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中华大地涌现出无数英雄，有的血洒疆场，有的毁家纾难，有的从事秘密工作，为救国拼尽全力。去年，《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书出版，讲述了郑振铎在抗战时期与同仁保护古籍善本、文献资料的故事。

　　民进创始人之一郑振铎是知名学者，毕生涉足的学术领域多，且均有建树。学术之外，他还是独具慧眼的收藏家，为抢救、守护、保存古书典籍、文物古迹作出了巨大贡献。

爱书护书 藏书存书 守护中华文脉

　　郑振铎爱书如命，多方购书藏书。抗战期间，为避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他多方奔走、联络，整理保存珍贵书籍的书目，收购典籍善本，战后追索被日寇掠走的古籍，为守护中华文脉做了大量工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郑振铎的藏书损失极大，他以幸存的书籍为基础，整理出《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西谛所藏散曲目录》等内容，为研究戏曲史留存了重要资料。1937年至1945年，他坚守“孤岛”上海，前期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期尽力于保全、整理已经得到的文献。眼见战乱导致许多旧家藏书被毁坏和贱卖，他多方设法，联系公家单位和机构，从书商手中购置、抢救珍本善本，其“劫中得书的最高峰”为全套《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对研究元明杂剧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1940年，他与张元济等人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到1941年底，搜救保存了近5万册私藏珍本，其中善本古籍3800余种。因战争形势严酷，他通过各种方式将很多古籍送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但仍有部分被日寇抢走。后来我国向日本追索这些古籍时，所依据的证明正是郑振铎当年收书时所做的编目记录。

两份报告 一腔赤诚 保住团城和长陵地宫

　　1949年，郑振铎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亲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当时文物局的办公地点也是一处文物古迹——始建于金代的团城（位于今北海公园南门西侧，北海和团城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年代初，为改善交通环境，有关方面考虑拓宽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石桥路面，将要拆去团城。得知这一消息，郑振铎心急如焚，向周恩来总理提交了一份报告，力陈应当保护团城这一重要古迹。不久，周总理亲自考察团城，观望四周后，决定把桥面向中南海湖面上扩展，团城得以保全。周总理还表示，要以政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文，今后凡在基本建设中遇到文物古迹时，必须与有关文物主管部门商议后才能进行。如今游客们去游览北海，仍可参观团城，不能不感谢郑振铎。

　　1955年，郭沫若等人联名给向国务院提交了要求发掘长陵（明永乐皇帝陵墓）的报告。此前，郭沫若曾将这份报告拿给郑振铎看，问他是否同意及署名。郑振铎认为，鉴于当时的文物保护意识、保护手段和技术水平，发掘后不能有效保护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拒绝签名。他还向周总理提交了一份报告，阐述了上述想法和意见，并表示如果一定要发掘，建议先发掘规模较小的定陵（明万历皇帝陵墓），以定陵为试点，总结出经验后再考虑发掘长陵。这是一种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周总理采纳了这一意见。定陵发掘期间，正如郑振铎所料，由于缺乏保护手段，地宫中的丝绸和织锦出土即风化破碎，其他一些文物也受到损坏。国家就此搁置了对长陵的发掘计划，长陵地宫至今未被打开。

藏宝于国 纤尘不染 为文博领域树新风

　　郑振铎就任文物局长伊始，便邀约图书、文博、艺术等各界专家学者参与相关工作，参与南下接收当地军管会接管的图书、物资、档案等，还主持全国文物保护工作规章制度的拟订，包括《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堵住文物外流的口子。20世纪50年代，他受命组建秘密收购小组，从香港购买抢救了许多珍贵的流散文物，如《中秋帖》《伯远帖》《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荀斋善本、陈氏古币等。

　　郑振铎也曾喜爱收藏文物，担任文物局长后，为避瓜田李下之嫌，决定不再搞收藏，还将自己节衣缩食购置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给了国家。其中包括657件汉、魏、隋、唐的陶俑，至今收存在故宫博物院。他在文物局树立了从事相关工作者不收藏文物的典范，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也是他高尚人品的鲜明体现。1958年10月，他在出访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家属以他生前所说的“书属于国家”为遗志，将他留下的近10万册珍贵藏书悉数捐献给国家。

　　郑振铎倾力守护典籍文物，其忠于国家、无私奉献的品格，为国存史、存宝，守护文脉的远见卓识，将永远为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