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安（1889—1969），广东南海人。民国时期，曾任广州岭南大学董事兼博济医院董事、广东省建设厅主任秘书、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广西办事处主任、广西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兼广西贸易处副总经理、驻香港办事处经理；1941年香港沦陷后，避难梧州。

　　陈秋安于1948年加入民进，任民进港九分会常务理事、召集人；1949年后先后担任民进华南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民进广州市分会筹委会主委、民进广州市委会副主委等职；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工商联执委、第三届民进中央理事、第四届民进中央委员、第五届民进中央常委、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市人民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广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

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加社团组织

　　1910年，陈秋安从广州自费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1915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回国，在香港英华书院任教。短暂的从教经历后，陈秋安先后与弟弟和家叔开办了进出口公司和矿务公司，走上从商道路。

　　陈秋安始终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与社团组织活动。1923年，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发行的《道路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在文牍栏目中刊发了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是陈秋安写的。信中首先对该协会提倡路政、重视路政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给予肯定，同时提出可以担负组织广州分会的使命。该信末署名：香港广利洋行总经理陈秋安。同年《道路月刊》第六卷第一期，又有一则关于陈秋安的信息，其中的陈秋安照片标注为：广州分会筹备员。这一文献显示其加入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并承担起筹备组织广州分会的任务。

　　1924年，陈秋安在美国加入岭南大学的纽约董事会。陈秋安在回忆文章《岭南大学董事会见闻》中提及在什么因缘之下加入岭南大学董事会担任董事：“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做生意，在纽约经常与岭南相关的人士往还，其中包括美国人和中国校友。这一年纽约的董事会开会，邀我参加，会上我被推为董事。这一届的董事中有三个中国人，除了我，另外还有钱树芬、马应彪。那年他俩都不在美国，所以名为三个华人董事，在美国的只有我一个人。”

　　1927年，岭南大学收归华人自办，当年，陈秋安在广州加入新成立的岭南校董会，成为校董之一。1932年岭南大学编印的《私立岭南大学一览》中记录了这一信息。

　　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内政公报》发布公文信息，其中有一则是侨务协进会董事陈秋安等申请侨务协进会备案获准的行政函。从这一文献中可以得知，陈秋安在侨务协进会参与社会团体活动，担任了董事。

　　1930年，广州博济医院移交岭南大学，之后，陈秋安成为该医院的董事。

　　1931年，《实业公报》公开信息中有一则内容：“函行政院秘书处，准函送广州市金属矿业同业公会陈秋安等，请撤销侨业公会专营钨砂出口一案过部，前据陈秋安等呈，同前由，经令粤建设厅遵照整理全国钨矿业办法办理，希查照转陈由。”这一文献显示陈秋安为广州市金属矿业同业公会的重要成员。

　　根据上述史料显示，1923年至1931年，陈秋安参与的社会团体组织包括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岭南大学董事会、侨务协进会、广州博济医院董事会、广州市金属矿业同业公会，涉及领域包括路政、教育、华侨、医院、矿业等，范围广泛。陈秋安在经营工商业公司的同时，花费了大量精力在参加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活动上，社交面广。这显示出陈秋安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热情，为其深入思考社会现实问题奠定了基础。

关注经济问题，呼吁实业救国

　　作为工商业经营者的陈秋安，不仅对社会团体组织非常热心，同时，他还通过文章陈述自己的思考，积极在报刊上发声，进行呼吁，以期产生更大社会影响力，凝聚实业救国的社会共识。在1925年的《工商新闻百期汇刊》上，刊载了陈秋安的两篇时评文章——《十年来我国之经济状况》和《商业进化是什么是怎样》。

　　在《十年来我国之经济状况》中，陈秋安首先指出，十年来国家经济因军阀混战和官员贪污营私、国家治理制度缺失、外债增加导致国家经济濒于破产。国民经济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国内战乱不断，交通不发达，导致百业不兴；另一方面各通商口岸城市却显示出经济活跃的表面繁荣。在分析时，他使用大量统计数据，对我国出口烟和茶叶的出口量数据近十年来大幅减少进行实例分析，指出生活用品大量进口，而国产商品出口大量减少，导致我国经济陷于困境。他对于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等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现状给予很大关注，对于金融业投机资本的问题提出警示。总结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后，陈秋安提出建议：“补救之法唯有整理国家财政，肃清吏治，以绝聚敛中饱之风。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以塞漏扈之数。调剂金融，使社会财产得尽其社会流动之功能。慎重投资，以免商务受资本之摇动影响。如是则国家破产之危机不致竟成事实也。”文章逻辑清晰，以统计数据作为立论依据，对当时国内经济的整体概况有深度的分析和建议，展示出陈秋安对当时国内经济的长期观察和关注，以及对执政当局管理社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满。

