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是上海乃至整个原沦陷区民心向背转折的关键一年。在亲历者、著名党史学家金冲及先生的回忆中，“这一年，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上海的人心变化也实在太大了。”（金冲及：抗战胜利初对我影响最大的三种杂志）。国民党从被视为正统、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最高点，到人心尽失；中国共产党从不被人们了解，到“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场关系民心转变的关键战役中，六二三南京下关事件无疑是关键的一环。李维汉回忆说：“这次上海和平请愿运动和‘下关惨案’，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因为在沦陷八年以后，人们渴望和平，有些人对蒋介石假和平的手法认识不清，仍有幻想。通过这次事件，由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自己教育了人民，打破了人们对他的幻想，特别是对中间阶级的人们，有着重大的教育作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在内战爆发前夜，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五万群众欢送马叙伦等代表晋京请愿，要求和平，却在下关车站遭到冒充“苏北难民”的特务暴徒围殴四个多小时。消息传来，上海人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纷纷以各种形式声援代表。在地下党的组织下，人们通过《文汇报》副刊《读者的话》开展慰劳和平代表的“和平献金运动”，在持续的二十天里，捐款174笔合计一千余万元，刊载了162封捐款者的来信，声援和平代表，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内战、独裁的真面目。由于其持续时间长、来源广泛、内容丰富、集中鲜明，其版面内容超过同期《文汇报》对六二三的其他形式的报道，表达出各界群众的心声，引发了空前的共鸣，从而将国民党内战阴谋的真相深深烙印在上海人民心中，有力助推六二三反内战运动扩大战果。

6月28日《读者的话》刊登的和平献金运动

　　一、和平献金运动的主要过程

　　下关事件发生当晚，《文汇报》驻南京记者冲出包围圈发回消息，刊载在当夜印刷、第二天清晨面世的6月24日《文汇报》头版。消息虽然不长，但立即引发读者投函表示抗议和声援，其中两封来信，主动捐款各10000元。（当时物价水平，可以以一份广受欢迎的进步期刊《民主》周刊定价500来做参照。）6月25日清晨面世的《读者的话》刊载了这两封信，当日又有更多读者来函捐款，当日共收到7笔合计235000元，是第一天的十多倍，26日又再翻了一番。此后读者捐款迅速增多，随着29日代表回沪，日捐款达到高潮约200万元。直到7月14日，马叙伦雷洁琼在《读者的话》发表感谢读者的信，将献金移助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止，共计10047980元。

　　二、和平献金运动的主要特点

　　一是参与广泛，各个阶层的团体、人民热情参与，涌现出很多感人事例。

　　他们或以个人身份署名，或数人、一群同业联合署名，或以职业工会、学生团体等各种团体的形式组织参与：普通市民，医生护士，大中小学生，学校教员，工会工友，电车工人，排字印刷工人，唱片公司职工，铁路码头工人，电车工人、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工友，失业工人、失业女工、失业童工，金融业员、银行职员、钱庄职员、保险业员，商店职工，药店店员，酒家职工，电话局职工，报刊摊贩，文具掮客，馒头摊贩，以及消防队员，警察邮员，还有家庭妇女；上海三区百货工会、沪东职工争取和平促进会、印刷界和平民主促进会、上海新书业同人联谊会、南京青年互助会、电力公司产业工会、自来水公司产业工会、罐头食品制造厂产业工会、杭州邮务工会、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上海金融业同人和平民主促进会、益友社、民主建国会等团体……几乎遍及了所有行业、阶层。从捐款金额上来看，个人捐款，金额大的有一万，个别达五万、十万、二十万元，但更多是小额，几千、一千元甚至两百元；一群同业凑出几千一万的情况很多，人均几百元；团体募集几十万、十几万、几万，这大多也是每人几百一千的凑起来的。其中最多的是纺织业工人团体合计捐款26笔共1989575元，整个活动中所有捐献中最大的一笔，是申新六厂工人百分之八十的工友捐款489250元，比第二大的一笔，浙江实业银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等六大商业银行同人215人捐出的429000还多。金融保险业大小银行、钱庄、团体联合捐款9笔合计1091200元；上海市三区百货职业工会永安、新新、先施、国货等9个分会（每个分会有数百人不等）参加了活动，共捐款1050580元；文化教育界人士、广大师生捐款24笔合计1161300元……

　　总的来说，这些捐款绝大多数来自生活贫困的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以银行业为例，当时参加职工团体的极少有经理、副理、襄理等高层人士。虽然捐款金额虽然不大，但考虑到当时上海人民的生活困苦，加上同时开展的还有救灾、救济等活动，这一金额还是相当可观的。

