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我的祖父马叙伦诞辰140周年。他早年以治学为基，深耕国学、执教北大，以深厚学识成为学界敬重的儒雅学尊，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让他逐渐意识到“仅以学术救不了中国”。从“教书救国”的初步觉醒，到主动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坚，站在反独裁、求民主的最前线，祖父最终从“坐而论道”的学者，蜕变为“起而行之”、无惧迫害的坚强民主战士，用行动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担当。

马叙伦（1885—1970）

童年家道中落，勤耕学业奠定扎实基础

　　我的祖父马叙伦，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4月27日出生在杭州府下羊市街金刚寺巷口（今杭州上城区金刚寺），与马一浮、马寅初并称近代文化“浙江三马”。

　　祖父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衰，我的曾祖父马琛书虽承继书香，但只做到县学生员。祖父懂事后所见，是曾祖父为维持一家三代近十口人的生活日夜为人书写条幅、扇面，被杭州织造府聘请为幕僚后又扶病任职，朝出理事、夜归录书摹字，勤奋不息的情景。曾祖父虽劳碌辛苦，却好结四方之友，持身清格，这些对幼年的祖父影响甚深。

　　祖父不足4岁时，曾祖父请光绪十四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王会澧先生为其破蒙。王先生指着罗泽南的《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小学之道，诲尔童蒙。蒙以养正，是曰圣功”让我祖父跟读，不到三遍，他就会自己读了。发蒙后，由我曾祖父继续教读《小学韵语》。祖父读书之外，写描朱字，一写就很合式，这让我曾祖父更是欢喜。

1932年4月2日，马叙伦（后右一）携幼子马龙章（左一）、长孙马慕周（右前一）侍母亲邹赘梅（前排中）于生日之际。

　　祖父10岁时，我的曾祖父去世，家境更加贫寒，时学时辍。14岁时，祖父进入新学堂养正书塾就学。他天资聪敏又勤奋好学，文史成绩皆优，作文常得第一，是班级中的翘楚，半年内连升两级。不久，他和汤尔和、杜士珍被学校列为特班生，准备毕业后留学深造。同学们称他们三人为“三杰”。

　　当时，清朝政府极端腐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西逃，后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家的耻辱，使祖父痛心疾首。当时，养正书塾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者陈介石先生，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融古通今，常能发出新义，深受同学们的敬佩。他经常从讲历史说到中华民族的兴亡事，还把《天演论》《法意》《黄书》《伯牙琴》《明夷待访录》等推荐给学生阅读，使学生们不知不觉了解所处的时代，又不知不觉懂得了必须要革命。在陈介石先生爱国主义思想启蒙下，16岁的祖父深感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形成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第17页）

抨击清朝统治，宣扬民族民主革命

　　祖父立志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并积极寻找志同道合者。他和“三杰”中的其他两人及外校的七名同学相邀毕业后去日本学陆军，回国后从事革命活动。但不幸的是，就在毕业前夕，祖父因主持正义为同学鸣不平，触怒了学正和监督，被开除学籍，之后又因家境贫寒，不得不退学，走上社会。

　　1902年夏，在得到求是书院蒋尊簋同学的父亲、《选报》主编蒋观云的同意后，年仅17岁的祖父只身来到上海帮助编辑《选报》，业余时间还为南洋编译局润稿、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文稿，工作异常繁忙，但效率很高，受到蒋观云和资方赵祖德的赏识。蒋观云是当时有名的维新派，曾与蔡元培等人倡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赵祖德与祖父的字相同，见面时互称“彝初”，后来祖父主动更字为“夷初”。

　　受赵祖德邀请，祖父开始筹办《新世界学报》。他从杭州把陈介石老师请来主持，他与汤尔和、杜士珍编辑撰文。因为他们迅速接受了新思想，所以学报也带上了革命色彩，风行一时。办报使祖父比较广泛地接触到社会，接触到革命党人、维新派人物，也接触到因反清而遭受迫害的人。此时的上海，维新派云集，革命党活跃。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出版的刊物秘密向国内输送革命思想，祖父深受影响，决心追随孙中山。他曾在西湖游艇上寄诗言志：“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表达了对清廷统治者的仇恨和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开始宣传革命，大力提倡民族主义的革命思想，还积极参加上海革命党在张园（旧上海有名的园林，在今泰兴路，又名味莼园）举行的各种集会，抨击清朝统治，宣扬社会革命。他倾心蔡元培、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主张，时常与他们讨论国事，从中受到很多教益。

