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编辑出版家、文学家、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叶圣陶先生的至真至深的家国情怀、达己达人的崇高追求、富有远见的教育思想、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陶钧万物”的人格风范，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报今日特刊登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郭戈的文章，借此表达对叶圣陶先生的崇敬与怀念。

　　叶圣陶（1894—1988）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是具有智者风范、仁者襟怀且知行完备的“圣人”。他身边的同事、与他接触过的人，都高度认同这一点。著名诗人臧克家曾说过：“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著名散文家张中行在《叶圣陶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古人云：“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圣陶”一词取自古书中“圣人陶钧万物”，“圣人”用在叶圣陶身上，毫无违和感。

　　叶圣陶的一生成就很多、贡献很大，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新中国教材事业的奠基之功、开创之业、探索之果。在纪念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略举几例，以表其功。

一个任职——

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师北平香山，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帷幕。为全国中小学秋季学期提供符合新政权要求的教科书，无疑是建国大业的一项重要工作。3月18日，叶圣陶与傅彬然、宋云彬、王芸生、陈叔通、郑振铎、曹禺、马寅初、柳亚子等知名人士，从香港启程经过山东抵达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商讨新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大计。其中，叶圣陶、傅彬然、宋云彬等人还背负着一个重要任务——主持筹建全国性教材编审机构。4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一则消息：“华北人民政府为适应工作需要，决定在教育部领导下，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并聘请叶圣陶为该委员会主任；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金灿然为该委员会秘书主任；傅彬然、宋云彬、孙起孟、王子野、孟超、叶蠖生等六人为该委员会委员。”由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于是这个组织机构挂靠在华北人民政府，实际上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

　　在随后3个月的时间里，作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领导的这个机构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科教科书的编审工作，主要是对当时已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作了全面修订和审读，并新编了部分教材，其结果就产生了《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1949年7月6日），由中宣部印发各地教育行政机关供选用，从而为当年秋季全国中小学如期开学、学生正常上课提供了基本条件和重要保证。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叶圣陶立下了首功。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叶圣陶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继续从事教育图书特别是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直至“文革”爆发。其间，他主持编出了3套统编教材和首版《新华字典》等书，为新中国教育和编辑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深深地影响了亿万学子。说叶圣陶是新中国教材事业的领导人不二人选，说他功不可没、厥功至伟，一点也不夸张。

一次定名——

改“国语”“国文”为“语文”

　　叶圣陶是个谦逊的人，他在其九旬祝寿会上讲过：“大家都好心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就学科而言，叶圣陶对语文的贡献最大，甚至被誉为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师”。新中国成立之初，叶圣陶既是教材建设的领导者，也是大中小学语文课本和课程标准编写的主持人，尤以改“国语”“国文”为“语文”最为引人瞩目，且对国人的影响最大。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文教育，只是语文在学校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作为一门文史哲综合性的学科进行教学的，学的是“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文选读本。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才有“国文”一科，但教学内容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高唱“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于是教育部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小学学的叫“国语”，中学学的叫“国文”。1949年全国解放，课程要改造，教材要新编，主持这项工作的叶圣陶又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称作“语文”。

　　1950年7月，由教育部、出版总署共同发布的关于全国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中，第一次公开出现“语文课本”的字样。率先出炉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均由叶圣陶主持编写和审定，新华书店1950年8月初版，并从1951年开始被确定为全国初、高中语文科唯一推荐的全国通用教科书。同时，教育部颁布《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0年7月《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中还称“小学国语”）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也分别提出了“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课程方案。《小学课本语文》1952年5月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因为当年进行学制改革，实施了新的小学五年一贯制。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中宣称：“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十几年之后，叶圣陶本人回忆说：“‘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由此可见，“国文”“国语”改为“语文”是在叶圣陶亲自操持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着手启动，于1950年夏编出相关教科书，并由官方机构正式发文作出的决断。从此以后，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语文”二字也成为学校教育乃至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正式称呼、日常术语。与此同时，“国语”“国文”的概念就在国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会提及它。也可以看出，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编纂对术语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叶圣陶之子、著名出版家叶至善曾说过：“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国文’，应该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绝不能看作仅仅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

一套教材——

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

　　1953年5月1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作出了“重视教材，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的决定。于是，在中央直接关怀下，由中组部负责，很快从京沪等地调来了大约150名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编辑，充实和加强人教社的编辑和领导力量，为1954年开始自编成套的中小学教材做了组织准备。

