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民主促进会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5月5日，在香港坚持民主斗争的民进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民促、民联等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史称“五五通电”），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称赞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要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5月24日，民进在香港《华商报》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马叙伦本人还撰写并发表文章《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用兴奋的心情讴歌“五一口号”，并对“五一口号”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报纸上积极响应“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后，民进也随即开始为北上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做准备工作。1948年7月17日，民进在港理事召开会议，讨论新政协施政纲要，这次会议为民进参加筹备新政协进行了政治准备。此时，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筹备新政协成为中共中央的一项重点工作。周恩来亲自草拟邀请名单、制定具体路线和安全措施，甚至亲自安排和确定接待方案。考虑到大多数民主人士转移到香港坚持反蒋斗争，周恩来特意委派具有统战和商贸工作经验的钱之光负责开辟从香港乘船到大连或营口港进入解放区的通道。民进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和会员郑振铎均在中共中央拟定的北上民主人士名单中，雷洁琼也在受邀前往解放区的名单中。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的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下，在香港的民进骨干力量陆续北上解放区，周建人、葛志成等在上海的民进成员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员护送下走陆路北上至河北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为避免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民进北上历程惊心动魄，民进先贤们怀着致力协商建国的坚定信念，克服重重困难，从香港乘轮船或从上海经陆路北上到达解放区。

先行北上：王绍鏊发出民进声音

　　王绍鏊是第一位北上解放区的民进成员，他是从香港北上经朝鲜境内抵达哈尔滨的。早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绍鏊，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斗争，抗战时期他以商人身份穿梭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奔走。或许是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王绍鏊的北上经历也充满着几分神秘色彩。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20日致电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你们原定第二只苏船可载郭沫若、马叙伦、王绍鏊三人及胡绳等同志北来，现此轮只来王老一人，理由未详……”由于信息的阻隔，当时中共中央也不清楚王绍鏊缘何会单独北上。

许广平（中）与郭沫若、侯外庐在“华中”号客轮上

　　实际上，王绍鏊本来是作为第二批从香港北上民主人士中的一员，原定与马叙伦、郭沫若一同北上，但考虑到安全等方面因素，最终，王绍鏊先于马叙伦等人乘苏联货轮北上，这也体现出王绍鏊置生死于度外、急于北上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的迫切心情。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马叙伦作为民进主要领导人，原计划定于1948年9月作为从香港北上的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东北解放区，但由于9月1日发生了冯玉祥将军在乘船回国参加筹备新政协途中不幸因客轮失火遇难事件，考虑到同样是乘坐轮船，中共中央为此做了慎重考虑。9月4日，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罗便臣道李济深寓所召开会议，与民主人士们商讨北上的具体事宜，马叙伦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商定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暂缓北上。本来，马叙伦、王绍鏊被安排和郭沫若等民主人士第二批乘船北上，后来还是考虑到安全因素，原计划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乘坐的苏联“阿尔丹”号货轮于9月16日从香港起航时，只有王绍鏊和两位文化界人士方与严、力扬同行北上，而作为受邀参与筹备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代表，此船确实只载有王绍鏊一人。

　　王绍鏊本人在一本北上时携带的亲友通讯录上记录了自己从香港抵达哈尔滨的过程。王绍鏊逝世后，其女儿王佩容整理其遗物时偶然发现此记录，成为研究王绍鏊北上的重要参考资料。按照王绍鏊记述，他是1948年9月16日从香港上船，“翌晨开行”，9月26日零点多抵达朝鲜南浦港外，经过中共驻朝鲜南浦办事处接待，9月27日抵达平壤参观，9月29日与同行的两位文化界人士分别后，10月1日凌晨抵达朝鲜南阳火车站，上午过图们江桥进入中国境内，继续乘火车于10月2日下午6时许抵达哈尔滨。值得一提的是，较王绍鏊提前3天启程的沈钧儒、谭平山等第一批从香港北上民主人士由于所乘货轮在途经台湾海峡时遭遇风浪，反而比王绍鏊晚抵达朝鲜罗津港一天，但由于沈钧儒等人9月27日抵达罗津后没有停留，于9月29日即抵达哈尔滨并入住马迭尔宾馆，这才有了王绍鏊10月2日抵达哈尔滨后与沈钧儒等会合的情景。

