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有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景观墙两边的花岗岩壁上，刻着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派往台湾潜伏英勇牺牲的846名烈士的姓名。纪念碑前，矗立着4尊雕像，他们是“吴石案”的核心人物：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

　　吴石情报小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获取台湾军事情报的重要渠道。其实，无名英雄的背后还有无名英雄，吴石他们的上线是谁？情报交予何人？多数人对此不甚了解。

万景光与妻子冯修蕙赴港前在上海的合影

隐身香江的“魔手”

　　国民党保密局曾在当时中共在台政治、军事活动分析报告中写道：“‘刘栋平’的真名似乎已经失传了，但他姓万，在中共党内，大家称之为‘小万’。‘小万’是中共华东局负责敌工的干部，中共在台湾的省工委，就由‘小万’负联络指导之责。中共华东局对台湾省工委的指示，由‘小万’转交，而台湾省工委对华东局的报告，也由‘小万’转去。总之，‘小万’是中共对台湾隐蔽战线上的魔手，他仍在香港，主持对台湾组织、情报、策反等指导的工作。”

　　这个被国民党保密局称为“中共对台隐蔽战线上的魔手”的人，就是万景光，他是吴石情报组的上线。万景光曾奉命先后打入上海日伪警察局、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日华俱乐部”、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战略情报组，有着丰富的隐蔽战线斗争经验。

　　1946年年底，中共中央上海局派万景光前往香港从事隐蔽工作。1947年，万景光利用其父朋友吴叠卿在香港开设的“永春堂”药店做联络点，还通过岳父冯绍山的好友陈大勋律师的关系，开了一家“荣记行”作为掩护，建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香港联络站，搭建起中央与台湾联络的桥梁。随后，万景光夫人冯修蕙也抵达香港，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敌区工作部驻香港办事处机要，配合他工作。

　　“荣记行”表面上做进出口贸易，卖上海丝绸和香港的西药，实际上是为情报传递作掩护。万景光要装作跟客商谈生意，在茶楼、码头跟联络员接头；冯修蕙则负责把情报藏在货物里——有时缝在丝绸的夹层里，有时塞在药瓶里。有一次，国民党特务突然来店里检查，冯修蕙手中正拿着藏有情报的丝绸。她面不改色地跟特务闲聊，直到特务离开，手心的汗都没干，可手里的丝绸始终没乱。这份冷静是在无数次演练和任务中练出来的。

　　当时香港的环境很复杂，除了国民党的特务，还有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到处巡查，稍有不慎就会暴露。万景光夫妇很少跟家里联系，偶尔写信也只说些“生意还好，孩子听话”的客套话，生怕信件被检查时露出破绽。

开启台湾军事情报合作

　　1947年的吴石不是中共党员，却是中共的同路人，对民族解放、国家兴盛有着坚定的信仰。吴石最初走上革命道路，与共产党联系的介绍人，是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何遂。遂与吴石是福建闽侯同乡，在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中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何遂之子何康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书时，常得吴石关照。抗战胜利后，何遂和吴石都回了南京。何遂继续担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石则调任“国防部”史料局（后改为“史政局”）局长。这一时期，两人交往更加密切。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瑞明公司，作为新的经济据点。公司名义上由何遂和何康的岳父缪秋杰出资，实际上资金来自上海局，主要为解放区筹办西药等急需物资。于是，何家卖掉了南京老宅，举家迁往上海，住进了愚园路俭德坊2号。这栋独门独栋的三层西式小楼，成了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那一阶段，吴石是何家常客。何遂子女都是共产党员，他本人也很早就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路上，吴石和何遂殊途同归。吴石先后从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被视为“日本通”、军界才子。他对蒋介石重用嫡系无能之将深感不平，对蒋介石大打内战痛心无比。1947年，他在《国防新报》上发表文章：“吾国人心之诟病，频年如江河日下，令人不寒而栗……举国滔滔莫不以竞逐私利为务，违法败纪，寡廉鲜耻，残忍刻薄，冷漠无情之事实，随处可见，随地可见。”

　　吴石在内战早期就预言“国军”必败。在与何遂的交往中，他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同意与中共代表直接见面，为中共搜集军事情报。何遂介绍吴石与中共华东局香港联络站“刘栋平”见面。刘栋平就是万景光当时的化名。

　　1949年2月，“刘栋平”与吴石在上海见面。吴石知道“刘栋平”是假名，但也没有问真实姓名，他答应为中共收集有关军事情报。“刘栋平”叮嘱吴石，收集军事情报时要小心谨慎，切不可急于求成。何遂和“刘栋平”还向吴石表示，对吴石留在南京、上海两地读书的儿女加以照顾。