　　此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感人事例，如一位“天天忙着料理家务”的“旧式”的家庭妇女送上金戒二只，委托义卖；一位从事新书业的“老人”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书籍无法出版，只好干回抗战期间的老行当——文具掮客，这次即以自己墨水掮卖挣到的钱赠出；一位教师捐出了自己刚刚从教育局领到的“尊师金”；上海电力公司用户部铜匠间的工人们捐出了他们刚刚领到的五个月的工资调整37700元；一位市民高敬久除去捐款外还寄来几张漫画，“如录用，稿费请并转捐款。”一群小学生省下早餐费，各同学50、100，这样捐集拢来共计法币18350元；一个南通的叫做李敢的小学三年级学生捐出200元，他父亲以拉车为业，生活不易，但却还是为抗战胜利高兴，“可是自从昨天我到舅父家去，偶然看到一张《文汇报》以后，我只觉得我已不如一分钟前那样快活了。我开始沉默了，我好像忽然长大三四岁似的”；一个从事为西人服务的行业的“西崽”献金一万，他说虽然“被人目为洋奴”，但也有“清醒的头脑”和“纯洁的良心”反对内战，不做新亡国奴，要沿着鲜血的路标前进。女画家宋蕴（即宋亦英，新中国成立后曾为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总体设计芜湖铁画《迎客松》）此时穷困失业，想来想去，决定拿出自己不肯送人的画作和同乡名画家赠她的作品义卖；上海电话公司汾阳路分局同人来函说，当他们在向同事捐款时，有西人某女士听说是为慰问下关被殴和平请愿代表、作医药金费用，也深表同情，自动捐助三千元表示敬意。一家小型纱厂——更新纱厂全体职工捐出他们的工资：全体女工33人献71000元，十位男工们献双倍63000元，六职员献110000元，合计244000元，如此尽力捐献，“因为他们与她们懂得物价的高涨，是由于内战的缘故。”失业工人、失业童工、失业女工都有捐献，沪西四厂及失业女工献金171200元，其中40位失业女工捐献40400元，丝毫不落人后。同时大家也没有忘记其他需要救护的人士，如赠给被打记者摔不坏的笔和表，尤其是关心六二三当天被捕的工人纠察，周建人为此专门撰文，大家纷纷捐献和声援；此外还有其他救灾救济，如平民医院职工病人多人集款救灾；为和平献金运动捐款五万的万瑞珏先生为救护科学家高士其又捐赠五万；上海金融业同人和平民主促进会不仅送来献金，还列出了6家钱庄银楼总计114人每人的名字，以自己的姓名公布为代表后盾，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需要勇气的。

　　二是来信内容主题集中，言语直接，旗帜鲜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1946年6月25日《读者的话》上刊载最早的慰问代表献金来信

　　最早的两封来信，即已表明了大家的共同心声。第一封信侧重表明悲愤的直接感受：“看到今日报上说反内战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等诸先生为呼吁和平赴京请愿，而被所谓‘苏北难民’痛殴之消息，心中非常愤怒。在堂堂国府所在之地，居然有这种暴行发生，这还成什么国家？主张法统的好汉，到哪儿去了？”他们捐款以慰劳代表，并“盼先生能在报上呼吁，反有良心的，不愿做自己人的奴隶的，都应该来慰劳这几位受伤代表的”。第二份侧重说理，号召群众认清现实，起来反抗：“事实明显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国家，已快被那些反奴为主的公仆们又拖上灭亡之途，我们这些身为主人翁的老百姓，实在不能再沉默了，我们应该拿出主人翁的威慑来，以行动来遏止那班疯狂者的阴谋。但不可否认的，有一部份认识不清的人，还自甘受愚。盲从的相信着那些谬误的宣传，认为‘共党’确是无恶不作，非彻底削平，不足以‘兴国安邦’，因而受了利用，无形中做了那些好战者的帮凶。……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努力争取他们，使他们明白：中国只有和平团结，才有出路。”此后的来信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大致都在集中这两个方面，通过不同的主体的各自充满感情的呼吁，不断加强反对内战的悲愤、激越的主旋律。

　　来信开头往往从代表被打说起，充满了朴素的推理和动人的感情：马叙伦先生等代表着千千万万人民要求停战争取和平的使命，冒着炎暑，晋京请愿，在下关遭所谓苏北难民的有组织围殴长达五个小时，“这野蛮的衣冠禽兽，把手无寸铁的人民的代表打的晕的晕，重伤的不能动，流血的流血”。消息传来，大家都感到悲愤交加，满腔愤懑，“写信的时候，手已经发抖了，心里好像马达一样地跳动，眼睛也湿润了。”“胜利以来，物价仍在高涨，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如果再不停战，通货将更膨胀，农村更加荒芜，工商业更加凋敝”“人民要‘和平’是错的吗？”“国家的体面何在！政府的威信何在！人民的保障何在！这岂是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所应有的事，这岂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民所能忍受的事！”“我们热血澎湃，几欲随怒火一起喷射，我们的眼泪已经烧干了，我们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准备任何一切牺牲，来抗议这种无耻，下流，畜生似的暴行！”