　　曾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的闻黎明研究员（闻一多之孙）在《百川归海：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一文中这样评价王绍鏊北上：“几近被历史湮没的王绍鏊单独北上，实在是件不该遗漏的事。因为这次北上者虽然仅王绍鏊一人，但其作用却不可小视。”王绍鏊是1948年5月5日香港最先发出“五一口号”响应电的12位民主人士之一，而且他作为民进的代表北上到达哈尔滨，等于在新政协筹备的讨论中增加了一个党派的声音，他也成为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在中共中央部署和安排下从香港北上的第一位民进成员。到达哈尔滨后，10月21日，王绍鏊作为周恩来指定的7位在哈民主人士之一，同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高崇民、朱学范一起出席了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高岗、李富春召集的第一次座谈会。会上，当讨论新政协发起者问题时，由于中共表示新政协由原来中共、民革、民盟三党召集，改为“由各党派、各方面共同组织筹备会负责召集”，王绍鏊和与会者均表示非常满意。在10月23日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上，王绍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组成单位，中共方面采纳了这一建议，于11月3日决定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之一，并在给香港分局的指示中特别提到“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此时到哈诸位提议增加者，望沪局提出适当人选，送其至港或来天津直接进入解放区。”11月下旬，在哈尔滨经过协商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后，王绍鏊同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第一批从香港北上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南下沈阳，于12月19日抵达沈阳并入住沈阳铁路宾馆，与此前于12月6日抵达沈阳的马叙伦、许广平等第二批从香港北上民主人士会合，继续为筹备新政协贡献力量。

沧海同舟：马叙伦、许广平踏浪前行

　　“一堂敢诩群英会，个个都缘民主来。反动未消怀怒忾，和平有路扫凶埃。后至防风须就戮，末朝封建定成灰。矛头所向无天堑，听取传书奏凯回。”这是1949年1月26日，已经从香港北上抵达沈阳的马叙伦在出席东北解放区为民主人士举行的盛大欢迎会时现场吟诵的诗作，表达了马叙伦抵达解放区后的欣喜之情和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

　　作为民进主要领导人的马叙伦与民进常务理事许广平同船北上，他们从香港北上抵达沈阳堪称民进北上的“重头戏”。回望历史，马叙伦等第二批从香港北上民主人士的北上行程，在各批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中准备时间是最长的，而且是一波三折。最初，马叙伦是作为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安排乘船的，但由于突然发生了冯玉祥黑海遇难事件，为安全所计，马叙伦、王绍鏊被安排和郭沫若等第二批乘船北上，然而还是出于安全考虑，9月16日“阿尔丹”号货轮从香港起航时，民进常务理事王绍鏊先行北上。此后，中共方面拟继续租用一艘由朝鲜返航的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的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运送马叙伦等第二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然而却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从朝鲜罗津港经过长途航行抵达香港的“波尔塔瓦”号于11月1日下午5时许在香港鲤鱼门一带与一艘英国轮船相撞，造成船舱进水，搁浅海湾，旋即进入船坞修理，且短时间内难以修复。故此，马叙伦、许广平等第二批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11月上旬无法动身。而此时，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筹备新政协的相关事宜在不断推进，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想办法及早推进这批民主人士北上。11月5日，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邀请民主人士北上给香港分局的指示》中，责成香港分局务必把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等“最重要者”送到解放区。于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紧急租用了一艘800吨排水量的名为“华中”号的小型客轮，该船是香港船东，但为了运送民主人士方便，由香港分局出资使其悬挂葡萄牙国旗（一说挪威国旗，此处据周海婴回忆）。与马叙伦同船的除许广平外，还有郭沫若、沈志远、丘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许宝驹等民主人士。许广平之子、年仅19岁的周海婴当时也随母亲乘船北上。