　　祖父还当过《政艺通报》的主笔，参与办《国粹学报》。1903年，因赵祖德另有经营，《新世界学报》停办。祖父为供养家人，只好在杭州或上海从事临时教学或撰稿工作。后来，《政艺通报》主编邓实要去开封应顺天乡试（明永乐初，建北京，名顺天府，清因之。于北京举行的乡试，因八国联军与清政府和议，规定不许在京师举试，故权移开封），就邀请祖父代编，并深得邓实赞赏。不久，祖父与邓实、黄节等一起创办了新期刊《国粹学报》（以下简称《学报》），至此祖父才有了固定的工作。《学报》的公开宗旨是“发明国学，保存国粹”，实际是通过学术研究，发掘中国文化遗产中可借鉴的反清反帝武器，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学报》创刊后，革命党人柳亚子、陈去病、章太炎、刘师培等纷纷投稿，宣传民族民主革命主张。

　　祖父一边工作，一边勤奋自学，同时也开始了学术研究。他先后在《学报》发表了《古政述微》《啸天庐古政学通议》《孔氏政治学拾微》《书体考始》《论性》等颇具学术见地和社会价值、富有战斗力的文章，反映出当时他的写作思想是“以民族主义之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途径”，以“挤覆满洲政权为职志”。（马叙伦：《石屋余沈》，上海书店1984年11月第1版，第45、46页）

　　1905年后，祖父大部分时间在杭、广两地任教，宣传革命思想。两广方言学堂的学生多为同盟会会员，祖父和学生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革命同志。在杭州任教员时，他积极参加革命组织的秘密活动，还参加了由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以文学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清王朝的统治。

20岁的马叙伦

　　1911年夏，祖父远渡日本，专程拜访章太炎，商讨革命方案，并请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回杭后，他参加了反对清政府收归商办铁路的护路斗争。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祖父等计划以维护治安为名，筹办民团，以便武装起义。但因起义风声走漏，民团未能成立。杭州光复后，浙江都督府成立，年仅26岁的祖父担任秘书。不久，江苏省宣告独立，在该都督府任职的老同学、“三杰”之一的杜士珍和都督府秘书长应德闳欲在上海创办报刊，邀请祖父前往主持工作。祖父遂到上海创办《大共和报》，任总编和主笔，并请刚刚携数名留日学生归国的章太炎任社长。

　　此时，清政府面临末日，为垂死挣扎，起用了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指挥军队向革命军反扑。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中部分人主张北伐。祖父开始从舆论上为革命军北伐创造条件。但是，后来不少革命党人却沉醉在已得的“胜利”中，企图借助袁来推翻清廷，在汉口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竟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

　　1912年2月，清帝“逊位”，袁世凯以阴谋手段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革命果实就此葬送。祖父离开了《大共和报》，又回到杭州，任都督府秘书及印铸局局长。

支持讨伐袁世凯，力荐蔡元培主政北大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创，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诸领域振启固弊、革故鼎新，使传统的皇权政治形态初步转变为现代政党政治形态，一度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生机。祖父因此认为清廷被推翻了，共和也已建立，革命的目的达到了，今后只是怎样建设中华民国了，应让学有专长的人去做。自己本来不晓得什么是政治，本行是教书，还是做教书匠为好，认为“教育办好了，政治也就办好了”（马叙伦：《为黄任之先生的来》，载于《民主》第18期）。

　　少年时祖父就博览群书，读过《高士传》及《后汉书》中的《独行列传》《逸民列传》等，它们褒扬全节守志、不入流俗，所谓“高人逸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20世纪初，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祖父在养正书塾读书时就接触了这种思想，后来曾发表《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赞誉其“二十世纪有一新主义出，则俄罗斯之无政府主义是也。俄之有无政府主义，则俄之可以文明雄二十世纪之机钮也”（《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这些都给祖父的思想以很大影响，他要“还我初服”。正因为“自己别有一个志趣”，故而在民国初年政党竞相成立的形势下，祖父却没有加入当时的各种党派团体，依旧能“超然物外”。

