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山（1884—1967），又名培喜，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人，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著名爱国工商业者、民主革命志士。他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多个历史时期，始终以家国为念，在革命救国、实业兴邦、抗日救亡、民主建国、教育惠民等诸多领域躬身践行，用生命诠释了“敢为天下先”的香山精神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赤子情怀。

革命显担当 实业铸根基

　　1884年，冯少山诞生于广东香山这片孕育了孙中山、郑观应等先驱的热土。毗邻郑观应故里的地缘渊源，让他自幼便听闻《盛世危言》中“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的进步主张，民族复兴的种子早早扎根心中。香山作为著名侨乡，百万华侨在海外的坎坷遭遇，更让他深刻体悟到“国家不强，侨胞无依”的沉重现实。

　　幼年时，冯少山随父母漂洋过海侨居北美洲旧金山，后赴日本神户华侨学校求学，多元的海外经历塑造了他开阔的国际视野；回国后，他就读于上海中西书院，系统研习近代实业知识，为日后投身民族工商业奠定了坚实基础。香山“敢为天下先”的革命传统与华侨群体的家国情怀双重滋养，让胸怀天下、担当敢为的品格成为他一生的精神底色。

　　早年间，冯少山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斗争，成为坚定的革命党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11月3日冯少山与革命志士在上海发动“光复起义”，率领沪西商团冲锋陷阵，攻占南城、西城，为上海光复立下汗马功劳。起义胜利后，他又与黄炎培等人电请孙中山回国建立中华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民主革命理想。

　　革命胜利后，冯少山深知实业是民族自立的根基，秉持“实业救国是最有效力的方法”的信念，先后经办上海宇丰造烛厂、上海开林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联合营业公司等企业。其中，开林油漆成功打破外国品牌垄断，成为近代民族化工的标杆，抗战期间更转产军用油漆，为兵器制造提供保障。

　　凭借卓越的经营才能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冯少山迅速成长为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领袖。他历任上海江西路商联会会长、广肇公所董事、上海纸业公会会长等职，1928年4月当选上海市总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为日后凝聚商界力量投身爱国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扛重任 践行爱国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冯少山以商业公团骨干身份挺身而出，提出“商学一体，共赴国难”的主张，联合48家商界团体通电全国，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面对军阀施压，他坚定表态“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推动上海核心商圈开展持续近一个月的罢市行动，成为全国商界坚持最久的罢市运动之一。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冯少山主持广肇公所紧急会议，声讨帝国主义残杀同胞的罪行，组织上海纸业、油漆、烛业等行业全面罢市。尽管每日商业损失达300余万元，他仍坚守立场，牵头成立“商界援工委员会”，每日为罢工工人提供2000元经费及大量物资，构建起坚固的“工学商同盟”。

　　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后，时任上海民众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执委的冯少山凌晨发出通电，誓言“良心不死，誓当断脰而争”，并主持制定《对日经济绝交实施细则》，明确“三停一禁”措施。在他的号召下，上海掀起全民反日浪潮，日商直接损失达1000万元，经济绝交成效显著。

　　冯少山深知“抵制日货”只是权宜之计，“发展国货”才是根本之策。1921年起，他与王晓籁、虞洽卿等人改组“对日外交市民大会”为“市民提倡国货大会”，组织“国货旅行团”赴江浙皖地区举办23场流动展览，覆盖商户超5000家。1923年，他创新性提出“五方联动”主张，构建起“资本家投资设厂、劳工家出力制造、化学家出其学识、商业家推广销路、需品者勇购国货”的全链条国货发展体系。

　　1928年6月，冯少山推动上海实业界申请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担任筹备委员会第一常务委员，严格审查参展资质，确保“所有展品、装潢材料、工作人员服装均为国产”。同年11月，第一届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开幕，吸引130余万人次参观，现场销售额达520万元，签订产销合同1200余份，展会所在地的普育堂路更被命名为“国货路”，成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标志性符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少山立即发起国货会征集抗日意见；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他统筹募捐支援十九路军，华侨捐款达700多万元，极大提振了全军士气，同时设立“广东同乡救济会”，累计救济难民8000余人。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委，他发布“紧要启事”募集急救物资，至上海沦陷前，募集物资可装备10个野战救护队，救治伤兵超2万人。

　　同年9月，冯少山发起成立“青年战时服务团”并担任团长，以“致力救亡工作、增强抗战力”为目标，整合社会力量服务前线伤员与后方难民，成为上海民间救亡运动的重要力量。上海沦陷后，日伪势力多次以高官厚禄诱请他出任伪职，均被严词拒绝。1940年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遇刺后，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利诱，他怒斥“吾乃中国人，宁为流亡之客，不做汉奸之奴”，彰显了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

　　1937年12月，冯少山受红十字会总会派遣赴南洋，与陈嘉庚携手开展抗日募捐。作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骨干力量，他协助制定“募捐+动员”双轨策略，推动南洋华侨捐献飞机187架、救护车800辆、大米8000包，动员3200余名“南侨机工”奔赴滇缅公路保障物资运输，其中1000余人壮烈牺牲，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主建国 躬身履职

　　抗日战争时期，冯少山与马叙伦、王绍鏊等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一道，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积极投身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冯少山作为26名创始人之一出席成立会议，并当选第一届理事会理事，践行“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宗旨。

　　1948年，民进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冯少山积极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他以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诞生建言献策；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成了从“抗日救亡”到“民主建国”的历史衔接。

　　新中国成立后，冯少山主动将经办的企业交由工业部轻工处接管，全力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抗美援朝期间，他亲赴前线慰问将士，用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国防建设。

　　冯少山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候补代表，第二、三、四届委员；民进第一、三届理事会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上海市粮食局副局长、第二商业局副局长、民政局副局长等职。他始终以服务民生、发展经济为己任，积极推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公私合营，为新中国经济恢复与社会稳定倾注了大量心血。

　　冯少山深知“救亡需先启智”，热心平民义务教育，认为教育是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根本。他担任上海广肇公所学务监理、学务股董事期间，资助创办“广肇公学”（后发展为“粤东中学”），陆续开办8所分校，全部免除两广籍子弟学杂费，至上海沦陷时累计培养学生超5000人，其中不少人投身抗日战场，形成了“以实业养教育、以教育育人才、以人才助抗战”的良性循环。

　　1923年，津浦铁路“临城劫案”发生后，冯少山带领上海商会救护队，携带10余箱物资前往救援，并积极斡旋，最终促成人质全部释放。1924年，冯少山与同仁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当选常务董事，创办“沪西士商体操会”，出任“上海童子军会”理事长，即使在抗战期间仍支持中华篮球队赴新加坡比赛，激励民族士气。

　　冯少山注重家风涵养，其子女均投身爱国革命事业，成就斐然。三女儿冯修蕙毕业于复旦大学，学生时期便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新四军，后在上海、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借用父亲家掩护新四军将领疗伤。

　　冯修蕙的丈夫万景光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与冯修蕙结为革命伴侣，1945年也作为26名代表之一出席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会议，翁婿同为民进创始成员，传为佳话。1947年，夫妇二人受命赴香港，借助冯少山的上层关系建立地下联络站，开展党的隐秘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冯修蕙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中国社科院等单位任职，万景光则服务于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家三代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国同构、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