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进程里，以五年为周期的规划是国家经济蓝图的关键部分，这时期规划是战略性的，主要围绕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产业区域布局以及经济结构中关键比例关系来计划，为国家经济未来发展勾勒出清晰目标和前进方向。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一五”计划（1953—1957年）的施行，不但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还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会员大多集中在教育、文化与出版方面，在推动旧教育体制改革，致力于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

推动教育改革实践

　　“一五”计划时期，新中国在夯实工业化基础的同时，教育改革也在悄然进行，旧的教育体系逐渐向社会主义的新教育体系过渡。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成员大多来自教育、文化界，凭借专业优势，由核心成员带头，凭借专业能力参与教育改革，在改造旧教育、搭建新体系、保障教育民生等方面的事务上，做了不少扎实工作，为当时教育制度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马叙伦作为民进的主要创始人，在“一五”计划前后及实施期间，他担任教育部长，大力推动教育制度革新。当时正值工业化建设，高校存在学科设置混乱、专业重复、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脱节，不能满足工业建设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等问题，所以高校院系改革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马叙伦扛起了这份繁重的工作，他从调研规划到落地执行，都下了很多功夫。他组织教育界的专家反复交流研讨，参考苏联的经验，结合国内工业布局需求，制定了合理的调整方案。1953年，全国多数高校完成了院系调整，理工商类院校获得重点扶持，理顺了高等教育体系，为工业化输送人才的通道得以畅通，为“一五”计划中工业项目培养了诸多技术骨干。

　　逐步收回教育权利，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外国教会在中国办学一直被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他们以此干涉中国教育。1950年，马叙伦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先着手接办辅仁大学。他首先寻访该校教会驻校代表，郑重阐明中国在教育主权方面的坚定立场，有力驳斥了外国人所谓“此举干涉宗教自由”的谬论，随后公开宣告辅仁大学将由国家自主承办。随后他主导制定了针对此类院校的统一管理规范及实施办法，推动11所学校转为公办，另有9所调整为由民众自主运营的私立机构，国家为这些私立学校提供财政扶持。这一系列举措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教育的渗透，实现了独立的新中国教育，为“一五”计划时期教育体系自主发展扫平了障碍。

　　在教育民生的守护以及学制体系的优化进程里，民进会员积极出力，为教育领域的革新增添了人文关怀力度。1953年，教育领域出现学生体质下滑的情况，相关调研人员考察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及时汇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毛泽东主席接连两次给马叙伦致信，清晰地指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马叙伦接受指示后，马上召集财政部、卫生部等部门，一起研讨，并开始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健康状况调研工作，接着制定出详细的改进方案。1951年，他推动政务院专门开会，会后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之后《人民日报》发布社论，助推《决定》精神的贯彻执行。各地学校纷纷减少学生的课业和会议时间，改善伙食营养，给学生设立特殊的医疗待遇，学生的健康状况慢慢变好了。这一举措丰富了教育体系中对学生权益保障的具体条款，明确了教育发展必须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准则。

马叙伦作《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刊于1955年7月15日《光明日报》第2版

　　马叙伦全权负责学制改革的前期准备和推进工作。他主持召开全国性教育会议，充分吸收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依据工农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推动政务院在1951年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衔接关系，着重加强了中等技术教育与工农群众的业余教育，许多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借助工农速成中学这类新办学形式获得了深造机会。既让更多人接受教育，也为“一五”计划时期的生产一线输送了有知识的劳动者，使教育与生产建设联系更加紧密。

参与国家建设履职实践

　　1953—1957年施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中国民主促进会作为参政党，积极投入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参与政治事务、为立法提建议、做好民主监督，在国家重大决策、第一部宪法制定、政策落地等工作中取得了成效，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多党合作的理念。

