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80周年。1945年的12月30日，民进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有26人在会议签到簿上签到，会议作出了诸多决定。2天后，民进召开了第二次会员大会，有33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印发了列有44人名单的选票，会议大会进行了两项议程：一、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巳生、林汉达、郑振铎 （未参加大会）、曹梁厦、王绍鏊、周建人、曹鸿翥、冯少山、柯灵等11人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三人为候补理事；一致通过了 《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106年前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与文化运动，不仅重塑了民族救亡图存的方向，更深刻影响了亲历者的思想轨迹与人生选择。在五四来临之际，梳理一下80年前，被列在民进第一张选票上的民进前辈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活动，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民进前辈们为什么会发起成立民进有重要的帮助。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后来的战胜国协约国一方，也派出代表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的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以及换文的陈述书。这两项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了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中国代表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并对和会的这种做法提出抗议，但是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合约，一个学生当场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字。学生们情绪激昂，决定次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21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與”等口号。五四运动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五四运动期间，我们民进前辈们在那场伟大的运动中又都有什么样的经历？让我们从相关材料里追寻他们当年的足迹吧。

　　马叙伦字彝初，五四运动爆发时34岁，北大教授。正当他专心致力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学生为反对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签订屈辱条约出卖主权，举行了爱国大示威，北大学生是运动的发展者和主力军，因而许德珩等许多学生被军阀政府被捕，校长蔡元培同情学生反对卖国，不愿和军阀政府站在一边对学生进行镇压，但又不敢公开与政府对立，遂被迫于5月10日悄悄离京，出走天津，前往杭州。这一切使马叙伦对军阀政府极为愤慨，他毅然放下了兴趣正浓的学术研究和著述工作，全力投入斗争中。蔡元培出走的当晚，北京大学教职员为挽留蔡元培和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举行了全体会议，大家一致推选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为挽蔡代表。他们当晚赴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5月11日，北京中学以上的学校成立了教职员会联合会，推选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后康宝忠病逝，马叙伦兼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北京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他肩负维持北大校务和北京教育界代表的重任，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挽蔡斗争和支持学生运动上。他出席教师和学生的许多会议发表演说宣传反帝爱国主张，还为北大教职员会和北京教职员会联合会起草了所有的宣言声明、抗议书，以及代表教联会参加同政府当局的谈判等。运动发展到高潮时，他昼夜工作与各方人员接触商讨对策，广泛地发动教职员与爱国学生统一行动，使他所主持的北大教职员会和北京教职员会联合会成为学生运动的有力后盾。北京学生为了反对军阀政府挽留卖国贼而实施了罢课。6月3日，大批学生出动街头巷尾讲演，被反动当局逮捕一百七八十人。4日学生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到总统府请愿又被逮捕约8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北大学生。军阀政府把被捕学生监禁在北河沿北大街北京大学三院对学生审问、拷打，不给饮食也不准人送饭。马叙伦和教联会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开会推举8名代表前往探望，他也是其中之一。他冲破军警的阻拦，闯入了被围困的学生当中，心情非常激动亲切慰问，学生也很激动，立即围上来十分亲热。马叙伦用文言演说，介绍时局，鼓舞斗志，从容而慷慨，学生顿时沸腾，掌声不绝，青年们的爱国觉悟和牺牲精神使马叙伦十分欣慰。在学潮高潮，蔡校长离校的那些日子里，马叙伦每天早上8点至晚上6点坚守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3楼临街中间一间教员休息室，接待记者和学生代表，发表谈话、主持会议、起草向当局提出要求的文书，保持各方联络。五四运动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军阀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拒绝了在巴黎和约上的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的实践使马叙伦认识到推翻清王朝打倒袁世凯，救国大业仍未完成，必须继续刻苦奋斗。

　　王绍鏊字却尘，五四运动爆发时，31岁。1911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中。他追随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并陪章太炎到南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他在国会的竞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了起草宪法的工作。1913年，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转而图谋解散国会，王绍鏊议会政治的梦幻破灭了，他愤然南归，参加了讨袁护法斗争。五四运动爆发时，王绍鏊在江苏第一甲种商业学校讲授货币财政课程，他热情支持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自己也到处奔走呼号，发起组织了外交大会，揭露和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周建人，五四运动爆发时，31岁。1915年以后，周建人来到绍兴明道女中（后改为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同时在南街下的成章女校兼课，直到1919年年底离开绍兴为止。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绍兴各界积极支持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绍兴第五师范学校成了绍兴五四运动的中心。周建人所在的女子师范，在爱国思想的激荡下，也积极支持和配合第五师范师生的斗争，上街发动学生罢课、罢市，坚决抵制日货。周建人目睹爱国青年关心国事的热忱以及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精神，心中充满了敬意，他感到这些穷学生人穷志不穷，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紧相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多么崇高的人品。他觉得自己不光是老师，也是一个学生，在学生身上存在着许许多多闪光的东西值得学习。

