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是民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创建者。他一生坚定信仰、勇毅笃行，值此徐伯昕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撰文回顾徐伯昕的精彩人生，以此表达对徐伯昕先生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

为创立民进积极奔走出力

　　徐伯昕于1920年考入由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就读，1923年毕业后回校负责校图书馆工作。后与邹韬奋共同创办《生活》《新生》周刊，创立生活书店。

　　民进成立前夕，徐伯昕拥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生活书店的老板、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上海闯荡多年，徐伯昕人脉广博，尤其在文化界结交了众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在上海创刊，这是抗战胜利后国内诞生的一份重要进步刊物。徐伯昕邀请老友郑振铎担任《民主》主编，编委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罗稷南等，徐伯昕还为刊物配备了精干的编辑，包括艾寒松、蒋天佐、董秋斯等，其中许多人都是创立民进的中坚力量。

　　《民主》周刊的创办为凝聚在沪文化界人士以及民进成立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民主》这一重要的革命文化阵地将以马叙伦为核心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界民主人士凝聚起来，他们经常聚会座谈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及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策略。不久后，他们又与一批以王绍鏊为核心的爱国进步工商界人士汇集到一起，大家时常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堂聚会商谈国是，在报刊上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在以《民主》编者名义发表的《我们的主张和态度》一文中，他们大声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并提出实现民主政治、制止内战、压抑物价、惩处汉奸等政治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5年11月，在一次座谈会后，马叙伦、郑振铎、徐伯昕、傅雷、唐弢等留下来闲谈，酝酿成立政团组织。之后，经反复研讨形成了民进的“发起宣言”，徐伯昕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带着“宣言”及签名人名单逐一登门拜访，民进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等都先后在“宣言”上签名。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中国科学社宣告成立，徐伯昕出席成立大会。在次年1月4日召开的民进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徐伯昕被选为出版委员，成为民进组织重要机构的负责人。

为追求革命理想勇毅前行

　　徐伯昕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论是在解放前风雨如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建设中，他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是流血牺牲，他展现了一位革命者勇于追求进步，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

　　在抗日救亡时期，徐伯昕与邹韬奋在中国出版界树立起爱国抗日的旗帜。

　　抗战初期生活书店在汉口出版了《救亡文丛》《黑白丛书》等书籍，对开启抗战思想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战中后期，徐伯昕组织生活书店在重庆秘密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为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据统计，生活书店先后共出版图书1300余种。邹韬奋曾深情地说：“同事中最辛苦的就是徐伯昕。”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对进步文化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围剿迫害。除重庆店外，生活书店全国55个分支店先后被查封，财物被没收，40多人被抓捕。在这最艰难的时期，徐伯昕没有向反动派的淫威屈服，他多次面见周恩来，当面汇报情况并听取指导意见。

　　徐伯昕曾在《文化工作的战斗性》一文中写到“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工作才是进步的，为大地主，大买办服务的文化工作是反动的。既然有了反动与进步之分，一定就有斗争，也就是有人民进步文化和统治阶级反动文化的斗争”，文章充分彰显了他坚定的革命性。

　　1944年7月24日，徐伯昕的亲密战友、出版家邹韬奋因病逝世。同年11月，在延安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为邹韬奋亲笔题词。在苏北，徐伯昕郑重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入党请求，由钱俊瑞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伯昕实现了政治夙愿。

　　新中国成立后，徐伯昕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中，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徐伯昕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有40余年了，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一份极其丰厚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赵朴初挽伯昕的诗云：“其执事也敬，其与人也忠，力行至老死，志业信无穷。”

　　（作者单位系民进江苏省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