　　随后进行的教材会战是由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教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叶圣陶负总责。按照预定方案主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编订各科教学大纲；第二步，根据教学大纲，新编全部中小学教科书；第三步，依照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又在每册课本编成后同步编写了教学参考书。对此，《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有一个统计：“1954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这是一套全新的自编教材，也是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统编教材，开启了“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时代，即统一由教育部组织编审、人教社编辑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全国中小学通用的教材。而且，通过调人、会战、留人，积累了集全国之力编教材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一批教材专业化人才，也为后来多套统编教材的编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编好这套教材，叶圣陶十分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主持起草了落实中央指示的《关于本社当前任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导的决定》，并且亲自撰写了指导全学科教材的《编辑施工计划》一文，还具体指导中小学语文编辑室制定了《中学文学教材的编写计划（草案）》和《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等。以小学语文为例，“首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把有关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些意见和资料搜集、整理，从里面找到重要的带关键性的问题，加以说明，提出意见，写成一份材料，送有关的同志先看看。接着开会讨论，叶圣陶亲自主持，戴伯韬、辛安亭、吴伯箫、朱文叔等副社长、副总编辑都参加，几位工作有关的同志也参加。会上就提出的问题，一一研究讨论，一共开了8次会，得出了一致的意见。又接着把讨论结果整理出来，向教育部报告请示……讨论结果，整理成一份材料《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一些重要的带关键性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而且指出了解决的途径。有了这个《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工作方向的问题解决了”。

　　这套教材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多的创新和发展。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分编教学大纲和教材，是最大的亮点。从形式上看，所有教材都从过去的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成了简化字；部分课本如中学生物的动物学和植物学，首次设计为精装本；强化教材装帧设计，从封面到课文都增加了许多插图、彩画，并且署名尽量翔实——既有编写者、审校者，也有绘图者、装帧者、书写者和责任校对等。其中，在形式上的最大亮点是叶圣陶果断提出：初级小学语文课本全部采用手写体的形式，一改过去呆板、单调的印刷体，并从上海请来了著名书画家、篆刻家邓散木来京做了全部课文手书体的书写工作，用“波罗”牌钢笔尖（金笔头）和黑色墨水，经过多次试写，用工工整整的小楷，精心写了初小第一册到第六册语文的全部课文，从而使这套课本在形式上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上选材适宜、内容丰富、装帧美观、插图丰富，这套新中国首部统编小学语文课本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就课文手书体这一点，可以说后来的语文课本均未超越。

一篇课文——

《小小的船》

　　叶圣陶一生发表很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儿童文学，也包括为编语文课本而创作的课文，如《开国大典》《可爱的祖国》《小小的船》等。新中国中小学语文课本焕然一新，所有课文都经其手修改过。叶圣陶多次讲过：“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这首儿歌《小小的船》创作于1955年5月9日，是叶圣陶为编写新中国第一套统编小学语文课本而作。当天，叶圣陶在日记里记载：“今日，花费一个多时辰，创作出一首儿歌，自以为得意，录之。多有叠字，多用an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编小学课本，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小小的船》从1956年进入小学语文课本后，便广为流传，由一代代一年级小学生诵读，而且还被谱曲入选了多个版本的音乐教材。叶至善曾对父亲的这首儿歌作了有趣的评赞：“儿歌仅4句，37字，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了50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他曾说，“创作儿童文艺的文艺家，当然着眼于儿童，要给他们精美的营养料”；儿童文学要“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响应，使益丰富而纯美”。他一生关注孩子，探寻孩子的内心世界，用纯真、爱和善意进行儿童文学创作，为孩子们呈现出诗意的幻想和诗化的意境。通过阅读这些儿童文学作品，孩子们可以获取知识，可以锤炼语言，可以丰富想象，更可以成就美好的心灵。

一拨人马——

叶圣陶的追随者

　　要编出好教材，首先得有好编者。人教社成立之初，叶老广罗人才充实教材编写队伍，其中，以力邀同为江苏老乡、曾是开明书店老搭档、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后任社科院语言所所长的吕叔湘加盟最为称道。面对吕叔湘的重重顾虑，叶老语重心长地说道：“任教于清华，受益者不过学生数十辈，来我社编书，受其益者为无量数之中小学教师及学生。”寥寥数语，不仅引入吕叔湘以及魏建功、张志公、曾世英、方宗熙等学术大家参与投身课本编辑工作，而且道出了编写教材的社会意义、重要价值，彰显了叶老心系教育出版、教材建设的大格局、大境界。