　　1912年10月，汤尔和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医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第二年春，祖父应汤之邀担任国文教员，兼做文书事务。1915年，他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开始在中国文化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祖父专心从教，致力于培养人才，并开始了书法研究，对时局“真是什么事也不问”。

　　在祖父埋头于教学和书法研究时，国家形势暗暗发生逆转，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政府后，表面上承认“临时约法”，实际上却破坏责任内阁，行专制独裁之实，准备复辟帝制。辛亥革命的果实如昙花一现，黑滚滚的政治暗流日益泛滥，袭击着整个北京。这时，祖父再也无法超脱，暗自进行反袁的准备。

　　一天，祖父遇见在两广方言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廖容，他以师生之情动员廖起兵讨袁，后又应廖之邀亲拟讨袁檄文寄往广州。檄文在香港报纸上发表后，廖便率所部七营兵力和西南各军一起踏上征途，支援云南蔡锷护国军的讨袁义举。祖父还写信给国会，要求恢复反袁猛将章太炎的自由，后又两次不避危险前去探望，劝以绝食抗议的章太炎恢复饮食，使章奄奄一息的生命得以保全。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宣布自翌年起改元“洪宪”，准备“登基大典”。祖父决心不仕之，赶在袁登基之前辞去北大和医专的教职以示抗议，被时人称为“挂冠教授”，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都作了特别报道，影响极大。他在回上海前，对章太炎仍关心备至，求人疏通，改善其条件，放松“门禁”。告别时，两人又商讨了倒袁之策，不忘所志。他以反袁词“浣溪沙五解”，嘲讽袁窃取政权、复辟帝制的罪恶行径。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但办学宗旨和师生思想面貌基本依旧，学校中封建复古主义的陈腐思想自由泛滥。最高学府出现这种状况，引起校内外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一次，祖父为浙江省财政厅长赴京开会做准备，其间回到北大，不少人对代理校长胡仁源不满，期望速派新校长，祖父深为共鸣。当祖父见到陈介石，陈谈及曾力荐蔡元培回国做浙江省省长，蔡表示回国可以，但不做官。早年在杭州读书时，陈介石就将我祖父介绍给蔡元培，蔡元培也十分珍爱这位“杰出人才”。基于对北大和蔡元培的了解，祖父对陈介石说：“蔡先生是研究教育的，应该办学校。听说北京大学的校长胡仁源有点做不下去，何妨把蔡先生请回来代替他？”后来，这一想法也得到了汤尔和的赞同，他向教育总长作了推荐。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职，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对北大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使一个封建习气严重、政治空气沉闷的旧北大变成了一个学术氛围浓厚、思想异常活跃的最高学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融入五四洪流，营救共产党人

　　1917年初，应蔡元培的邀请，祖父第二次回到北大任文科教授。他积极支持蔡元培的改革，成为文科教员中革新阵营的重要一员，并被推举为校评议会委员。祖父素志研究中国文字学，计划写成一部《说文解字六书疏正》（以下简称《说文》），但由于参加反袁斗争而中断。此次回北大，他结合教学，继续写《说文》，同时写《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等在国内外学术界极有影响的专著。

　　正当祖父潜心教学和学术研究时，五四运动爆发了。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反对卖国，不愿和军阀政府为伍镇压学生，又不敢公开与政府对立，遂辞去校长之职，被迫于5月10日悄然离京。见此，祖父毅然放下了研究和著述工作，全力投入到“挽蔡”和支持学生运动中。

　　蔡元培出走当晚，北大教职员为挽留蔡元培、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举行了全体会议，推选祖父、康宝忠、李大钊为挽蔡代表，并连夜赴教育部请愿，声明：如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员即一致总辞职。随后，北大教职员会及其发起组织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两个组织都推荐祖父为书记，后又任主席。他肩负维持北大校务和担任北京教育界代表的重任，并负责同政府当局谈判，对外发表文章。五四运动的实践使祖父认识到：推翻清王朝，打倒袁世凯，救国大业仍未完成，必须继续刻苦奋斗。

1918年，蔡元培等与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为冯友兰，左七为胡鸣盛；后排左二为黄文弼，左五为孙本文。