马叙伦（左）与郭沫若在乘船北上途中

　　在马叙伦、王绍鏊等民进成员转至香港后，许广平继续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直到1948年10月18日，许广平才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和协助下秘密离开上海。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天，主要是考虑到当天是鲁迅忌日的前一天，按照惯例许广平作为鲁迅遗孀要去为鲁迅扫墓，估计国民党特务在这一天的监视会比平常稍微松懈些。值得一提的是，许广平和周海婴母子并未从上海乘船赴香港，而是在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后从上海辗转陆路，经杭州、南昌、长沙、广州到达九龙、香港。到达香港后，许广平母子的日常联络人就是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民进理事徐伯昕。许广平在香港仅停留了十几天，就接到了乘船出发北上的通知，当时通知她的北上目的地是哈尔滨。临行前，中共香港分局副书记兼统战委书记连贯还特地给许广平母子送来一些港币，供他们买些冬衣，并比较详细地告诉许广平母子还有几天离港和一些要做准备的事。由于许广平母子刚从上海到达香港不久，从上海带来的秋冬装衣物尚且充足，故而周海婴在采购时缩减了棉衣等方面的开支，用省下的钱买了一架德国禄莱牌照相机，为此次民主人士北上航程拍摄了在船上的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应该说，如若不是马叙伦等第二批计划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因为乘坐船只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导致北上日程一再推迟，许广平很可能无法与马叙伦同船北上。

　　马叙伦、许广平等民主人士北上行程当时是对外保密的，据周海婴回忆，他们是分头行动前往码头，到码头后先乘小船驶离码头然后再靠近并登上“华中”号客轮。“华中”号客轮系临时租赁，条件比较一般，周海婴回忆称该船“没有正规客房，仅有少量几间舱房，原是大副、水手长的卧室，临时让出来，照顾郭沫若、马叙伦、冯裕芳等几位长者。多数人睡统舱，男女分开，睡舱里又暗又狭，不适宜聊天。”因此，同船的民主人士经常到船顶层大厅和甲板上“聚首谈天”。

　　“华中”号客轮于11月23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起航，在航行至台湾海峡时遭遇了强台风，由于船长富有应对风浪的经验，沉着指挥轮船航行，故而有惊无险。周海婴后来回忆，当时大家最担心的还不是风浪，而是如果风力再增强一级，此船将必须靠岸躲避，也就是靠近台湾岛的海岸，那样极有可能遭遇国民党兵舰盘查。

　　在“华中”号客轮的此次航程中，船上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马叙伦和同船的郭沫若、丘哲都擅长吟诗填词，在十几天的航程中，写诗唱和成为马叙伦等民主人士文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些即兴吟诵的诗作，既流露出民主人士离别亲人的思绪，又饱含着战胜艰难险阻航向光明的坚定信心和乐观态度。

　　虽然航程中条件艰苦，但马叙伦、许广平等民主人士在船上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这归功于随民主人士北上的许广平之子周海婴。周海婴用在香港临行前买到的那架德国禄莱牌照相机，为此行大多数民主人士拍摄了在船上的照片，多为三五人的合影。其中，马叙伦在船上留下两张照片，一张是与郭沫若的单独合影，一张是与许广平、郭沫若、曹孟君、侯外庐等民主人士的合影。马叙伦身穿深色棉长衫，头戴一顶无檐帽，目光坚毅地注视着镜头。

　　“华中”轮上恰好有一台“国际”牌收音机，喜好无线电的周海婴在船上每天都要打开这台收音机，把频率对准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时的新华台虽然讯号不强，但听起来却很清晰，每天到了新闻广播时间，马叙伦、许广平等民主人士会自动聚拢来听。据周海婴回忆，当时由于每天都能收听到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大家都显得欢欣鼓舞。当民主人士们在船上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淮海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徐州解放的消息后异常兴奋，甚至在船上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即兴表演起文艺节目，他们能唱些解放区的歌，还能讲些笑话。

