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住在马迭尔旅馆。当天，也通知我从总工会搬到旅馆，与他们住在一起。

　　1948年10月8日，东北局负责人拿着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来征求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和我七人的意见。

　　李德全到哈后，补发给她一份《草案》，与我们一起阅读和学习。10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东北局负责人：照中央8日所发《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材料的第二项，提出七个党派及团体参加新政协的名单。请向各党派在哈尔滨的代表声明，中共所提的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增减和改动。关于新政协参加者的范围必须照《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第二项所提出的原则，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10月21日，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举行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两位东北局负责人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及我共十人。东北局负责人正式宣布这次座谈会由我们十人组成，以后如有变动，临时再议。会上，我们民主党派代表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建议，但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

　　座谈会讨论了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大家不免联系旧政协进行对比。在座同志中，沈钧儒是唯一参加旧政协的民盟代表，大家当然先请他发言。沈扼要地介绍了旧政协召开的过程，以及在旧政协会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情况。他说：“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在美蒋勾结下，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都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又说：“尽管如此，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加进步。”

　　接着大家发言，颇为热烈。其中特别是谭平山的发言较有系统。他强调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他谈道：“当前有些人却以为这是旧政协的还原，一心以为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旧政协现在重新恢复过来了，其实新旧政协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美帝还装着盟国的姿态，马歇尔还能装作举足轻重的公证人；国民党还以中国第一大党自居，蒋介石俨然是旧政协的中心；真正能够代表民主精神的国民党民主派被排斥在旧政协之外，特别是蒋氏利用旧政协开会期间调兵遣将，与美帝政治欺骗配合，一到时机成熟，他们就破坏旧政协，显然是一种有阴谋的行径。”

　　谭还说：“现在中共号召的新政协，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决不允许反动分子参加。美蒋已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当然不能参加，也不容许插手。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社会贤达所组成的。新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决不是旧政协连欧美旧民主都不如的政纲。同时，这个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由于谭提到领导问题，我补充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新政协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必须根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唯其如此，新中国才能强盛，孙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得以真正地实现。”

　　10月23日，举行第二次座谈会。我们八人除同意中共所提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外，经过酝酿，一致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编者注：民进的王绍鏊提出了这一条建议）；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民主人士”二单位分别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将无党派民主人士单列一单位。对于筹备会召开时间，同意半数以上的代表到齐后举行，地点在哈尔滨，筹备会组织条例，同意由中共中央起草。

　　11月3日，中共中央就我们八人在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时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答复。关于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单位，中共同意我们提出的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可改为“全国教授”，但仍应以平津教授为主要代表，因南方城市尚待解放；“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可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人物仍应以南洋为主，因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号召者最广最多。在筹备单位中，同意加上致公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两单位。这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共有23个单位。关于各单位人数，提议每单位至少一人，至多四人。其确定数目与人选由各单位提出，筹备会各单位协商定之。筹备会组织条例，俟上述各点取得各方同意后，由中共起草，各方审阅，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

马迭尔旅馆会议室（场景复原）

　　由于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参加新政协的范围问题，发言非常踊跃，会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致主张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并同意中共中央10月15日给中共东北局的电文中提到的“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意见就分歧了。例如某两个组织是否参加的问题，有的认为可以参加，有的认为不能参加。谭平山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能弃暗投明，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在言行上有积极的表现，也不能参加新政协。我想起同冯玉祥、何香凝的接触中，他们都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李济深不久前的来信中更是着重提及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与蔡廷锴、李德全三人都认为是否准许这些组织的人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议；沈钧儒也作了补充发言。中共中央不但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在原协议草案中增加规定：“留待筹备会最后决定。”并在以后的商谈中又加了一条：“此外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这就是给国民党开明人士及其他方面的进步力量开了大门，留有余地。这是新政协获得大团结成功的非常关键的一条。

　　11月15日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东北局负责人与我们就中共中央11月3日给我们的答复进行商谈。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并提出新的两点建议：（1）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人数六名；（2）如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11月21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我们上述所提的两点意见。

　　其间（10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东北局负责人与我们八人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文件转发给他们。电文中说：请你们接到该项文件后，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1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11月20日，潘、连致电中央，报告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情况及提出的意见：

　　1．有人提出，民社党革新派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与会者均不赞同。2．有人提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人员中，如有赞同三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并见诸行动者，似应准其参加新政协。3．有人提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文协大多数理事均在国统区，且多系蒋系人物，无从推派代表，仍以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中提名较妥。4．有人提出，华侨民主人士中各阶层都有代表参加筹备会则更好。5．有人提出，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哈尔滨方面征询意见。6．有人提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似应列为一个单位。与会者认为，梁先生个人参加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组织不应列入邀请单位。7．有人提出，华南各省游击区人民武装有数万人，有斗争历史（如琼崖、东江等），似应列为一个单位。8．有人认为，国旗、国歌应事先研讨准备。9．关于共同纲领草案，各党派正在研讨中。对以“新民主主义”为今后建国最高指导原则问题，民革方面有两种意见：一种赞同，一种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民盟方面有的主张用“人民民主主义”，有的主张用“民主主义”，不必加上“新”字，但大多数意见均赞成“新民主主义”。

《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以后又经过几次座谈，并结合香港等方面讨论的情况和意见，于11月25日，中共中央由东北局负责人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李德全和我八人，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商定的主要内容有：（1）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号召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共23个单位组成新政协筹备会，每单位参加人一至四人，会址设在哈尔滨；（2）参加新政协的单位预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等共计38个单位组成；每单位代表人数为六人；拟在1949年召开；（3）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各项专门问题。

　　11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致电中共上海局，将我们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各项意见转告他们，并将东北局负责人代表中共中央与我们八人11月25日商谈的共同协议转发给他们，供其研究并据此转告各有关方面。至此《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讨论胜利结束。我们为能光荣地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做出成效，感到无比的兴奋。现在参加这次商谈的十位同志，九位已经作古，我是唯一的在世者，对当年参加这次商谈的同志尤为怀念。

　　（本文节选自朱学范著《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作者朱学范时任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系新政协筹备会代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后曾任第五至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邮电部部长，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