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28日，上千名小学教师冒雨静坐27小时的“反饥饿场”运动。

　　民进是以教育文化出版为主界别的民主党派。而教育这个主界别，在民进创立和早期斗争时期就已十分鲜明了：第一，民进创始人和早期会员中有较多教育家；第二，民进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教师群众团体（小教联、中教会、大教联）血肉相连；第三，民进的斗争史与教师学生运动史水乳交融。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教育危机也越演越烈，在蓬勃的教师运动和学生运动中，随处可见民进前辈的身影。

与教师群众团体血肉相连

　　“上海大中小学教师所建立的大教联、中教联和小教联组织中，除了中共地下党，也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是大教联中多数会员和领导人系各民主党派成员，中教联和小教联主要是民进成员领导。”在1946年1月25日的民进理事会上，理事林汉达报告说。

　　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简称“小教联”）成立后的第一次斗争，是反对之江小学无故解聘全体教师、申江小学为高价顶出房屋而停办学校，最初是组织大家大年初二去教育局局长家“拜年”，虽经林汉达做了动员，愿意参加的教师也不过是上百人，他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有些教师在树底下走，怕树叶落下来打开头。”团拜没用，又组织大家去教育局请愿，这次去了500人，还有酒菜业职工以家长身份加入，取得了胜利。

　　在斗争中，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如4月25日，为抗议物价飞涨、学生失学、教员失业，小教联和中教研究会等发动生活斗争，参加教师有1500人，仍是林汉达演讲，顾问马叙伦、周建人等在《联合晚报》上发表《从人心说到教育》《科学与自由》等文章积极支持。

　　在1946年1月成立的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简称“中教会”），负责人中有余之介、段力佩。余之介为监事长，主编中教会在《文汇报》开设的副刊《教育阵地》，他在1946年3月就加入了民进。中教会成立大会争取到市教育局中教处处长陈选善参加，他后来也加入了民进。在中教会举办的学术讲座、形势报告会和文艺晚会上，还活跃着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领导者的身影。

　　1946年八九月间成立的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是随着上海内迁大学的回归而建立起来的。负责人中的蔡尚思在1947年当选民进第二届理事会候补理事，出面召集的沈体兰后来也加入了民进，民进前辈周予同、张明养等也有参与。另一个民主教授组织大学教授会负责人刘大杰也是民进成立时的44位早期会员之一。

　　在这些教师群众组织中，民进前辈团结了许多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加入了民进。

积极参加、全力支持学生运动

　　民进的成立和斗争历史，很多地方都和当时的教师运动、学生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民进成立后，第一次以组织名义参加的社会活动，就是1946年1月13日在玉佛寺举行的公祭昆明“一二·一”惨案中牺牲的于再烈士的活动，主祭团成员有马叙伦、林汉达、许广平等，马叙伦担任主祭并宣读祭文，此刻台下万余听众中有2/3都是学生。

　　紧接着的“助学运动”，马叙伦等人为顾问，又和曹鸿翥、雷洁琼等组成管理委员会，登报申明建立银行账户管理捐款。当局欲压不能，慌忙在2月4日的《大公报》上发启示说“与己无涉”“请各界人士切莫轻信”。次日，马叙伦在《大公报》上批驳：“国家金融无善策，物价日增月长，学费也随而激增，政府不能制抑，学生自谋救济，我辈已非常内疚。教育贷金委员会在报上启示，（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2月16日，上海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天蟾舞台举行捐募助学金联欢大会，许广平、林汉达应邀参加，林汉达发表演讲。

　　在圣约翰大学，林汉达勉励大家要像红烛一样贡献自己、服务社会，同学们就把自己的组织定名为“烛光团契”。他还介绍了左淑东、薛敏兰、戴杰等人以学生身份加入了民进。2月，民本中学成立，周建人、王绍鏊、林汉达、赵朴初、梅达君、曹鸿翥等任校董，王绍鏊任校长。这所学校实际上是民进的会所，民进理事会常在这里召开。

　　是年2月起，民进牵头筹备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自然也少不了小教联、中教会和大量学生团体的参与。他们也参加了民进参与组织的“六二三”反内战大会和示威游行，打出了自己鲜明的旗帜。比如数百位小教联同人，就是先在育才中学礼堂集合，由林汉达做了动员之后一起到达现场的，林汉达也是大会的三位主席之一。

　　“六二三”之后，林汉达受到通缉，不得不在中共的帮助下前往东北解放区继续教育工作。1946年8月，当局密令各大中学校将参加“六二三”的学生以“行为不合”的罪名勒令退学。许广平、周建人等在《民主》和《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抗议，呼吁教育界人士：“把教育者、教育家的真精神拿出来，正义之火举起来！”

坚持地下斗争直至北上

　　全面内战爆发后，上海的民主运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1947年5月20日，民进发表《对和平运动的意见》。当天，正值军警残酷镇压学生的“五二〇”血案发生。消息传来，民进立刻在《对和平运动的意见》一文的末尾添上了这样一段话：

　　属稿才完，得到首都学生游行，军警出动阻止，竟酿成流血的不幸消息，同人非常愤怒。更信非有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呼吁和平不可。倘忍令青年学生身冒锋镝，而无动于衷，结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天，民进领导人就和在沪的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支持事宜；周建人、李平心等在《文汇报》发文；不久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全国教授一致支援，并捐款、派员慰问，同时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29日，由民进主稿，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了《对最近时事宣言》，代表上海68个人民团体、40万群众警告政府：必须悬崖勒马，改过不吝，否则“今天把学生看得敌人一样，明天你们的眼前都是敌人了，因为我们就是他们的父兄”。

　　随着白色恐怖加剧，此后民进不得不采取地下斗争的方式。1947年底，马叙伦、王绍鏊等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转移至香港继续斗争。留在上海的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葛志成等人，继续支持学生和教师运动，其中尤其以葛志成为理事长的小教联组织的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求生存斗争影响最大。

　　1948年3月，小教联联合中教会掀起了一场全市规模的“上海市各界抢救教育危机”的斗争，周建人以学生家长身份参加。6月28日，上千名小学教师到市委教育局要求发放教师贷金和配给米。他们包围教育局大楼，在与教育局相邻的社会局门口布置“反饥饿场”，冒雨静坐，历经27小时，队伍不断壮大，获得了各界的支持慰问，最终迫使当局答应了全部条件。在这次斗争中，许广平乘坐电车，往来数次奔走慰问。这次斗争影响很大，北平、天津、南京、成都等地师生都积极响应。

　　这年3月，小教联、中教会已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六二八”后，一些主要骨干也被列入了黑名单。11月，葛志成等接到组织通知撤离上海北上，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的河北平山李家庄与先期北上的周建人一家相聚。许广平、郑振铎也在这年年底和次年年初先后北上参加新政协。

　　在1949年6月15日的北平，新政协筹备会上，身兼共产党员和民进成员双重身份的葛志成，以教育界候补代表的身份参会，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你的工作做得很好。”直到今天，这一评价仍然是民进人常常提起的话题。

　　（作者系民进中央研究室会史处三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