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成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人民呼声，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建设新中国。然而，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打破了中共争取和平的努力。经过光明与黑暗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彼时，民主人士早已对国民党失望，中共“五一口号”的适时提出恰与他们的政治诉求高度契合。在中共的领导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民主人士共同的政治选择。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的种种认识和构想在这一年里变成现实，民主人士也从对“新中国”的畅想走向了参与新中国的建设。长时段大方向的历史研究，可以呈现时代的大脉络；集中于某个时间节点的人物心理变化与行为选择的爬梳，亦能透出历史发展的重要面相。探讨1949年民主人士眼中的“新中国”，为我们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独特视角。

一、解放区“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

　　进入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区迅速扩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解放区普遍开展土地改革、建政选举等民主民生运动，已然展现出了与国统区不同的新气象。正如香港《大公报》所论，当时中国经济呈现着两种极其不同的走向：“旧的走向死灭；新的正在进前。南京政府的统治还在所谓币制改革之后，从崩溃走进总崩溃；而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经济，则大步地在走着上坡路。”为了使民主人士更直观地感受到解放区的新面貌，增进他们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同时也为了协商召开新政协事宜，自1948年8月起，中共盛情邀请并精心护送香港、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参观。1949年1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要求各地对待民主人士应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为了使民主人士更充分地了解解放区的建设情况，解放区曾组织各部门负责同志向民主人士作有关“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报告，同时还通过举行座谈、组织参观、向他们提供“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等途径，积极主动地做民主人士的工作。陆续抵达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皆被中共的诚意所打动，其“所到之处，立被欢迎拥护”。在亲身感受到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后，他们也被解放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触动。

　　民主人士首先注意到的是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记录了自己对解放区生产建设的所观所感：“土改政策益臻完善。保护工商业非虚语。 ……与伪统治区相比，实已不啻天壤之分。”数月以来的参观使民主人士发自内心地感到国共两党是不同的，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经济建设符合他们对建设一个经济富强新中国的想象与期待。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称他们看到了解放区在中共领导之下，“地方秩序之安定、工商业之欣欣向荣，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的惊人成就，人民的确享受到了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目睹解放区新气象后，对新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充满信心，表示：“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确是非常的乐观。”

　　让民主人士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民主主张与实践。中共在解放区积极开展民主建政和民主选举，不仅调动群众积极参与民主政治，还向其宣传民主、平等等观念，使群众真正认识到自身“主人翁”的地位。当时有一首《建政歌》这样唱道：“政府由大家选，为我们把事办； ……要选谁，就选谁，选自己可心人。”解放区民主选举、拥政爱民的改革，得到民主人士由衷的赞叹。马叙伦观察到，解放区的政治风气焕然一新：“官兵融成一体，工作者不肯浪费分秒时间。凡事皆有计划，以民主决定。有过即改。官吏不独无贪污，亦少嗜好。”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章乃器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找不到解放区这样光明的时代。”持同样感受的还有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常务委员沙千里，他说，在解放区，“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都翻了身，昨天还是牛马，今天成了真正的人，国家的主人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也指出：“进入解放区后看到了真正人民的民主自由。”他们一直向往的民主，在解放区逐渐变为现实。

　　民主人士还注意到，解放区经济政治建设蓬勃景象背后，是万千人民高昂的建设激情与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楚图南笔下，东北解放区“这二万万人口所居住的地方，心上有青天，头顶有太阳。土地、人民、男的、女的都得到了解放，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保证了新中国的富强和康乐”。吴羹梅等59位民主人士组成的东北参观团于1949年4月踏进东北解放区。40余天的参观，让他们最动容的也正是建设中的人民。他们联名致函毛泽东，讲到他们“走遍了所有东北重要的城市和若干农村，看了许多厂矿，接触了许多人，也看到了许多伟大动人的场面”，在这里，“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勤劳朴实的作风，代替了过去的奢侈颓废的病态”。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盛赞解放区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充满着民主、自由的空气，蓬勃向上的精神。生产建设，发展猛进。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工农商学各界，各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

