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马叙伦诞辰140周年。从讨袁斗争到五四运动，再到抗日救亡，马叙伦一直追求真理，为国奔走。此后他创建民进，参加新政协筹备，参与新中国建设，成为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正是79年前发生的一桩震惊中外的惨案，使马叙伦对中国共产党人说出：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1946年6月23日，夏至刚过，当晚的南京下关火车站笼罩在血腥味与喧嚣声中。一名面容清瘦、戴眼镜的长者，遭到国民党当局指使的暴徒殴打，衣衫染血，头部重伤。他，正是任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团长的马叙伦。

　　面对蒋介石集团加紧准备内战的危急形势，此次马叙伦从上海赴南京请愿，只为呼吁和平。马叙伦之孙女、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马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此一役，爷爷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独裁面目，此前并不完全认同武装斗争的他，在‘下关事件’后主动提出必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寻正道

　　“联军进了北京，皇帝走了。我好象（像）天向我头上压下来了，就号啕大哭。”在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中，马叙伦如此记述年少时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带给他的冲击。

　　1885年，马叙伦出生于杭州一户书香人家。“爷爷年少时在新式学堂读书，便从《天演论》等书籍汲取进步思想，逐步树立起变革社会、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马今介绍，马叙伦曾受聘于《选报》《新世界学报》等，将革命思想诉之笔端，后又执教于北京大学，躬耕杏坛。

　　随着时局发展，埋头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马叙伦毅然走出书斋，投身五四运动、“索薪运动”。杭州马叙伦研究会副会长尤东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马叙伦与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并肩作战，友谊日深。

　　1924年，马叙伦任民国教育部次长期间得内务部密报，内文为咨请教育部查办“共产党首领李寿长”，他立即判断出“寿长”是李大钊字“守常”的音讹，当即将咨文压下，密告李大钊及时隐蔽。三年后，李大钊遭奉系军阀杀害，马叙伦悲痛万分。1933年李大钊灵柩安葬万安公墓时，马叙伦特意前往，在其遗像前洒泪致哀，此后为怀念他，还写下“纵教柴市成仁去，无限青年从理真”的诗句。

　　抗日战争时期，马叙伦忧心家国，主张积极抗日，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令他一再失望。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犹如在长夜里看到曙光，马叙伦非常兴奋，热烈拥护。“七七事变”后，马叙伦避居上海，身处沦陷区孤岛。他不顾个人安危，曾掩护中共地下组织的电台和抗日工作者。

　　“通过抗战期间与工农的广泛接触，以及和中共地下党员的交流，再加上新文化运动期间与李大钊、陈独秀的深度交往，马叙伦先生的思想逐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尤东进指出，马叙伦身上具有典型的“杭铁头”精神，无论身处何种艰难处境，都展现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向北方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内战威胁，马叙伦深感“单是空谈仍决不能有补于实际”，再度披挂上阵，一面开辟《周报》《民主》等舆论阵地，一面积极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开展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与王绍鏊、周建人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次年5月，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组织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年过六旬的马叙伦抱着“为着国家民族，拼了这条性命”的决心率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反内战、争和平”，却遭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身负重伤。住院期间，马叙伦对周恩来等前来慰问的中共代表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被历史镌刻成预言。”马今对记者说。

　　不久后，国民党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并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等爱国民主人士，将民进污蔑为“共产党暴乱之工具”，马叙伦亦在被迫害名单之列。对此，他公开致函国民党当局，表示“捕杀不辞，驱胁无畏”，视死如归。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马叙伦转移至香港，与王绍鏊等筹划成立了民进港九分会，继续从事民主活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马今说，“爷爷得知后激动不已”，立即发文称其为“转捩时局的曙钟”，并迅速联系在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致电响应。“‌百郭传书定，千猷借箸筹。‌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1948年11月，马叙伦离开香港秘密北上，在货轮“华中号”上写下了这首五言古体诗。“祖父为尽快北上，暂将祖母和姑姑马珮留在了香港。”马今介绍，这首诗既表达了马叙伦对妻儿的思念，又体现了对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向往。

　　1949年初，马叙伦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后，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马叙伦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时，他以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身份出席。

得归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当天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的马叙伦感到无比自豪，幸福和欢乐涌向心头时，便挥毫写下“得宿”二字。“爷爷与人民的共同夙愿实现了。”马今说，“得宿”不仅意味着马叙伦颠沛流离、为正义战斗流血的大半生终于有了归宿，更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充满信任与希望。

　　此后，马叙伦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继续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奋斗。

　　马叙伦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多年，不仅在文字、音韵、训诂和中国古典哲学方面有很深造诣，还做过教育行政工作，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代总长，了解全国教育状况，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学者、教育家，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正可施展平生所学。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改造旧教育、建立新的人民教育成为亟待开展的工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后，马叙伦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和艰难。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中有超过4亿人不识字，文盲率超过80％，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尤东进介绍，为使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科学知识，马叙伦广泛了解工农干部的文化程度，研究老解放区工农业余教育经验，调查工人夜校和农民冬学情况等。

　　马叙伦指出，工农要有了文化，才能彻底翻身，提高自己的社会性和组织性，更有效地从事生产建设，参加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业。随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工农教育如火如荼。

　　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报告后，马叙伦非常着急。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他专门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随即手书“健康第一”。翌年1月，毛泽东再次致信马叙伦，提到“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于是，马叙伦领导教育部组织开展调查研究，拟订相应措施。在教育部和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一致努力下，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改善。此外，马叙伦还主持收回教育主权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一部分外国教会学校和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在教育改造和新学制推行过程中受教会的干涉、阻挠。对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行为，马叙伦按照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决定，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回击。“爷爷把新中国看作自己的归宿，以教育事业为使命，全身心投入工作，直至1957年患脑软化症不得不卧床治疗。”马今说。

　　1958年6月5日，久卧病床靠鼻饲进食的马叙伦稍稍有了点精神，护士恳请他题几个字留念。当时，马叙伦吃力却坚定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这份政治嘱托短短30余字，是马叙伦几十年艰苦求索得出的结论，亦是他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轨迹，也成为一盏指引民进坚定在多党合作道路上前行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