　　来信声讨国民党罪行，洋溢着激烈的爱国热情，内战危亡的清醒意识，体现出抗战胜利后的民心反战是人民的共识。他们质问“人民为国家主人，今人民代表被殴受屈，亦即全国人民之耻，主仆不分，法纪何在？”，不断唤醒人民世纪的潮流席卷之下的中国人民的主人公精神。他们追问：“所谓‘苏北难民’的幕后牵线人到底是谁？……倒底谁是好战份子？谁想破坏和平？谁在轻视，欺骗，压迫人民和不管人民死活？谁在厉行恐怖的反动政策？”直指国民党的伪装。针对国民党当局污蔑人民代表是假冒代表的谎言，他们说：“他们是不是人民的代表，有那天到场的五万人民作证，不容少数人肆意诬蔑的。”他们是“自己一家五口的代表”，“是我们全上海市民的代表”，“代中国人民受难”、“为中国人民流血”。“这次人民代表遭受到不法的辱打，无形中即等于用棍子殴打了我们四百万市民的心上身上，也即是殴打在我们全中国爱好和平的人的身上，我们一致受到了耻辱，更要把心和力打成一片”。

　　他们警告反动势力，“人民的行列越打击是越庞大的”。正如上海三区百货职工会新新第二分会来信说的那样，“‘打’并没有吓退我们，却反而把一些甚至没有参加游行的也激动起来了，今天我们新新百货职工献金的人数比游行时还要多”。他们正告反动势力：“好战份子想用恐怖手段来捣乱和压制反内战的潮流，但是没有用的，它等于加紧的在警醒沉睡的人民，加强人民反内战的意志。谢谢这几位天才的先生，赶快再来几个这样的教训，使民主，团结早日实现，反动势力早日溃灭！”

　　最后，他们再次表达对受伤代表的慰问，“奉上小数金额”，“请代转交受伤诸代表，聊表我们慰问和敬意”。“区区之数，尚不够‘大人先生们’一天抽烟之用，但我们是曾付了血和汗的代价才换得来的，惟有用我们的血和汗，才能医疗马先生们的创伤，也惟有用全国人民的血和汗，才能把反民主，反和平的魔鬼们打倒”！他们祝代表们早日康健，继续为和平奋斗，“我们誓为后盾，为和平民主的中国奋斗到底！”

　　三是运动体现出两条路线斗争之下的上海人民生活的真实场景。

　　读者的信真切地反映出他们实际生活的困苦情境：经历了抗战期间艰辛忍耐盼来的胜利，却成了国民党腐败劫收的狂欢，内战阴云之下，物价飞涨，钞票贬值，粮食奇缺，主权丧失，百业衰败，生活艰难……人民生活和国家民族即将被内战拖入万劫不复之地，人民无不痛心疾首；在群众中间，《文汇报》《民主》《周报》《文萃》《昌言》等进步报刊深受欢迎，各种争取生活利益、追求和平民主的人民团体纷纷出现——一切一切，显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越发激烈，预示着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即将一个接着一个到来。

　　来信（包括副刊中一些非献金的来信）中反映出两条路线剧烈交锋的真实细节：参加游行的群众被解雇，游行中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被扣着不放，还有主持反内战大会的林汉达教授遭到通缉，不得不隐蔽起来。有参加献金的警察反映：某某分局局长训话说近期马叙伦要带领上海群众暴动，要他们做好牺牲的准备。……特殊分子干涉阻止献金，派人到工厂监视工人们的谈话和通信。在学校，特殊份子撕毁张贴的揭露真相的进步报刊，殴打进步学生。他们还威逼工人将“反内乱”标语贴满大街小巷。徐州，常熟，宜兴，……到处都有镇压人民的血案出现。编者在28日刊出的一封短信的末尾的按语点明了当时的险恶环境，他说“金人与先生：你的文章太好了，也太痛快了。我一读一击节地读完了，再四迟疑，却终于不得不加以割弃，只登了右刊的一个尾巴。限于篇幅，这儿几乎所有的来函都经过删削，但读到大作，我怎么也下不了手。你的狂怒，你的强烈的正义感，我相信可以和一般正直的人们共呼吸。但如果登出来，在据说‘主席四项诺言早已实行’的今天，我真不敢想象那结果。大人先生们不肯说真话，更不爱听真话，我们也只能适可而止。你看了报没有？‘苏北难民’现在各处都有了组织，声势也更大了。编者”。

　　即便如此，很多来信依然旗帜鲜明地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舆论封杀针锋相对：苏北群众来信表示苏北人不想内战，“抗议假借民意”；邮政员工表示严厉警告当局“强奸邮工意志，假借邮工团体名义，列入反动阵线”；警察表示我们是人民公仆不愿助纣为虐，“希望全国市警察同志们要以不偏不倚公正态度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誓死为反战和平而奋斗。”