　　民主人士很清楚，解放区之所以能在经济建设、政治民主、人民精神风貌等方面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信心，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也寄予无限的希望与憧憬。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表宣言称：“解放区满眼是新气象，使我们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我们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民主人士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自信地讲道：“我们敢于相信，把反动政权摧毁以后，我们能以较短的期间，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求独立、自由、和平和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二、《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 “人民大宪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民主人士曾希望在国共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国共双方经过谈判，协定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这契合了民主人士对政治民主的追求。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谈话称：“目前政府准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已经是同意的，其他一切党派也都是同意的。”1946年1月，民主人士渴盼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召开，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协议蕴含的民主建国之意，符合民主人士期待。于是会后不久，黄炎培便发表谈话，激动地讲道：“几百万将士的血肉，几千万同胞的生命财产，换来胜利两字，说到这里，只想和诸位抱头大哭一场。天不亡中国，还有今日。”然而不久，国民党便背弃自己的民主承诺，发动全面内战。旧政协“昙花一现”的和平走向流产。民主建国大业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适时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让民主人士孜孜以求的民主梦想有了切实的载体。于是“五一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广泛响应。5月6日，民主人士代表沈钧儒、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等发表联合通电，认为中共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倡议“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除电达中共表示同意外，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并号召“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

　　1949年9月，“五一口号”从纸面走到现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上，民主人士代表们踊跃发言，积极参与《共同纲领》的制定，努力构建新中国的蓝图。

　　民主人士最关心的莫过于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因为其关乎国家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沈钧儒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谈及对国体的看法，发言称：“我们必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包含各民主阶级在内，都得到民主自由，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样才能使国家统一起来，发挥无比坚强的人民力量。”沙千里代表中国人民救国会谈及对政体的看法，发言称：“组织法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使政府既有真正的民主基础，又有集中的权力，跟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虚伪议会政治完全不同。我们相信，通过这种形式，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必能圆满地推行。”

　　关于新中国的经济纲领，民主人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马叙伦发言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工业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以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生产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共同来鼓励私人资本，及海外华侨与国家资本有计划地合作，发展工业”，相信我们的民族资本家“必能依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来合力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陈嘉庚代表华侨民主人士发言指出，《共同纲领》草案“经济政策一章，高度发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精神，特别提出便利侨汇，一定能够繁荣经济，吸引华侨对祖国工商业的投资，以促进新中国建设”。

　　政治、经济如此，文化建设的表达亦如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建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文艺”，成为文艺界人士的共识。梅兰芳发言称：“我们的工作是戏剧。是一种跟人民最接近的文艺。对于人民的思想、教育，能发生很大影响与效果。过去我们的工作，因为受了种种限制，处于不利的状态之下，不能十分发挥我们的效力。……到了今天，烟消雾散，豁然开朗。一个伟大、庄严、光芒万丈的新天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因此，他呼吁：“我们戏剧界的同志们：大家要站出来，快跑到人民的队伍里去。要跟他们学习，更积极的工作，推陈出新，力求进步，为建设人民的新中国而奋斗。”

　　在热烈的讨论中，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将亿万民众关于新中国的构想规定了下来，成为建设新中国最基本的遵循与制度保证。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认为，《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一个人民大宪章。他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他有了‘革命到底’的大方针，他有了稳步建设的大原则”。梅兰芳认为“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是目前最适宜、最理想的建国方针”。

　　除了之于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意义外，有民主人士专门强调了《共同纲领》最后修改和通过阶段所体现的民主。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

　　这些评论的背后，饱含着对国民党旧政权压抑言论、破坏民主的深切体会。众多民主人士都曾渴盼过旧政协能达成他们的民主理想，但事与愿违。邵力子便在新旧政协对比中表达立场：“我们为了急切企求和平，三年以前，曾对政治协商会议，寄托莫大的希望，本人更是参加当时政协的一个人。”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后，打破了民主人士的幻想，“我们看清了只有承认广大人民所拥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权，只有由人民自己的部队人民解放军来彻底改造全国其他的部队，才有达到真正和平的希望”。马叙伦指出：“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虽然已是历史性的，但是，这一个政协，不是继续上次的政协，它的性质完全和上次的政协不同。上次的政协，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集团妥协的。这次的政协，是民主方面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国是’，取得一个协议，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