◎强化政权建设根基，落实民主参政实践

　　五年中，民进以正规的途径参与国家治理，许多核心成员进入国家政权机关，把专业本领运用到实际政治工作当中。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经全国普选，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徐伯昕、林汉达、车向忱、杨东莼、吴若安、雷洁琼、赵朴初、严景耀、许崇清、冯宾符、杨石先、陆渊雷等16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来自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领域，像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周建人、雷洁琼等民进前辈也在此列。他们参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讨论，把基层的意见传递到国家治理的最高层面。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进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马叙伦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教育部长，不但在立法事务上从事工作，还切实履行行政职责。王绍鏊肩负着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的职务，直接负责“一五”时期财政预算的制定以及监察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周建人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主要承担教育领域相关政策与国家发展规划的相关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效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民进先贤在这些重要岗位上展现出丰富的工作经历和专业能力，为“一五”时期国家经济建设计划顺利实施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宪法制定进程，贡献于立法事务开展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这在“一五”计划时期是立法工作的重点，民进从多个方面深入参与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工作。

　　他们全程参与宪法草案的讨论与审议工作。基于在教育、文化、社会领域积累的多年实践经验，他们从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行使、适应国家建设需求等维度，提出了多项意见建议。

　　在制定宪法时，马叙伦、雷洁琼等人对宪法草案里有关教育事业发展、公民文化权益保障的条款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将旧中国教育领域的诸多弊端，还有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施行时对各类专业人才的急切需求相结合，提出了要清晰界定国家在教育发展方面承担责任和应遵循方向。这些建议为宪法条文里“国家举办各类学校，推广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职业与高等教育”等相关内容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该部宪法最终以全体赞成票的形式获得通过，奠定了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并明确指出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在这一进程里，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参与，成为参政党协助立法工作开展的范例。

◎响应国家号召，开展民主监督工作

　　“一五”计划时期，中国民主促进会一直和中共中央团结一心，主动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各种建设任务，还通过民主监督帮助政策落地执行。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民进中央即刻组织会员学习，让大家带动周围群众一起参与国家建设，鼓励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为“一五”计划出力。1954年，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化，民进总部号召全国会员购买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各地组织都积极跟进，最后买到的公债比原计划还多，用实际行动帮助国家积累建设资金。

　　在民主监督方面，民进按照过渡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要求，通过提意见、参加检查等方式，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针对“一五”计划中的教育、文化等政策，民进会员下到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就学校怎么建、工农教育怎么推广、文化资源怎么分配这些问题，向相关部门提建议，让政策更符合实际。

　　另外，民进还在内部发动会员，表扬做得好的，鼓励大家结合自己的工作来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想出改进办法，为“一五”计划政策的落实建言献策。

支援经济建设实践经历

　　1953年，各地纷纷推进工业化建设，但普遍面临资金不足的困难。为了动员社会资源支持国家重要工程，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发行规模为6万亿元（旧币）的经济建设公债。广大民进成员很快响应国家号召，借助总部发起、地方联动、会员带头的方式，掀起认购公债热潮，写下了“同心向党、支持建设”的美丽篇章。

◎总部引领方向，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1953年6月，在该会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时任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明确指出：“动员民进会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是首要政治任务。”为后来的公债认购工作奠定了思想根基。1954年，国家公布发行公债消息后，民进总部马上发布专项通知，强调认购公债不只是经济事，更是落实总路线、支援工业化建设的政治责任，号召全会各级组织提高认识、广泛动员，让会员成为国家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

　　在总部统一安排下，民进各级组织迅速行动起来，成立公债认购工作小组，开展座谈会、报告会解读公债政策，消除群众顾虑。借助会员通讯录、地方刊物推动认购倡议，把支援建设的想法传至基层，让大家得以更新认知。构建认购登记与反馈机制，以便及时对进度进行跟进，宣传做得不错的典型予以宣传。从上到下组织动员，把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会员力量快速聚到一起，营造出“人人关心建设、踊跃认购公债”的好氛围。

◎地方组织齐心协力，超额完成任务彰显担当

　　民进各地分会通过踏实的工作推动公债认购，上海、广州、杭州、北京、天津、沈阳等重要城市的组织率先行动起来，都超过了预定的认购数额，成为当地民主党派支持国家建设的先进典型。

