抓紧不可。我父亲不善于推托，开了这个会又赶那个会，在他的日记上，为了分辨哪个是哪个，我真费了不少眼力。九月十七日下午，在勤政殿开政协筹备会闭幕大会，“通过各小组所拟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即可提交将来之正式会议。又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这一段新政协的筹备始末，是我从父亲三个月头绪纷繁的日记中归理出来的，采用了摘抄的办法。因为不在父亲跟前，我没法穿插些自己的亲见亲闻，结果像流水账似的，看来是失败了。九月廿一人民政协开幕，十月一日开国大典，那十一天，还是请读者诸君劳神，看《北游日记》片断之二的最后六面吧，我父亲写得才热闹呢。

　　在这九个月里，我们收到母亲的信比父亲的多，也比较详细。从信中我们知道，两老在六国饭店住了一个多月，大军过江后，于四月廿五搬到东四二条教科书编审会办公室暂住；到八月廿八才搬到东四八条的一座四合院。那一天的日记上父亲记着：“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璃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云彬先生家、彬然先生家住的东屋和西屋，使我父亲心里更不舒畅。到北平不久，母亲在信上说通过组织，与至诚已联系上了，在江北某地。已命他等上海一解放，立即给我写信。也是一封密信，怎么措辞的我记不得了，既着眼于保密，这段话大可不提。上海解放，我们家在苏州河北，比河南晚解放一天。我一天一封，一连写了两封信，详详细细给两老做了报告。母亲来信大大夸奖，说给上海去的朋友们传观了，有人甚至说看了如身历其境。真有那么好吗？我说让我自己再看看，母亲回信说不知传到谁手里了，找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