　　叶圣陶是新中国教材战线的一面旗帜，在他的感召下，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造诣颇深的学科专家或著名学者、一线名师或教研员、专业编辑或教材编审。这些人主要来自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的编辑和高等学校的学者，还有来自各大行政区和老解放区的“红色”教材专家，既有学科专家或著名学者，又有一线名师或教研员，还有专业编辑或教材编审等。仅以语文学科为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参与其中的有宋云彬、孙起孟、魏建功、朱文叔、孟超、蒋仲仁、王泗原、萧家霖、杜子劲、周祖谟、游国恩、杨晦、赵西陆、刘禹昌等。1950年人教社成立后，到任的有辛安亭、刘御、王微、蔡超尘、隋树森、计志中、黎明、李光家、孙功炎、姚韵漪、张中行、张传宗等。1954年因为国家统编教材第一次会战而被选调到人教社的有吴伯箫、张志公、张毕来、陈伯吹、陆静山、袁微子、霍懋征、董秋芳、刘国正、张田若、鲍永瑞、洪心衡、陈治文、郭翼舟、徐萧斧、周振甫、刘诗圣、钱琴珠、余文、文以战、刘永让、杜草甬、何慧君、梁俊英、庄杏珍、王秀合等。上世纪60年代又吸收了王力、刘松涛、黄光硕、王少阁、朱堃华、陈国雄、徐枢等。正是拥有了这拨庞大的群体，即编舟渡海的“语文人”，才保证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和教参以及诸多语文读物的质量和水平。

第一职业——

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

　　在职业上，叶圣陶先生从事编辑工作时间最长、贡献最大。从1923年年初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算起，一生有60多年致力于编辑出版工作。且不说他创办的诸多刊物、编纂的大量课本和书籍，光是经他编审、编辑的新文艺作品、学术著作、工具书和译著等更是不计其数。在叶老的心目中，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编辑和教师一样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在《我和商务印书馆》一文开篇中写道：“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他曾在1952年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实同尸位，主教育出版社亦不胜负荷，若得于出版社中任一文字编辑，则尚可任。此系出于自知之明，绝无‘闹情绪’意味云云。”可见，编辑工作是叶老一生最重要的职业和最钟爱的事业，做个“文字编辑”是其初心，是真正发自其内心的意愿和牵挂。

　　1928年冬，叶圣陶在灯下读留学法国的巴金寄来的小说稿《灭亡》，甚为赞赏。翌年，便在他主持的《小说月报》分4次连载，反响极大。《灭亡》发表后，巴金正式选择以写作为终生职业。此后，巴金一直视叶圣陶为自己的老师，形容“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两位大家的友情持续了50多年，令人动容。

　　教材的文字要经得起推敲，就得千锤百炼，锻造成钢，用叶老在日记中常说的词叫“研摩”。据担任过叶老秘书的史晓风回忆，上世纪50年代，在一次《文学》课本审读会上，当大家讨论到作家管桦的小说《小英雄雨来》中“枪没响以前”这句时，史晓风提出，这个“没”字可以删掉。叶老没有马上表态，而是下意识地做出举枪、瞄准、扣动“扳机”的动作。几乎在扣动“扳机”的同时，叶老说：“好！‘枪响以前’，干净利落，不要这个‘没’字。”于是，就有了1955年出版的《文学》课本第一册中这段修改后的文字：“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对好的修改意见，叶老总是秉持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态度，为的就是把最典范的文字留在课本里。

　　叶老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并做到了极致，至今无人超越，其文字水平和编辑能力得到了诸多名家的赞赏和肯定。胡乔木1981年10月15日在给周扬、张光年的一封信中提及：“我虽也常写些文章，却深感自己语法修辞逻辑的训练不足，以至写出来的东西每看一次，就发现许多疵点。五十年代开第二次文代会，我曾准备过一个讲话稿（后未用）。送叶圣陶先生的一份，承他与朱文叔先生共同校阅，几乎每两三行就被指出一处文字错误，至今念念不忘。”正因为如此，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出版协会、叶圣陶研究会联合发出“致编辑工作者的倡议书——像叶圣陶那样做编辑”的倡议，呼吁广大编辑和出版工作者要像叶圣陶先生那样热爱编辑工作，要像叶圣陶先生那样重视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