　　上海民进会员较为集中，其中教育界的成员在认购中起到主要作用。很多中小学老师自己平时节省开支，将积攒下来的工资用于购买公债。一位老教师在登记认购时说：“国家搞工业化需要资金，我们没法直接去钢厂炼钢、去工地修路，多买一点公债，也算是为下一代的未来出一点力。”在这些老师的带动下，民进上海分会不仅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还主动协助街道社区向居民宣传公债政策，带动更多人参加。

　　北京民进分会将公债认购与文教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会员们在推动中小学劳动教育、筹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同时，也积极认购公债。一些在大学工作的会员通过课堂、学术交流活动，向学生和社会各界介绍公债对“一五”计划重点项目的作用，既完成了认购，也传递了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观念。天津、广州等地的分会也做得不错，通过行业联系和会员之间的互助，让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少买一些、表达心意，形成了“大家都参与、根据能力来、能帮一点是一点”的好氛围。

◎会员以实际行动传颂佳话，细微举动彰显赤诚之心

　　在这场认购公债的热潮里，民进会员们用自己的方式尽一份爱国的心意。他们中间有知名的学者、教书多年的老师，也有普通的学校职工和文化工作者。大家身份不一样，能力也不同，但都想为国家建设出点力。

　　不少老会员把攒了很多年的钱拿出来买公债。一位在北平解放后留在内地的老学者，想都没想就把本来打算买书的钱全买了公债。他说：“书固然要紧，可国家建设才是根本。眼下先把根基打牢，读书的事缓一缓也不碍事。”受到这样的影响，一些年轻会员也跟着行动起来。他们特地做了“分期购买”的安排，每个月从工资里留出一笔固定的钱用来买公债，靠这样一点点地积攒，表达对国家建设的支持。

　　更难能可贵的是，不少会员自己买了公债，还劝身边的亲戚朋友参加。民进杭州分会有一位女会员，她从丈夫做生意周转的有限资金里拿出一部分买了公债。开始丈夫不愿意，她劝道：“只有国家安定，咱们的生意才能做得稳；国家经济发展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才能真正好过。”就这样，一个人带动了一家人，后来又影响了一批人。大家把力量聚拢在一起，国家建设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这些普通的做法，表现出民进会员们怀揣一颗期盼新中国快点发展起来的炙热的心。他们将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默默为“一五”计划增添自己微薄的力量。

　　民进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一条心，用实际行动参与国家建设。认购公债中这些细碎的故事，为“一五”计划筹到了急需的资金，体现了民进爱国、团结、扎实做事的优良传统。

文化出版工作实践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在工业建设上取得了明显进步。那时社会正需要凝聚人心、培养人们对家国的感情，并且让科学文化知识得到普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有很多在文化出版方面有影响的人，他们靠着笔和书，编写通俗读物，在普及历史知识、儿童启蒙、传播科学常识等方面默默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出版的书思想性、可读性强，为当时的社会进步增添了精神力量，为民族复兴铺垫了文化根基。

◎以文字滋养民众心灵，以文化凝聚社会力量

　　“一五”计划时期，承接民族精神的途径之一是梳理历史脉络，唤起民众爱国情感。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进先贤林汉达一直抱着“让历史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念头。他心里琢磨怎样把那些遥远的历史故事重新整理、印成书，希望通过浅显易懂的读本，让民族精神得以接续和流传。他觉得，承载着民族过去的历史，本是爱国教育的好材料，可书上常常有不少生僻的专业词汇，普通人读起来觉得吃力，不愿意继续看下去了。20世纪50年代末，他开始整理史料、进行研究。为了让更多人能看懂历史，他不再使用学术书中那种深奥的表达，而是改用白话，把东周到三国这段历史一一道来。那段时间里，他陆续写出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三国故事新编》等一系列历史作品。

