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去巴人故居瞻仰的时候，我敬仰巴人的距离还很远。而这一次去，却截然不同了。我是预先酝酿着感情去的，和我们民进界别的政协委员一道去的。巴人故居位于如今的奉化区大堰镇大堰村，这是一个很美的山村。在如今发展民宿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它可更有资格，美得吸引人了。

　　巴人，真名王任叔（1901—1971），他是中国新文学最早的建设者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他在现代诗歌、小说、杂文写作、翻译、编辑和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巴人又是中国现代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外交家。他把一生执着的文学理想，同腥风血雨的革命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领导和团结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走在了一起，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国后，他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三室综合研究组组长、第二处处长、侨务委员会委员。1954年4月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后，任社长兼党委书记。观览巴人的一生，他与我们民进的领导人许广平、雷洁琼、周建人、郑振铎等，与宁波籍民进先贤严景耀、冯宾符、唐弢等，在那个栉风沐雨、出生入死的年代，结下了深厚无比的革命情谊。

　　巴人，原本是鲁迅先生的笔名。鲁迅先生撰写的连载小说《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冬的北京《晨报副刊》专栏，署名就是“巴人”。王任叔在读到这部作品后，灵魂受到巨大震动，深感新文学的巨大力量，决心献身新文学。1922年7月，沈雁冰、郑振铎应邀自上海来宁波讲学。沈雁冰讲题《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郑振铎作《儿童文学的教授法》演讲时，王任叔担任笔录，由此与郑振铎、沈雁冰相识，并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开始写作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母亲》是已知的王任叔最早公开发表的小说。1930年，他参加发起和组织了“左翼作家联盟”，有大量作品问世。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夫人许广平即开始整理鲁迅遗著。1937年8月13日上海沦陷，鲁迅手稿面临毁于战火的风险。“孤岛”上的爱国文人齐心协力，由胡愈之倡议，成立“复社”，郑振铎、王任叔、陈明、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冯宾符、范蠡、张宗麟、陈瑞璜等20人组成，着手出版《鲁迅全集》，商定由许广平、郑振铎和王任叔三人为主要负责编辑。王任叔当时虽身兼数职，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总是分秒必争，认真地做好《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经过王任叔等人的共同努力，在1938年夏，20卷巨著《鲁迅全集》问世。三种版本，4个月内全部出齐，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堪称奇迹。王任叔也由此正式以“巴人”笔名发表文章。当时参与《鲁迅全集》整理的还有严景耀、冯宾符等人，他们后来也都是民进会员。

　　也就在这一年，胡愈之还开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上海“孤岛”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科学及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讲习所聘请的教师都是留在“孤岛”的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以及学者、教授，如郑振铎、周予同、严景耀、张宗麟、杨凡等。讲习所开办之后不久，便由王任叔负责领导。他邀请严景耀在讲习所讲授了《社会运动史》（包括《中外革命运动史》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员通过一系列马列主义和抗日革命理论的学习，结合当时与敌伪作斗争的实践，锻炼成为英勇的革命干部，壮大了地下党力量。1938年除夕，讲习所学员方行等7人被敌伪逮捕。当时严景耀还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西牢任副典狱长，他立即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利用在租界的社会关系，奔走各方，全力以赴设法营救了这7个学员，使他们免遭杀害。同时严景耀还营救了一位被关押在工部局监狱的地下党员许亚。

　　据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回忆：当时，母亲许广平曾带他常去参加两个座谈会，分别称为“星期六聚餐会”和“星期二聚餐会”。“星期六聚餐会”范围窄、人数少，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巴人（王任叔）、吴大琨、冯宾符、周建人等。会议常邀请党内人士讲述国内外形势。他们开会时并没有支开海婴，唤海婴去一旁玩。座谈会为了隐蔽，总是觅敌人容易疏忽的、静僻的公共场所举行。大家在饭前二小时左右陆续到达，常去的地方是功德林素菜馆、八仙桥青年会楼上的西餐部和一个记不得名称的和尚庙。聚餐费是按人头出份子，但海婴常吃白食，大家并不让许广平交两份餐费，席上也不对海婴有丝毫的年龄歧视，照样在圆桌上占正位。饭后散去时，为了保证他们母子俩安全，总是安排他俩在中间时段先行离开。

　　而一个“星期二聚餐会”（简称“星二会”）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外围进步政治组织”。也是由各人自出聚餐钱，会上请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然后大家漫谈。经常出席的有严景耀、沈体兰、吴耀宗、张宗麟、陈巳生、林汉达、冯宾符、郑振铎、雷洁琼、赵朴初等。记忆中每次参加的人数大致是六至八人，似乎是大家轮流参加的。凡是在寺庙里座谈，赵朴初必到，或许是他出面向住持借的吧。他们在座谈时，寺庙关闭，里面一个香客都没有。1941年春，王任叔被周恩来派往南洋开展华侨统战工作。

　　1945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与王任叔一起并肩战斗于孤岛的郑振铎、周建人、赵朴初、许广平、林汉达、冯宾符、严景耀、雷洁琼、唐弢、傅雷、柯灵等都成为民进会员。直至1949年，王任叔与大家相逢于北京，一起参加了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后共事于新中国文学界、出版界和外交界。

　　雷老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人先生纪念集》作序。她写道“巴人是我的老朋友。巴人一生，为革命，为真理，为文化作出了非凡的努力。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上的巨擘。”还有唐弢写的《关于任叔》、柯灵写的《在巴人的故乡》，折射出民进人与巴人的情感有多深沉和特殊。

　　正是带着这份感情，我再度走进了巴人故居。故居建筑，纯木结构，两层楼房。巴人的晚年卧室就在故居的一楼，前后两间组成。卧室北面为厨房，陈列有巴人使用过的部分器具。二楼为陈列室，反映着巴人的坎坷生平和个人的著述成就。其中著作49册，相关书籍、手稿21册，还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

　　此时，又回想起2001年10月10日，在宁波举行的巴人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那场景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还举行了全国第五届巴人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和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教授、学者、巴人的亲属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约150余人出席。我就是亲历其中的一员。会上，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雷洁琼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毛昭晰向大会发来的贺信。两位中，一位是民进中央主席，一位则是民进浙江省委会的领导人，也是同乡人。如今想来，深感在情理之中。

　　巴人故居，不失为宁波民进人开展组织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会史教育基地。

　　（作者系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