　　从1915年至1931年，祖父曾四次进出北大。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既是北大的同事，也是新文化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那时，祖父虽然没有参与共产党的创建，却在思想上与这些革命者站在一起，并尽力提供帮助。

　　1920年末的一个傍晚，祖父得到军阀政府要连夜逮捕陈独秀的消息。从他家到陈独秀借住的刘叔雅家相距十几里路远，赶去报信已来不及，他便请距陈独秀住处较近的沈士远教授转告，使陈独秀得以及时躲避。第二天早晨，陈与李大钊化装乘骡车离开北京，顺利脱险，不久便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李大钊是祖父早期相识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私交甚笃。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记录“马夷初先生修正案”，议决：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被聘教授后，在军阀统治下，李大钊正式以开拓者的姿态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五四运动后，祖父受北京教育界的信任和推举，领导了颇具影响力的三次“索薪”运动。其中，由于第一次“索薪”结束复课后，军阀政府对补发专门学校以上八校教职员薪金又采取了敷衍办法，使教职员饥寒交迫、无法生活，1920年11月，八校教职员再次举行“索薪”斗争，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祖父再次被推举为八校联合会主席，李大钊为书记。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特别会议决：（马夷初先生修正案）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指李大钊）。

　　1921年6月3日，祖父和李大钊等带领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和北京各中小学教职员及学生万余人上街游行，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他两人走在队伍的前面，遭到预伏的卫队的突袭。祖父遭毒打，头部受重伤，却反被监禁，诬陷为打人者，当局还通电各省制造舆论企图非法惩办祖父等人。祖父愤然绝食。6月13日，《晨报》刊出李大钊在北大《半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最悲痛最紧要的一件事》，声援祖父。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声援，反动政府受到各界舆论谴责。

1921年6月3日，马叙伦领导“索薪” 运动，在新华门被徐世昌的卫兵队打伤。

　　“六三”事件触犯众怒，大家惊呼“京中已无教育”，北洋军阀政府遭到全国舆论强烈谴责，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各界一致声援北京教育界的正义斗争，国际舆论也指责军阀政府是“野蛮的，没有人性的”。作为亲历者，祖父认为：“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它也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而且‘事闻中外’……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第69页）

　　“六三”事件后，祖父回到杭州养伤。此时又值浙江一师闹学潮。浙江省教育厅再三请祖父任该校校长。祖父到任后，改革校制，得到拥护。1922年8月，北京政府改组，祖父在蔡元培、李大钊的推荐下出任教育部次长。但当时政局不稳定，四个月后内阁辞职，他亦离职。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祖父第二次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段祺瑞临时执政后，祖父原想离去，但李大钊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我们不应放弃”，遂决定留任，并一度代理部务。在这期间，北京医专、美专等都发生了几次学潮，祖父爱护进步青年，注意掩护共产党人，不给军阀政府以制造事端的借口。教育部曾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内务部的情报说“共产党首领李寿常在各校活动”（编者注：一说为“李寿长”），咨请教育部马上查办。祖父意识到“李寿常”即“李守常”的讹音，决心甘冒生命危险拖延不办，并立即通知了李大钊迅速转移，使之脱险。

投身抗日救亡，拒绝与敌伪合作

　　1931年1月，祖父应邀重返北大，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北大。几经宦海浮沉，本就看淡名利的祖父此刻满怀希望这次能潜心学术、讲学和著述，继续中断了几次的《说文》的撰著。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偌大的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曾经发誓“从此柴门不再开”的祖父念及国运，忧心如焚，他要奋起抗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此后，每逢9月18日，他总要赋诗言志，提醒自己国耻未雪。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南京政府却继续妥协退让。这时，秘密传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祖父感到抗日有望。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祖父读到秘密传来的《宣言》，犹如在难明的长夜里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当时，北平地下组织正发动群众响应《宣言》。在教育界，由祖父与许德珩、尚仲衣三位教授负责联系北大师生。当时北大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抵抗还是投降这个关键性问题上。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人主张不抵抗，引导师生不问国事、埋头教学读书，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面对这种情况，祖父在师生中积极活动，主张教书不忘革命、读书不忘报国，力主抗战，团结带动了一大批师生树立抗日思想，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曾回忆说：“尤其像我一辈的人们，从前怎样慷慨激昂伴生命来革命的，自然更受不住‘声求气应’，又有了结合。”（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第103页）