　　《共同纲领》既经代表全中国人民意志的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便名副其实地成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建设蓝图。黄炎培兴奋地将新中国比喻为一座大厦，认为这座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跟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同样从中看出新中国光辉未来的还有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他说：“海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但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以致在海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来国内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而今天，“这个愿望是达到了，使我们感到万分兴奋！”

三、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翁”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段满含深情的话讲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主人翁”。民主人士对此深有感触。

　　1949年8月，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费孝通参加了为期6天的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不禁感叹：“这6天课里学到的抵过了过去6年，甚至30多年。30多年来我所追求的梦想的，在这6天里得到了。这是什么呢？是民主。”他直言，当踏进会场，就被一种崭新的景象所感动：“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会在一个会场里一起讨论问题，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望着会场前挂着大大的‘代表’两字，不免点起头来。”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能够平等地在同一个会场共商国是，这在过去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共产党把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到的民主权利，变为大多数人都能享有的平等权利，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人民之所以有参与热情，在于中国共产党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激发了万千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民间刊物《新中国》在其创刊号上发表《走向新社会的心理准备》一文，表达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急切心态：“我们对新社会的看法决不可呈观望的态度，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新社会的主人，难道有谁愿使整个自己呆滞下去吗！”这种时不我待的心理，很具代表性。《新中国》还发文称：在旧中国，“人们都抱着一种‘过一天算二个半天’的厌世消极心理，根本不会有远大的希望与伟大的计划”，“相反，在新中国中，政治是健全的、经济是稳定的、文化是进步的，人们都抱着一种‘过了一天少了二个半天’的爱世积极心理，一定会有远大的希望与伟大的计划，也一定时刻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国家主人翁意识已然成为时人的普遍心理，新中国真真正正地成为了广大人民的“新中国”。

　　身处其中的民主人士亦以主人翁的心态投身新中国建设。早在1949年3月，郭沫若在北平演说，大声疾呼：“我们多一个人都应该扫除一己的私心，摒除一切的门户之见，要把全部的力量，全部的精神，全部的生命，无条件地拿出来，在中共领导之下，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完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为建设新中国而鞠躬尽瘁。”陈嘉庚撰文称，新中国地大物博，如果能举全国民众之力，“团结一致，无寡而得均，生产进步，诚无限量，或可居世界之第一位也”。他也以其自身见解，为新中国提出12项“除弊”与“兴利”的举措。

　　种种建言，缘于民主人士对新中国各项建设的殷殷期待，同时也缘于新政权对他们的尊重与重视。具有深刻现实关怀的他们，一有机会参政议政，便迸发出无比的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们不再是旧中国的“在野党”，而是新中国的“主人翁”。黄炎培曾被称为“与官不做，遇事生风”。新中国成立后，71岁高龄的他本不愿做官，但在周恩来细致的说服下，终被说动，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为此，他发表《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三十三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呢？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中共请“出山”的民主人士不止黄炎培一人，著名林业学家梁希出任林垦部部长、中国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等，均是如此。在民主人士眼中，把国家建设好不只是政府的事，更是自家的事，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司徒美堂也代表海外华侨表示：“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中国有无尽的富藏，尚未开发，协助政府把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展现出了与前不同的“新气象”。陈嘉庚指出：“现人民政府时代，作官与前不同，既不能滥用私人，亦不能营私谋利。”他观察发现，“人民政府服务人员，不拘作官与非作官，均须勤劳工作，节俭耐苦。方能适合，无威风，无虚荣”。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民主人士深切体会到，“新中国确实是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四、结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政治姿态，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团结奋斗。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 ”民主人士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才能实现和平与民主。这一认识促使他们在战后从寻求“中间道路”自觉转变为坚定接受中共的领导。更重要的是，民主人士从解放区焕然一新的景象中看到了中共政策实践的力量，因而对中共领导下的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信心。他们热情响应“五一口号”，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与新政协会议，与中共坦诚协商，对《共同纲领》这一“人民大宪章”表达看法，描绘“新中国”蓝图。新中国成立后，民主人士感受到了中共对人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以“主人翁”的心态和地位，将自己积极融入党和国家建设大局，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民主人士在1949年的选择和参与，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注脚。

　　（作者马皓若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博士生，王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