汇聚北平：民进先贤殊途同往

　　马叙伦、许广平等第二批从香港北上民主人士原定在大连登陆后前往哈尔滨参加筹备新政协。然而，最终他们的登陆地却发生了变化，目的地也不再是哈尔滨，这其中有何隐情呢？

　　原来，1948年12月1日清晨，马叙伦等人所乘的悬挂欧洲国家旗帜的“华中”号客轮就已经驶近大连港，然而当时大连港由苏军管理，悬挂苏联以外国家旗帜的船只一律不准进港靠岸，几经中共方面的冯铉、刘昂等协调未果。无奈之下，“华中”轮只好继续向北航行，计划驶往安东港登陆。当夜，海面突然刮起大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华中”号突然发现了前方一座灯塔的亮光，便向灯塔方向驶去，临时停在一座海岛后滩海湾，等待风停后再起航。这座海岛就是庄河县大王家岛。然而，由于突然遭遇大风降温天气，近岸海面大量结冰，导致岸上无法登船迎接，小舢板一时间也无法靠近“华中”轮，马叙伦等人所乘“华中”轮竟然在大王家岛海域停泊了两夜，直到12月3日上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代表、安东市委书记兼市长吕其恩带领庄河县公安局局长刘铮和其他干部先后乘小舢板木帆船破冰靠近“华中”轮，北上民主人士才得以换乘小船在庄河县大王家岛码头登岸。民主人士们经历一路旅途颠簸，又在这处陌生的海岛附近停泊两夜，真正登岛并见到前来迎接的中共干部后有种劫后重生的感觉，他们提议由周海婴在大王家岛拍摄一张合影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马叙伦在照片中左数第二人位置，他头上裹着厚厚的围巾，双手蜷缩，应该是不太适应东北寒冷的气候；许广平在照片中站在后排居中的位置，但只露出头部。在照片左侧可以看到三件简陋包扎的行李卷，可见民主人士生活之艰苦朴素，也佐证出他们是刚刚从船上来到大王家岛陆地上。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在大王家岛登陆时合影，左二为马叙伦，左六为许广平。

　　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在大王家岛登岸后，被分别安置在比较可靠的老百姓家中，他们在大王家岛上休息了一夜。12月4日天气好转，马叙伦等人清晨启程，换乘小船离开大王家岛前往安东市。在安东二道沟一带登岸后，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在乘汽车驶往安东市区的途中购买了御寒的棉帽。当天下午，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参观了安东市容市貌，到鸭绿江大桥进行了参观。此时，他们接到中共方面的通知，告知他们由于沈阳解放和东北局机关正准备迁址沈阳，筹备新政协不必再前往哈尔滨，可以从安东直接乘火车前往沈阳。次日，在安东市政府的安排下，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动身前往五龙背温泉汤浴，当晚从五龙背火车站登上安沈铁路开往沈阳的客运火车，于12月6日晨抵达沈阳南站（今沈阳站）。

　　马叙伦、许广平等人抵达沈阳后，被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际处安排入住沈阳铁路宾馆，这是当时沈阳住宿条件最好的宾馆，前身是日伪时期的大和旅馆。12月19日，王绍鏊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从哈尔滨南下抵达沈阳同样入住沈阳铁路宾馆，同马叙伦、许广平会合。此时，1947年民进第五次会员大会选出的民进第二届理事会只有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3位常务理事，这是当时民进的核心决策层，他们汇聚到一起，共同商议筹备新政协事宜和党派主要工作。在沈阳期间，马叙伦等民进核心层成员积极关注时局，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政治学习。他们每人都领到一本“大红布封面，烫金字”的《毛泽东选集》进行学习，还参加了在宾馆内举行的时事报告、座谈会，还通过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等方式，及时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当他们从广播中听到毛泽东为新华社所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等语句时，备受鼓舞。在沈阳期间，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和到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周建人等人遥相呼应，共同参与起草和审议《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并于1949年1月22日公开发表，这份政治声明强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政治立场的转变，为正在筹备的新政协和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亦称“55人通电”）署名的已经抵达解放区的55位民主人士中，有当时身在沈阳的民进常务理事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的民进理事周建人，以及周建人夫人、后加入民进的王蕴如。

　　这期间，民进还通过公开发表宣言、文告和公开信，以及和其他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电文和声明的方式，响应中共的号召，表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信心和决心。在1949年1月22日发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争取永久和平的宣言》中明确表示“惟中国共产党早经担起了历史任务，领导着人民解放的革命……我们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2月1日，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民进常务理事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公开信，函告上海、北平、香港等地民进会员，强调加紧贯彻本会宗旨，坚决站在革命一边。

