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名绍鏊字恪成别名却尘，幼年4岁丧父，在母亲的教诲下长大成人。我祖母喜阅读历史故事，凡有关古人可歌可泣的故事，往往垂涕而道再三反复，我父亲所受影响极深，他的人生观就此有不做圣贤便成豪杰的愿望，特别慕范文正公的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深深印在我父的脑海之中，成为他数十年来为祖国为人民工作的准则，且以此教育我们子女。

　　1902年我父与柳慰高（即柳亚子先生）是同班同学，当时他16岁。他们在课余假日经常谈论国家大事，痛恨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丧权辱国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由于志同道合，他们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愿望，即放弃了理化研究考入了江苏教育厅所办的法政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在亲友支持下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三年苦读，1911年毕业归国，正值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他随即开始了政党活动生涯。

　　当时他醉心于旧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辞去都督府的官职而竞选国会议员，当选了众议院议员嗣又应选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的政治漩涡，直至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时为止，11年之间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他总是参加在左派里面，他曾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张勋复辟、段祺瑞的伪安福国会和徐世昌的伪政府，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和非常国会，参加七总裁时代的正式制宪国会（那时孙中山先生也是七总裁之一）。1922年我家定居天津，他奔走四方，号召反对地方北洋军阀如孙传芳辈，又参加省宪运动，要求军阀交还政权给地方人民，并和浙江的褚辅成、沈钧儒互相呼应，又和国民党的地下省党部柳亚子、侯绍裘等密切联系，组织新苏公会和三省联合会（苏浙皖），以打击孙传芳，接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料北伐军才渡长江，而蒋介石已背叛革命，号称清党，屠杀青年不可胜数，侯绍裘被杀，柳亚子亡命国外，从此我父反蒋到底，每一次倒蒋运动都一定参加、唯恐不及。

　　1927年大革命后，他从上海内山书店购得日文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全集》等书。闭门研读一年有余，使他思想产生激烈的变化，从那时起才树立了他新的革命思想基础——认为唯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1933年，他结识了黄申芗同志，要求黄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父亲像换了个人似的，朝气蓬勃地在党的领导下任劳任怨，不畏艰险，为革命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我父亲幼年体弱多病，他在日本留学时见到日本学生健壮的体质很羡慕，知道没有健康的体质要坚持学习求得上进是难以支持的。因此他千方百计求教相式太极拳专家，学习了太极拳及剑术以锻炼自己身心，始终不懈怠，甚至被关押在国民党的拘留所的斗室之中仍坚持练太极拳。1965年小中风后还继续每天把太极拳的锻炼坚持了下来。

　　他平时在学习上经常教育我们子女“学到老，学不了”，“学无止境”的道理，并说无论工作学习锻炼都必须有坚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否则将一事无成。他自己在学习及工作中始终遵守这条原则，例如他在50多岁时为了工作需要学习英语及俄文，在短短一二年中已掌握了会话并可以阅读英俄文报刊。许多报刊内容对革命工作有很多参考价值，他每晚除工作外经常学习到深夜。

　　父亲与马叙伦同志发起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参加民盟、民建的领导工作，又带头参加如反对警管区制，反对伪国大，反对特务暴行，反饥饿反迫害等斗争，他主持了其中许多次集会，作了鼓舞人心的讲演并负责筹集民主促进会和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由毛啸吟、徐雪寒办了以私人出面经营，实际是地下党秘密投资的银行，由周倬民和许大汇经营盐务业和家具店，以及曹鸿翥的古画店等，既作为情报的联络站、密谈场所，又使活动经费的来源源源不断，父亲对经费的账目往来清楚，并由地下党组织批准备案。

　　父亲对党组织布置的任务，总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他还负责宣传工作，我记忆中家中经常送来不少宣传品及小册子，他总是亲自审阅，然后通过各条线来取再分发出去，还亲自刻蜡版，我和我堂哥王辅弼亦帮忙刻过宣传资料。他善于诱导进步的青年学生，经常同他们交谈革命理论等等，对我亦时常谈苏联十月革命等革命理论至深夜。当时我经常接触的有余森、金孟、刘峰、金若望等进步青年。我父参与创办《文汇报》和《萌芽》等进步报刊，并向鲁迅等进步作家约稿，这些对文化教育界有极大的影响。

　　党的地下组织交下收集敌伪情报的任务，我父亲通过关系设法使陈锟等青年打进敌伪特务组织，如伪国际问题研究所、警备司令部，如此可随时获取情报转送地下党组织，还有隐蔽在伪招商局的一位同志，由我去取情报并送交两个地方。这样我们地下党能知己知彼、适时应变为革命服务。

　　我父亲为人耿直、慷慨、诚恳、平易近人，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总见到他乐呵呵的，从未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可见他对中国革命成功的信心。他对我们的教育是既严格又能让我们自由发挥自己的特长，并教育我们对革命工作要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心，任何时候不能为困难所吓倒，只要发挥群众的智慧，没有不能解决的困难。他又说“人决不可存在丝毫私心，革命工作必须忘我，一心为国家着想，为苦难的人民所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解放后组织分配他到财政部副部长等领导岗位，他即对我及亲友说：“你们别来找我替你们安排工作，除非通过组织，根据你们本人的能力才对。”这点他是以身作则来教导我们的。

　　我们永远牢记父亲不计个人的名誉地位，为党为革命勤奋地工作，从不依赖父亲的地位，这是和父亲的教育分不开的，我亦将以此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为新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坚持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