　　上海见面后，吴石回到福州，仍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开始为中共解放全中国搜集情报。9月，吴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赴台履职。万景光本已于6月调回上海，8月刚一抵沪，因对台工作急需，即由中共华东局（与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市委合署办公）台湾工作委员会再次派回香港担负对台湾的情报策反工作。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对台工作由刘晓、沙文汉、吴克坚、王锡珍负责。万景光任中共华东局在香港成立的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承担中央、华东局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联络工作，为解放台湾作准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广州解放。台湾风声鹤唳，局势危急。吴石从广州经过香港到台湾的时候，与万景光——当年在上海熟识的“刘栋平”，取得了联系。当时吴石住在九龙弥敦道酒家，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香港陈李济的老板，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家”，随即“由何嘉（何遂的女儿）陪万景光去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根据台湾保密局公布的档案确认：“吴石与中共香港负责人刘栋平在香港再次见面。”

　　吴石与“刘栋平”在香港进行了第二次长时间会谈。“刘栋平”更具体地要求吴石，希望他到台湾后，尤其要注意收集台湾有关兵力部署、反登陆场的地点及防御部署、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快速运动计划、空军机场及协同陆军作战想定、弹药仓库位置及后勤保障系统、各主力军师团的主官姓名等军事情报。他告诉吴石，台湾是蒋介石集团最后一个据点，解放台湾是人民解放军重要的一战，吴石的责任就是在这一重要据点和战役中发挥作用。吴石同意“刘栋平”对于当前中国时局的分析。他们又就情报收集后如何传递进行了讨论，“刘栋平”向吴石保证，会于短期内派一个可靠的人到台湾，单线负责接受吴石供给的情报，一定不影响到吴石的地位和身份，有利于吴石的安全和长期潜伏。万景光和吴石都明白，此事风险极高，皆抱定必死之心以赢得未来胜利。

　　吴石军事情报组在几个月时间里，逐步构建起一个相当完善的情报网络，其中涉及多军种的机密信息来源。吴石先后3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两次是副官聂曦，一次是何康家的一位亲属），转交给万景光。万景光看到那些宝贵的情报，更加意识到吴石这条情报线对于中共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性。

　　解放军部队迅速根据吴石转交的台湾防御图等军事情报，修改攻台作战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于“吴石案”结束后，在总结分析中认为，吴石是一个出色的情报专家，他以军事参谋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有意加以收集。他懂得情报的要领，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朱谌之转送过去的材料和情报，对中共对台军事行动有极大价值。

　　聂曦两次冒险到香港，与万景光交接重要军事情报，虽顺利完成任务，但风险极高，一旦失手，将连带危及吴石情报组。于是，万景光决定尽快派出交通联络员接送情报。华东局向他推荐了朱谌之。

　　朱谌之，浙江镇海人，1945年秘密入党，从此加入中共华中局在上海的贸易和情报部门。1948年秋，朱湛之被调往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她和万景光一样，本来是要在1949年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的，但她被返回香港重执台湾地下事务的万景光留下，没能回到上海。

　　虽然朱谌之没有多少交通员工作经验，但是万景光看中了她的忠诚、机警和成熟。最重要的是，朱谌之有合法进入台湾的身份。当时国民党对“入台证”审查很严格，极其难搞，而朱谌之的养女阿菊在台北，刚生了孩子，她的丈夫王昌诚是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朱谌之以探亲的名义去台湾，既名正言顺，又有安全掩护。

　　行前，万景光对朱谌之作了赴台任务的培训，介绍了吴石的情况、吴石情报的重要性，以及吴石处境的危险性，嘱咐传递情报要谨慎小心。他给了朱谌之联络暗号、密写药水，告诉朱谌之，他也将在1950年年初赴台。但他们从此再未见面。

　　入台后，朱湛之自称为“陈太太”（丈夫陈宜），本人名朱枫（以下以“朱枫”称之）。她去拜访吴石，最初两次，因吴石生病住院未能见到。第三次，二人终于在杭州南路电力公司招待所的房屋见面了。朱枫把署名“刘栋平”的信函送上，吴石看后马上知道这位中年妇女就是“刘栋平”派来的机要联络员。