林汉达编写《春秋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3月初版

　　在撰写《春秋五霸》时，林汉达为真实还原历史场景，查阅了数十种史料典籍，并咨询了许多历史学者以获取细节，但在撰写过程中，常思考如何让青少年理解并牢固记忆。他将“退避三舍”“卧薪尝胆”这些历史典故编进生动情节之中，既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气节，又把家国大义道理传播出去。这些书出版后，进了初中课堂，并多次重印，发行量持续增大，为“一五”计划时期各行各业的人，提供了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有读者称：“林先生的书让我们知晓，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不服输、能坚持的精神，如今建设国家，这份力量必须传下去。”

◎精心打造少儿读物，播撒理想信念之种

　　少年儿童是民族的未来，“一五”计划时期的少儿出版工作，就是培养新一代建设者。民进会员叶至善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他率领团队打造了一批经典的少儿读物，用温暖的文字给孩子们种下理想与信念的种子。1956年，叶至善被任命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同时担任总编辑一职。他觉得“少儿读物得编得又好看又有教育意义”，每本书都应反复打磨，力求做好。

　　在他的引领下，一系列经典童话作品得以问世，像《小蝌蚪找妈妈》《小鲤鱼跳龙门》《神笔马良》等，这些读物运用拟人化的叙事手法，传递善良勇敢、勤奋坚持等优秀品格，潜移默化地塑造孩子们的价值观。孙幼军编写的《小布头奇遇记》，书一出就颇受好评，对几代中国孩子产生了影响，把“爱劳动、爱祖国”这想法深植在孩子们心里。他还主导创立了国内早期少儿科普刊物《我们爱科学》，且亲自策划编纂了包含两百种图书的《少年百科丛书》及《中国历史故事集》。这些出版物包含文学、科学、历史等多个知识领域，引导孩子们在阅读时树立起为国家发展出力的远大理想。

◎致力科普领域研究，提高百姓科学素养

　　“一五”计划时期，搞工业化建设，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是关键。民进会员顺应时代需求，把科普出版当作重要工作开展，他们用通俗话语阐述科学道理，逐步让科学知识走向工厂、农村。民进先贤周建人是该组织早期的重要成员，是科普热潮中的代表人物。他长期致力于科普领域研究，并撰写多部生活导向型科普作品，其著作在特定时期形成显著社会效应。他早年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白话译本，在“一五”计划期间多次再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打破了进化论的知识门槛，普通老百姓甚至工人都能理解生物进化的基本道理。周建人创作的《生物进化浅说》等科普作品，以生产生活实际为切入点阐述科学原理，成为当时传播科学思想的重要媒介。

　　在科普方面，民进先贤叶至善在科普创作与出版上非常活跃。他写的《海王星的发现》《风和雨的规律》《化学做了什么》等科普文章，把抽象的科学原理与工业建设实践、日常生存体验巧妙融合，让读者深刻明白“学习科学知识可提升生产效率、改善生活品质”这一理念。科普读物为工人们提供了学习基础科学知识的途径，也让社会逐渐形成重视科学、学习科学、在生活中应用科学的良好风气，用科学知识推动工业发展。

◎坚守文化遗产，凝聚时代精神力量

　　民进的出版事业，一直有许多出版人和创作者默默秉持坚定的信念，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坚守者中，民进先贤徐伯昕是一位重要人物。民进出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他的付出，他凭着多年的行业积累，努力做好文化传播的工作，多方沟通协调，帮助会员把有价值的作品推向市场，让更多读者读到好的内容。除了徐伯昕，郑振铎、叶圣陶等民进先贤也投身其中，参与各类刊物和书籍的编辑、校对与出版。

　　“一五”计划时期，民进会员积极投入到文化出版工作中。他们紧紧围绕国家建设大局，整理古籍、编写儿童读物、创作优质的科普作品。

　　把历史、科学知识这些图书和理想追求融汇在一起，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从思想上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这些实践体现了民进“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优良传统，展现了参政党在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文化方面的积极作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选自《纵横》杂志2026年第3期，作者系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委员、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馆长，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