　　1936年初，祖父与白鹏飞、许德珩等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并担任主席，他们联合149人发表长篇宣言，表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是下了牺牲的决心”“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也是我们的责任，抵抗是敌人所最怕的”，号召“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挽救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15、16页）。

　　祖父成为当时北平文化界救亡运动颇有影响的领军人物，身边聚集了大量爱国青年和抗日民主人士，也引来特务的监视和恫吓，但他不为所惧，仍通宵达旦奔走疾呼。在北平学联纪念淞沪抗战四周年大会上，祖父表示“现在国家危急，个人虽然老朽，誓愿和同学们共赴国难”。会后，发起成立的“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得到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祖父再次被选为主席。救国会在救亡运动中开辟了第二战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当时上海文化界也成立了救国会，由马相伯领导，祖父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两个组织的首领，“南北救国，‘惟马首是瞻’”成为美谈。

　　此时，祖父已年过半百，由于头部受过重伤，加之四处奔走呼喊，参加各种集会、演讲，终因劳累过度病倒在床。有人想借此机会逼迫祖父离开北大，祖父愤而辞职，于是年秋天举家迁回杭州。

　　1936年5月，中共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民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同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明确提出人民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实力派合作抗敌。9月，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要联合其他各派反蒋军阀走向抗日，以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此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扩大抗日反蒋的力量，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王昆仑、许宝驹等在南京积极活动，他们力邀祖父赴南京参与此事，并商讨争取四川军阀刘湘促蒋抗日。祖父虽与刘湘素不相识，但大家认为祖父积极主张抗日，年高望重，社会影响大，是劝说刘湘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为了救亡大业，祖父两次只身入川劝刘湘逼蒋抗日。

　　1937年8月，虹桥事件发生，杭州即将沦陷，祖父迁居上海法租界。那时，华北成立了傀儡政府。汤尔和投降日本，出任伪教育总长，他派人送亲笔信请祖父出任北大校长，并希望即日命驾。祖父却坚定地说：“我是为了坚持抗日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困难严重，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去混饭吃。……但愿汤总长珍惜前程，保持晚节。”（《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39页）后来，他写有《汤尔和晚节不终》一文，以儆效尤。

　　祖父困居上海，但革命之志不移，他化名邹华荪，矢志做中华子孙。陈公博曾是祖父北大的学生，却追随叛国投敌的汪精卫。秘密暂住于祖父家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请祖父出面邀请陈公博会晤，劝其不要与汪精卫同流合污，而陈公博却执迷不悟多方辩解，反请祖父出来帮忙，出任伪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祖父断然拒绝，表示决不会出来帮日本人做事，“如果上海不能居，则当漂游四海，老骨心不足惜”（江渤：《马叙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29页）。1940年初，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陈公博任伪立法院院长兼政治训练部部长，后又任上海市市长，他几次托人向祖父致意希望登门拜望，均遭祖父拒绝。

油画《马叙伦拒收汉奸之礼》，胡子婴绘

　　敌伪统治下的上海，生活异常艰苦，祖父也时有断炊之虞。此时，陈公博派人送米送钱，遭祖父拒绝，他高吟“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自励。为此，陈叔通曾赠诗赞他“贫为儒者兮，不改岁峥嵘”，恰如祖父自己所言“人向书中老，贫从不屈来”。

反内战求民主，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饱受战争、疾病和贫困折磨的祖父精神振奋、欢欣鼓舞，他热望国家一改旧况，做名副其实的“五强”。可蒋介石却违背人民的愿望，大搞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的罪恶勾当。祖父虽已年过花甲，仍积极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

　　作为当时进步刊物《民主》编委之一、《周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祖父通过《民主》《周报》《文萃》《文汇报》《联合晚报》等报刊发表反蒋文章。他通过撰写文章与发表演说，同各界人士加强联系。他同一部分进步的文化、出版、教育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参加这次大会的共26人，祖父担任主席。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中，明确规定了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奋斗目标，指出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解放前部分，民进中央宣传部编印1983年，第12、13页）。1946年1月4日，在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祖父与陈巳生、王绍鏊被推举为常务理事。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签到名单。