　　雷洁琼，五四运动爆发时不满14岁。1913年雷洁琼就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小学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北京学生的壮举像一声春雷响彻沉睡的中华大地，5月5日北京各校宣布罢课，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全国各地舆论的支持和各地学生的声援。广州于是也及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不满十四岁的雷洁琼被同学们推选为学联的宣传部部长。小洁琼年纪不大却已经显得很有主见，她满怀热情地投入这场运动，在学生会领导下，她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野心，揭露段祺瑞北洋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出卖中国主权的罪恶行径，号召国人抵制日货，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要求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政府。小洁琼每天都要讲几场，累得大汗淋漓。嗓子沙哑，她也毫不懈怠。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小洁琼除演讲外，还要不断地学习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女师的一位国文老师见同学们热情很高，便介绍他们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小洁琼读后立即被吸引住了，面对国家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促使她忧国忧民的思想不断加深。后来她已经不能满足一般的做些宣传，喊喊口号了，她渴望得到一个广阔的天地去学习、去锻炼，为救国救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许广平，五四运动爆发时21岁。她15-16岁就读在广州女师附小高小，1917年父亲病故后未读书。后来二哥帮她解除了婚约，她投奔在天津的姑姑，征得姑姑同意考入了天津女师，这也是刘清扬和邓颖超就读的学校。第二年她就争取到公费生，是天津女师《女师周刊》的主编。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情况，通过当天的晚报、号外和第二天的日报迅速传到了天津，天津立即沸腾起来，天津女师有血性的爱国青年人心头燃起了一团火，争相传阅北京全体学界通告。5月6日，天津中等以上十学校代表聚会，要求归还青岛。5月7日，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代表24人聚会，听取清华学校代表介绍北京情况后，成立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运动。5月25日，以天津女师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为主，又联合了中西、普育、竟存、贞淑等女校的学生以及一部分思想比较开通的职业妇女，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员中有60多岁的老妇，也有十三四岁的天真热情小学生。许广平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主要参加了三方面的活动，一是编辑会刊，二是讲演宣传，三是抵制日货。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刊名为《醒世周刊》，至1919年底，该刊大约出版了26期，行销到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许广平是该刊的编辑之一，妇女群众尤乐于订阅，在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19年6月，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参加了学联的工作，并主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各种进步学生刊物共同组成了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互相交换新闻，分头设立阅报牌，对鼓舞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坚持爱国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中，许广平还多次参加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的演讲宣传活动。在初期因受封建旧习俗约束，女性不敢像男生那样在街巷抛头露面，只是定期在市内各宣传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场合讲演，后来随着反动当局压迫的加剧，她们不顾一切的勇敢走上街头，她们在哪里讲演哪里就筑起一道人墙，那激昂慷慨的讲辞，如同粒粒革命火种散播在了爱国民众的心田。她们还不辞辛苦，深入偏僻的贫民区和市郊农村，敲开一户户大门，进行家庭讲演。许广平清楚地记得讲演队队长邓颖超讲演时，热情奔放，说理清晰，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广平也积极投入这一斗争，天津各界人民团结一致不买仇货。许广平也跟同学们一起收集装雪花膏的空瓶制成“万年糊”沿街廉价兜售，用石膏模子铸造成空心的小玩具，用绸子制成小手绢代替冲击市场的洋货，并以收入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费用。五四运动战斗的洗礼，进一步激发了许广平的爱国热情，加深了她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狰狞面目的认识，使她在中国天空曙光初露的时候，就跟先进的战士一起置身于斗争的洪流，在生命史上谱写了鲜红的第一页。

　　郑振铎，五四运动爆发时，21岁。他当年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1919年，5月4日这一天正是星期日，郑振铎午后在借住的叔叔家休息了一会儿，便被外面一片叫喊声惊醒，忽然翻身下床到外面一个空场去看，只见东边近处的上空正翻腾着浓烟抹黑的烟，夹着血红的火焰，突突地向上冒着，正是这一把火点燃了五四运动的伟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第一页从此开启了！第二天他不顾亲戚的劝阻，早早到了学校，几个同学在激动地议论这件事，他又看了报纸，才知其详，深深地为军阀政府镇压爱国运动而气愤。他与同学们商量后，便立即赶到马神庙的北京大学第二院，参加了当天组织起来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他作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发表宣言，援救被捕同学等活动的讨论会。郑振铎后来回忆说：“我们都是第一次从事与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作，所以一切都是生疏的，但是决定了便去做，谁也不推诿，谁也不躲避，虽然行动很谨慎小心却绝对不故意的躲避危险。”6月，郑振铎回到温州，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巨浪也已经激荡到了这个边远的古城，温州学生成立了各种学生组织，大家围住了这位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向他问长问短。他积极地参加了家乡的爱国运动，除了出席各种会议，发表演讲介绍学生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与创办了《救国讲演周刊》，二是参与发起了“永嘉新学会”。《救国讲演周刊》的思想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勇敢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形式上都很生动活泼。“永嘉新学会”是温州第一个新文化团体。