　　一切证据表明由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内战已不可避免，但党在此过程中依然表现出了和平的诚意，表现出了克制。一位作者在提出“按照许广平先生的说法罢工罢市”之后，第二天刊出“经过编者调查许广平先生未有此语”，这或许和党的“不提过左的口号”有关，和当时的斗争环境有关。由于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此时国民党尚不敢完全撕毁和平的假面目，虽然多番暗中阻挠却也无可奈何，这或许也是这些尖锐发言能够最终面世的主要原因。怀恨在心的国民党反动派借7月12日刊登两封警察来信（一封呼吁善待老百姓，为下关事件鸣不平，一封为要求夏季制服免费）做把柄，要求编者交出投书警察的姓名，被拒绝后以“捏造警察名义，混淆社会视听，意图破坏公共秩序”为名勒令《文汇报》自18日起停刊一周。此举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文汇报》报的同情，复刊后的《文汇报》愈加坚定抨击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有研究认为，正是包括上海人民在内的国内外对内战的激烈反对，影响了国民党正式开展全面内战的进程，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三、和平献金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是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抓住了和平这个民心所向的时事焦点，以内战对人民群众生活的恶劣影响、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破坏作用作为反对内战的出发点，充满着对人民反战力量的赞美、团结、动员，充满着爱国救国建国的激情，同时没有过激的口号，有效争取了中间力量。

　　二是平台影响力，作为深受地下党影响的进步报纸，《文汇报》把党的正确主张传递给人民群众，深受人民欢迎；《读者的话》一贯有和读者紧密联系的传统，致力于揭露国民党法西斯暴行，作风泼辣尖锐，很好发挥了阵地作用。

　　三是编辑的努力，编辑通过街头人语栏目、逐日和平献金报告、拟定大小标题的形式适时引导、推动，用语简洁辛辣，充满爱国忧民情怀，能够引发共鸣；不少来信后加以诚恳的按语，还专门撰写了对读者的反馈，开诚布公表明态度，一分一毫说明捐赠去向；不以金额微小而省略，如有错漏即刻更正，体现了对读者群众的尊重；注重宣传规律，编排集中而辅以各类信息和专题组稿，有效增强效果又避免同质化，体现了很强的职业素养，更体现出主编柯灵先生等的热爱群众、服务读者的出版家精神。

　　四是中共的组织作用，体现了党在放弃武装起义解放上海的方针之后大半年来在宣传、组织、统战等各方面工作的成效。这一时期，经过抗战胜利大半年来的发展，地下党在各学校、工会都有了组织，其领导的人民团体取得了优势地位。当时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回忆说，“我们根据中央关于‘不要提出过左的口号和行动’的指示，决定通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立即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欢送代表和举行游行示威，以造成广泛的群众运动声势，扩大影响。”（刘晓《关于“六二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的一些回顾》，《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在这时期，我上海党在群众斗争中不断壮大，到一九四六年底已发展到5000余人，在下层已进一步控制了工会、学校，并使主要工会（产业、市政、百货、电力等）及学生联合会都为我所掌握。”（参见《刘晓关于上海党的工作的谈话》，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3期））研究显示，中共上海工委主要负责组织领导和上层统战，上海地下党则负责组织动员基层，“发动各界群众慰问受伤代表”（朱益飞：《中共中央南京局与“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始末》，上海党史与党建2021年第6期）。和六二三游行一样，无数人民群团的参与，应当是党的组织动员的成果。如在一篇献金来信中说“本市六大商业银行同人为响应上海金融业同人和平民主促进会举办慰劳受伤代表献金”，可见这一党领导的行业团体做了组织工作。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一运动表现为最先是由读者群众自行发起的，由编辑敏锐捕捉并予以推动，同时由地下党进行组织发动群众参与。由于水平所限，笔者没有发现地下党是如何具体组织这一运动的直接材料，但在参加者署名中，一些地下党员名列其中（如参加酒菜业团体捐赠的人的署名中有甘田的名字，他是党在这一行业中的负责人之一；一群职业青年中有姚良如、金炳鑫等人，他们是党领导的糖、海味、北货、桂圆、水果地货、水产六业职工团体成员，也是以职工代表身份加入民进的会员），相信假以时日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或许也可以说，人民的声音是最好的宣传。在这场关系人心转变的关键之战中，党领导的舆论战争的经验——抓住时机围绕人民关心的主题开展密集宣传，适时推动群众主动参与宣传；引导群众从各自现实生活角度发声；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密切配合……这些宣传领域的“人民战争”经验，依然可以为今天的宣传思想工作所借鉴。　

7月14日《读者的话》刊登的马叙伦等函谢各界的信和和平献金结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