　　1946年初，按照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幻想通过这次会议解决战后中国国内存在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等重大原则问题。祖父等民进领导人却清醒地看到，这次会议不过是蒋介石重演欺骗人民的故伎，根本没有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国是争端的诚意。因此，在会议召开前，祖父、郑振铎、周建人等人纷纷撰文，发表看法，提出主张。祖父在《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一文中指出，“很明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不过是由于（蒋介石）事实上的需要协商而已，绝无何等权力而言”。国民党早就对会议的内容和范围作了种种规定和限制，“主体是国民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代表是客人”，根本不是平等的协商。祖父明确提出，会议的两大任务应是“开幕揭出索政的鲜明旗帜（国民党立即撤销训政、一党专政），同时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如果这两件不能在开始办到，那么应“立刻停止会议，使全国更明了国民党无还政的诚意”。（《马叙伦政论文选》，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第35-40页）果然，在旧政协召开之际，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一致反内战的强大压力，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旧政协决议墨迹未干，他就悍然调动百万军队进攻解放区，使中国处于内战的危机之中。

　　为了制止内战，1946年5月3日，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南京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当时，由于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连遭挫折，急需喘息时间，因此让美国特使马歇尔出面“调停”，宣布自6月7日起，在东北战场停战15天。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公推的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9人及两名学生代表赴南京呼吁和平。当到达下关车站时，国民党特务暴徒大打出手，祖父等身受重伤。“下关事件”后，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深夜赶到医院探望，同时对代表们的和平呼吁作出答复：“中共对当前国事，主张要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而致中国于统一富强之基。”不久，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同志从延安打电报来慰问。与此同时，尽管国民党当局极尽全力封锁消息，但惨案仍被南京几家进步报纸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还向世界各地发了电讯。

　　“下关事件”传出后，全国哗然，以上海为主，迅速扩大至全国范围，抗议当局暴行、声援人民代表的群众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撕下了蒋介石政府和谈的伪装，进一步暴露了其坚持内战、残酷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面目，教育了革命民众，使人民从根本上打破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认识到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内战才有可能制止。同时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正如祖父对周恩来所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通过这件事，祖父以及各界人士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彻底撕下了假和平、假民主的伪装，内战全面爆发。7月中旬，接连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祖父十分愤慨，明确指出：“重开内战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身上。”他以大无畏的精神警告国民党反动派：“我的历史一部分和李、闻两先生相同，我自然预备着接受一颗子弹，但是我也预备还他一颗原子炸弹。”（江渤著：《马叙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第192页）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更加疯狂地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封闭了民主报刊，残杀革命人士，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得不转移至地下，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到1947年底，除民主建国会和九三学社总部继续留在内地坚持斗争外，其他民主党派总部及主要领导人相继转移至香港。祖父也于1948年初转移到了香港。

参加新政协，以最大的努力建设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口号”。祖父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表示支持。1948年底，祖父与许广平、郭沫若等第二批民主人士从香港转至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实现和平民主的八项条件。祖父和进入解放区的55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声明，表示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祖父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身份参加，并被选为常务委员。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讨论成立六个小组，分工负责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祖父被任命担任第六组组长，主持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等方案。此外，他还参加了第一小组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祖父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推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10月1日，祖父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

1949年9月，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对于新中国的建设，祖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受党和人民的重托，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高教部部长，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50年6月，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马叙伦与毛泽东谈学生健康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父继续主持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务，在民进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连续三次当选民进中央主席。

　　1957年，祖父因积劳成疾，患脑软化症，生活不能自理，靠鼻饲进食。党中央对他非常关怀，周恩来总理多次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他进行治疗和护理。1958年6月5日，护士柯贵贤见他精神稍好，就请他写几个字。当时，他已不能正常书写，但仍坚持提笔写下“我们止（通‘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此为祖父的绝笔，也是一位奋斗一生的民主战士在生命垂危时，用生命的最后力气写下的最后也是最珍贵的政治嘱托！

　　1970年5月4日，祖父因脑软化症并发肺炎，抢救无效辞世，享年85岁。

　　1985年4月27日，“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对祖父的一生作了极高的政治评价。他说：“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无限忠诚的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马老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是从民主主义者紧跟革命潮流前进，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一生”。

　　（本文原载于《纵横》2025年第12期、2026年第1期。作者系马叙伦孙女、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