　　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在东北解放区受到热情接待和悉心照顾。1949年2月马叙伦抵达北平后在欢迎会致辞中曾说：“我们到了沈阳，就承各方盛大的欢迎。”当时，沈阳刚解放不久，在主副食供应都很困难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想方设法调剂，保证民主人士能吃上可口的饭菜。早餐有牛奶、面包，午餐、晚餐为中式，常上的菜是猪肉酸菜火锅，晚睡的还供应夜宵。发放的各种日用品一应俱全，还加强了对民主人士的安全保卫工作。农历腊月二十九，民主人士在下榻宾馆门前观看了一场精彩的户外文艺演出。马叙伦和郭沫若、侯外庐等民主人士几次外出逛街，多是去古董店和书店，在古董店里，马叙伦热衷于瓷器，尤其是注重搜集“哥窑”瓷器。周海婴在逛书店时发现了解放区出版的鲁迅著作并买回来展示给母亲许广平。许广平和周海婴母子还应邀访问了迁址沈阳不久的鲁迅文艺学院，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在东北解放区期间，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还参观了工厂和农村，亲身感受解放区生机勃勃的氛围，他们实地体验土改后农村发生的变化，走访农户，和农民聊天，周海婴特意为母亲许广平拍摄了一张在抚顺煤矿参观时的照片。

许广平在抚顺煤矿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筹备并召开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亲自迎接下，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和李济深、沈钧儒等三十余位在沈阳的民主人士从沈阳南站乘专列“天津解放号”前往北平。抵达北平东站时，受到热烈迎接。在前来欢迎的人群里，马叙伦看到了先期抵达北平的民进理事周建人和严景耀、雷洁琼夫妇。

出席新政协会议的民进代表、候补代表合影，马叙伦（前排中）、王绍鏊（前排右一）、许广平（前排右二）、周建人（前排左二）。

　　周建人是民进创始人之一，1948年10月中旬，周建人一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乘船抵达天津，再从天津乘渔船前往解放区，经历了一番长途跋涉，多次历经艰险通过封锁线，到达中共中央统战部驻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时已经是11月下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北平和平解放后，周建人全家启程经石家庄，于1949年2月3日抵达北平。严景耀、雷洁琼夫妇由于在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打压，遂分别辞去在上海的大学教授职务，于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先后抵达北平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随着平津战役胜利在即，1949年1月中旬，受马叙伦委托，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严景耀、雷洁琼作为民进代表从北平动身前往西柏坡和李家庄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并在李家庄与赶到该地的民主人士、当地农民一起欢度新春佳节。

　　马叙伦一行从沈阳抵达北平后，1949年2月28日，民进在北平召开进入解放区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会议。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严景耀、雷洁琼参加会议。与会者各自报告到解放区后的见闻与感受，最后研讨了今后工作。3月18日，民进理事郑振铎从香港乘船在烟台登陆后经陆路辗转抵达北平。三天之后的3月21日，民进理事徐伯昕从香港乘坐“宝通”号货轮起航北上，同行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达200余人，他们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登船离港，于3月27日顺利抵达天津塘沽港登陆。徐伯昕于4月初抵达北平后即拜访马叙伦等先期抵达北平的民进成员，随即以民进总部驻沪代表名义前往上海筹建民进上海分会。1946年1月在上海加入民进的民进早期会员葛志成，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护送下，于1948年11月经上海由陆路北上抵达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后于1949年3月抵达北平并作为教育工作者代表参加筹备新政协。

　　殊途同往，百川汇海。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马叙伦等民进先贤不畏风险，陆续北上并汇聚到北平，共同参与到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这期间，民进组织自身建设不断加强，民进各项工作得到了发展和延续，思想认识也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统一，为民进迎接新政协会议召开、全国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道同行，奔向光明。回望这段历史，更能深切感受到马叙伦先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深刻含义。

　　（作者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民进辽宁省委会参政党理论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