　　冯少山又名培喜，五四运动爆发时35岁。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市民抵制日货，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一时间救国图存运动风起云涌。那时，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还没有成立，冯少山时任上海江西路商联会会长、广肇公所董事、上海纸业公会会长，也是上海商业公团主要骨干董事。由这些中小马路商联会组成的上海商业公团，都是一些比较倾向进步的商人，他们不满于上海商会。他们反对上海商会发出的“佳电”，表示赞成支持学生和工人举行罢课、罢工、支持商人罢市。上海商业公团等拟了办法三条：一是实行提倡国货；二是不装某国货船；三是不用某国钞票。冯少山出席了上海学联在卡尔登西餐馆召集的商界领袖茶话会，支持学生会号召，并联合通电全国，声明商界将与学界一致行动直至政府回应诉求。他还禁止江西路商贩销售日货，响应抵制日货运动。在皖系军阀卢永祥施压商界开市时，冯少山明确表示异议，拒绝总商会提前复工的决议。上海商业公团在其领导下坚持“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返顾”的主张。五四时期，冯少山等以工商界“革新派”面目出现，参与推动了当时上海总商会的改组，并进入改组后的领导层。他们冲击着“在商言商”的传统观念，促使上海工商界的爱国民主意识大增。

　　周予同，五四运动爆发时21岁，五四运动爆发时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科三年级学生。1919年5月4日，他作为高师代表参加了学生游行示威。在运动前夕，周予同与同学匡互生等人秘密组织了工学会，策划了针对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抗议行动。据周予同回忆，5月3日晚，工学会成员在操场角落的小屋中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采取暴力行动。会上，匡互生坚持主张暴动，周予同虽有不同看法，但在匡互生的鼓励下最终支持了这一计划。5月4日，游行队伍抵达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匡互生打破窗户进入曹宅，并点燃了火势，成为火烧赵家楼的第一人。周予同还回忆道：“那时上师范大学的，都是穷学生。从我的境遇，再看到绝大多数的穷苦人民没有受教育的希望，使我痛感学校制度极不平等、极不合理，于是便去研究原因。五四运动前夜我在北高师有篇演说稿，现在还保存着，那里面曾说：‘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我就是抱着改造教育必须先改造社会的渴望，投身于五四运动的。’五四运动本是爱国的表现，可是一班封建官僚，却骂我们是过激派——那时把‘布尔什维克’翻译作‘过激派’。其实他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民权思想，完全莫名其妙，只是‘国粹’的旧鬼在头脑里作祟。这就促使我要在学术上驳斥他们。我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做过一篇《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思潮》，就是想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特别境地时势发生的’，只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这种思想必定要发生，因而谁想把它说成纯粹是西洋的危险思想而加以排斥，不过是迷梦。”

　　金仲华，五四运动爆发时，年仅12岁的他刚刚从浙江桐乡崇实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北京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消息传到桐乡，县城的师生也集会游行，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金仲华也走进游行的队伍中，在他的心灵里第一次埋下了爱国救亡反帝的火种。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激进的桐乡青年于1919年8月发起组织了桐乡青年社，宗旨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还编辑出版了铅印的杂志《新乡人》（后改名《新桐乡》）。金仲华虽然年轻，也加入了该社，开始接触到新文化运动，为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玄伯（李宗侗），五四运动爆发时，24岁。正于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的他，面对巴黎和会的外交危机，积极参与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与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组织在法中国学生和工人反对北洋政府代表团签署不平等的《巴黎和约》。这一行动与国内五四学生运动遥相呼应，展现了海外知识分子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

　　董秋斯，五四运动爆发时，20岁。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参加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董秋斯于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在后续的求学与革命活动中继续发扬五四精神。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担任燕大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响应运动，1926年参与“三·一八”爱国请愿并亲历惨案。

　　由于资料所限，只找到了11位民进前辈们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经历，从有限的信息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以顶住反动当局的压力，或直接参与或背后支持，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二是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当中有的放下自己的学问研究，有的放下学业，有的放下自己的生意、有的顶住亲友的压力，积极投入到这场革命运动当中去，不做旁观者，是行动派，他们不光能在教室教书读书、在商界经商，还能走向社会、走向街头巷尾，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三是坚韧的斗志，他们可以冲破反动军警阻挠看望学生、他们可以对军阀的高压不妥协、她们可以打破妇女不参与政治的中国传统积极投入社会运动中去。

　　我们今天学习了解民进前辈在五四运动中的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他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弘扬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国家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我们更要坚定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做出我们民进人的贡献。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