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五月中，民进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父亲口述了一封给全体代表的信。老人家说，他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几年来视力听力越来越衰退，已不能参加民进的活动，这是严重的失职，恳求代表会议免去他的职务，希望能得到各位代表的谅解。民进的这次代表会议住的是京西宾馆，六月初我就去了。事实摆在那里，对父亲的这个请求，没听说有哪位代表持异议的。我请示主席团，开会期间如果哪天天气还可以，我回家去把父亲接来，在会场上露个面，好让他有始有终，向代表们告个别。大家都说好，把这件任务交给我了。六月九日是全体大会，天气特别好。我清早起来，打电话通知兀真，让她给爷爷做好出门准备，一个小时后我到家去接。老人家由我和兀真扶持着，坐上了汽车，跟我说：“去告个别倒也好，省得许多人散了会来看我。可是叫我说些什么好呢？”我说只要问个好，感谢大家同意了自己的请求，就足够了。老人家还闭着眼睛，一路苦思冥想。

　　京西宾馆离八条实在远，汽车开到会场前，会已经开了。主持人在台上一宣布，就有许多人拥出来迎接。在一片掌声中，老人家被拥上了主席台，拥到正中间空着的那个座位上，他扶着桌子站着，等掌声渐渐停止，才坐下来。主持人拿着话筒说：“请叶圣老，我们的主席给我们讲话。”侧身把话筒交给了我父亲。老人家向大家问过好，表示了感谢，还加上了四五分钟临别赠言，中间背诵了两句古文。讲话中夹杂文言，不熟悉的人是很难听懂的；老人家一字一顿，背诵了两遍，场上的人，包括我，都瞠目相对。好像只有赵朴老听明白了，是《礼记·大学》的两句像绕口令一般的话：“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要自己做得到，方可要求别人；要自己无问题，方可指摘别人：这是指道德品质方面说的，不包括智力和技能。老人家在临别赠言中提到这两句话，也许为的提倡“从我做起”吧。

　　我父亲讲完了，主持人说叶圣老语重心长，要大家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于是暂且休会。父亲不知握了多少次手，才挤出了会场，上了汽车，由兀真陪着回家。中午打电话问兀真，说老人家情绪还可以，身体也无问题。父亲加入民进，是“文革”前夕的事（编者注：叶圣陶于1963年加入民进）。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当选中央副主席（编者注：叶圣陶在1979年民进四代大会上当选为民进中央副主席，1983年11月民进五代大会上继续当选民进中央副主席）；次年八月，主席周建老逝世（编者注：周建人于1984年7月底逝世），经各位副主席协商，我父亲暂时任代主席（编者注：叶圣陶任代主席是在1984年9月）；在十二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去掉了“代”字。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又加了“名誉”两个字。一直到逝世，老人家仍是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中央文史馆的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