　　在《商业进化是什么是怎样》中，陈秋安提出商业改革，针对商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商业的义务和商家的责任、近世经商的政策三大问题依次展开论述，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在论述商业的社会地位时，其从工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之间的依存关系层面解析工商业的重要性，“今日的国家须得经济上优胜，然后可与强国并列。能经济自立，然后能够独立。我们中国今日外则受强邻欺凌，内则困于兵戈扰乱，虽有许多原因，但这个贫字是最重要的”，他由此推论得出“我恐怕救国的秘策还要算他最好呢”，将工商业的发展提到救国的首要地位的高度。在此基础上，陈秋安提出了商业对于国家发展的使命担当，“改良旧事业，不仅是形式上的，而是精神上改革，这是商家对于国家的意义。”他提出了商业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用最精到的心思去改良货品，用最经济的方法去经营制造，使自己的货价比较上最廉，自己的出品比较上最好，这就是正当时方法了，这就是商业的义务，商业的责任了。”他呼吁工商业经营者不断专注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升产品的商业竞争力，从而增强工商业的力量，最终实现国家富强。这反映出陈秋安当时作为商业经营者的爱国立场，在商业经营中，把商家责任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也体现出陈秋安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长期思考和关注，以及超越“在商言商”的家国情怀。

　　1931年，《岭南大学校报》上刊登了一则演讲会信息稿，登载了邀请校董陈秋安来校演讲的简讯，从中可以看到陈秋安对国家建设所持观念。其中，提到演讲主题是建设问题，围绕这一主题，陈秋安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设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安定和人民有智识，而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主张不统一，解决方法就是从培养人民智识始，实现人民智识首先需要发展教育，学习实用科学，为学致用。方法很多，但经济建设尤其重要。要想经济发达，需要在四方面增强：一是富藏，二是人工，三是资力，四是交通。陈秋安在对大学生群体的宣讲中，把国家经济建设放在最重要位置，发展矿业、交通，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均是发展实业的内容，从这一资料反映出陈秋安在20世纪30年代具有的实业救国的社会改革观念。

政商沉浮之后，坚定选择跟党走的政治道路

　　1928年，陈秋安经留美时的同学胡继贤介绍，进入南京铁道部担任部购科委员会常务委员，因不堪官长亲信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欺压，半年后辞职。居家不久，胡继贤继任广东省建设厅厅长，邀请陈秋安担任建设厅主任秘书，一年后再度由胡继贤介绍到广西出任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后又担任广西政府顾问兼经济委员会总务组长，担任广西贸易处经理，应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之聘，参加抗战时期的对外贸易工作，担任该委员会驻广西办事处主任职务，负责由广西至越南经海防出口的国际运输及收购广西桐油。关于这段经历，有两份文书史料：1933年，《广西财政季刊》刊登任命陈秋安为广西省财政厅办公室秘书的任命书：新委本厅秘书陈秋安克日到厅供职。1936年，广西省政府订用书（廿五、一、五）：兹订用陈秋安任驻港广西出入口贸易处经理。

　　在广西任职这段时间里，陈秋安目睹国民党政府内部日趋腐化，公务人员吸染贪污，生活放纵，大失所望。由于不满国民党政府机构的污浊，愤然辞职，后寄居香港。1941年香港沦陷后，陈秋安举家迁至广西梧州，经营商业。

　　十年从政的同时，陈秋安在商业经营上遭遇重大挫折，以致需要花费很多心力去应对和诉讼维权。他本人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这一事件的结局，“经此打击，各公司皆大受损失，一蹶不振了，广利洋行亦因此无法维持下去，迫得将机构大大收缩，我和陈鲠斧因此被迫得离开广利洋行。”这一经历，让陈秋安直接感受到官商勾结的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混乱，及其对于民族工商业者们的不利影响，他原有的实业救国的观念受到冲击，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

　　1948年8月，陈秋安在时政评论类刊物《时代批评》上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时代批评》由周鲸文于1938年6月创刊于香港，该刊发行范围广、影响大，除国内各大书店出版发行外，还远销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就“我对时局的看法”这一专题，章伯钧、连贯、刘王立明、陈君葆、沈钧儒、陈秋安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陈秋安以香港工业家的社会身份，在文章中从辛亥革命后人们对如何建国的不同观点“不外是中央集权、总统制、内阁制、联邦自治、厉行法治、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实业救国等空洞理论，对于革命建国的基本问题实在是挠不着痒处”进行总结，对实业救国的观念也进行了批判。这说明十多年后，陈秋安在社会改造观念方面已经作出很大的改变，一些原来的观点和观念已经放弃了，在时代的发展潮流中做出新的选择，“我们不能不怀疑南京政府的统治者是假建国之名行建家之实，此种假公济私行为不独不足以服人，且必惹起有正义感的人愤恨，愤恨就会发生反抗行动，若说反抗南京政府的行为为乱，则乱源就是在南京政府”。他通过这一时论文章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坚定选择了民主建国的政治理念，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的政治道路。

　　这一年，陈秋安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的直接领导下，在筹备成立民进港九分会过程中成为召集人。1948年8月15日，民进港九分会成立，陈秋安当选为常务理事。1948年底，马叙伦、王绍鏊离开香港，港九分会交由陈秋安负责。在香港局势紧张的情况下，陈秋安把港九分会成员名单和档案转移保护起来，完成民进总部交给的5项任务：密切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在香港配合各民主党派开展工作；团结争取港穗两地文化、工商界自由职业者及各阶层人士，开展各项反蒋爱国活动；利用香港建中商业学校，争取进步学生；组织知识分子配合华南解放运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陈秋安回到广州，以民进华南分会为主阵地，继续组织和领导民进会员开展活动和工作，在壮大民进地方组织力量、发展医药工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政治协商、联络广州地区统战人士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