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全国两会如期而至。“健康第一”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关键词。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将青少年身心健康摆在突出位置。看着这些新闻，不禁让人想起75年前那段历史——一位忧心忡忡的教育部部长，两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一份跨越时空的牵挂：“健康第一”。

一份报告，让他坐不住了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议。会议期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手里捏着一份报告，眉头紧锁。

　　报告上写着：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生中肺结核、营养不良等疾病很多，课外活动多、学习负担过重，孩子们的身体吃不消了。这位从旧中国走来的教育家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曾目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被讥为“东亚病夫”，也深知新中国建设需要的是体魄强健的青年。

　　会议休息时，马叙伦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汇报了这个情况。

　　毛泽东听后，当即指示：“健康第一。”随后又补充道：“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

　　这不是一句随口的话。同年6月19日，毛泽东专门致信马叙伦，把这几句话落在了纸上：

　　“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马叙伦最初看到“健康第一”四个字时，还怕是笔误，特意写信询问。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复信中再次明确：“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从“注意”到“采取行政步骤”，从口头指示到亲笔书信——毛泽东对学生健康的关切，一次比一次具体，一次比一次急切。

从汇报到落实：马叙伦的奔走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马叙伦立即领导教育部着手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就增加学生补助、精简课程、课外活动等提出具体办法，拟定解决措施，并将其作为1951年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重点落实。

　　不久，马叙伦致信毛泽东，汇报工作进展——他邀集了财政部、卫生部、青年团、学联及有关部门，共同洽商此事，并请卫生部给学生作一次全面检查。

　　1951年4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重视学生健康问题》，为这场关乎民族未来的“学生健康保卫战”吹响了号角。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51年8月，政务院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这份文件提出了具体措施：规定学生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伙食工作、卫生工作等。随后，这些措施在全国各级学校迅速贯彻，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明显改善。

一个细节，藏着民进先贤的远见

　　在这段历史中，有一个细节格外动人：马叙伦看到报告后，第一时间向毛泽东汇报。

　　这个动作看似平常，实则不凡。彼时的马叙伦刚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他本可以把这份报告压一压，或者转给下属处理，但他没有。他选择在会议间隙“紧急汇报”——因为他知道，有些事等不得，有些话必须说。

　　这正是马叙伦的风骨：对国事的担当，对教育的热忱，对学生的一腔赤诚。

　　马叙伦曾说：“教育是国家命脉，学生是民族未来。”他主持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第一次初等教育会议……几乎新中国初期所有重要的教育会议，都有他的身影。而在这些繁重的工作之外，他依然为一份学生健康的报告“坐不住”“等不及”。

　　马叙伦深知：一个民族的强盛，不在楼之高，不在书之多，而在少年之体魄、青年之精神。

民进薪火：一代代教育者的接力

　　马叙伦是民进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主席。从1945年民进成立，到出任新中国首位教育部部长，他一生都在为国计民生鼓与呼。而他对学生健康的这份关切，也成为民进“立会为公、参政为民”的生动注脚。

　　1981年，民进中央副主席叶圣陶发表《我呼吁》，呼吁把中学生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重压下解救出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民进率先呼吁恢复设立教师节——1981年11月，叶圣陶、雷洁琼等17位民进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经持续数年奔走，最终推动1985年国家正式确立9月10日为教师节。

　　同时，民进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出台倾注心血，从1986年牵头成立教师法联合起草小组，到多次提案建言，历经十年努力，推动教师法于1993年颁布施行。

　　1989年，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提议开展“尊师重教一元钱奉献”活动，设立基金，用于教师培训和帮扶困难教师。2024年，民进中央重启这项公益活动，并将每年4月18日设为民进公益日。一代代民进人，延续着对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