　　朱枫与吴石的联络地点并不固定，见面时间大概每周一次或两次。她去台湾有两个任务：一是当吴石的交通员，二是联络台工委书记蔡孝乾（化名老郑）。因此，朱枫传递情报的路线有3条：一是将情报交给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由“老郑”派机要交通组赴港交万景光；二是去基隆码头，用暗号联络万景光随客轮派来的交通员，将情报交予来人；三是在情况危急时，亲自赴港交给万景光。双线联系显然违背了机要情报单线联络的原则，但在当时实属无奈。吴石情报组没有电台，台湾进出管控极严，而革命形势发展飞快，急需吴石情报，要想迅速传递，只得冒险双线进行。

　　但是危险最终还是来了。台工委负责人“老郑”两次被捕，第一次侥幸逃脱，第二次投敌叛变，供出了组织成员，也供出了吴石和朱枫。

　　当时，朱枫已在吴石的帮助下逃离台湾，飞抵舟山。1950年2月18日，朱枫在离家乡仅一水之隔的沈家门被捕。暗夜沉沉，坚贞不屈的朱枫分次吞下了随身带的金饰，准备以死保护吴石，保护机密。国民党保密局紧急将朱枫运回台北，经抢救，朱枫未死。但直到牺牲，朱枫再无口供。

　　国民党保密局1991年文件解密，结论部分写到：中共运用朱谌之，与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之处。朱因与台湾省工会（委）书记蔡孝乾及严秀峰联络，暴露了身份，致遭失败，影响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

　　朱枫被捕，使保密局发现了吴石给她开的通行证，牵连出吴石，而吴石的暴露，又使保密局在其家中搜查到万山群岛军事态势图，牵连出陈宝仓将军。

　　陈宝仓，河北人，1900年出生，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工兵科。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参加上海保卫战、淞沪会战、宣城战役、武汉会战、粤北抗战、昆仑关战役、桂南会战。抗战胜利时，他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前往青岛接受日军投降，后调任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

　　早在两广期间，陈宝仓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友、中共地下党员、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吴仲禧就结为至交好友，并在吴仲禧介绍下，与担任张发奎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左洪涛建立联系。1949年春，陈宝仓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他与吴仲禧商量未来的时局，同意到台湾后替中共收集军事情报。

　　吴仲禧（1895-1983），福建福州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军队从事情报工作，与吴石相熟。1949年9月，万景光在香港与吴仲禧见面，吴仲禧将陈宝仓的情况告诉了万景光。陈宝仓出身司令部参谋业务，对于军事计划、行军调度、后勤保障等军事作战业务熟稔，对于获取、识别军事情报的真伪、实际价值，具有独到眼光。万景光为陈宝仓为祖国统一而战之心所感动，旋即接手陈宝仓联络事宜。

　　万景光在香港分别约谈吴仲禧、陈宝仓，确定今后相互联络的办法和情报的转传，并将陈宝仓加入吴石情报组。吴石、陈宝仓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国民党中将组成的军事情报小组，成为中共华东局在香港的台湾工作委员会军事情报网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吴石将自己和陈宝仓收集的情报，转送给在香港的万景光。这些军事情报对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规划进攻台湾岛的作战想定计划，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陈宝仓还将从吴石处拿到的万山群岛军事态势图绘成图表，送到香港吴仲禧处，再转交万景光报送中共华东局，为解放军海军夺取万山群岛提供了作战想定依据。台湾保密局特工后来在吴石住处发现这张万山群岛军事态势图，曾被陈宝仓拿去用了3天，导致陈宝仓暴露被捕。陈宝仓威武不屈，成为近代史上著名的“零口供”烈士。

　　1950年3月，国民党保密局侦破“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一阵枪声过后，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慷慨就义。

坚守未竟的使命

　　中共台湾省工委被破坏、在台湾“国防部”的情报组失利、中共台湾工作站被破坏的消息，由万景光电送中共华东局。中共中央得知了这一情报，意识到配合解放军进攻台湾岛的“内应”力量暂时失利了。但中共解放台湾的决心没有变，解放台湾的斗争还在继续，军事情报任务并没有完结。中央随即要求华东局组建新的“内应”力量。万景光接到电报指示：要华东局在香港“台委会”仍然要加紧对台湾的情报收集，完成中央军委对近一个时期的情报工作的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下达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获取台湾和大陆沿海岛屿的军事情报。”

　　到1950年中期，台湾军事形势异常紧张，蒋介石加紧对军队各级将领的控制，而且只重用黄埔系中的陈诚一派，所有败退到台湾的军队，上岛时被一律缴械，听候陈诚发落，使军队归于一统。万景光等人通过在港澳的各种关系介绍，与滞留在港的国民党现役军官谈话，讲明大义，进行策反，并约定联络暗号，动员他们回台湾伺机起义，给他们返台的旅费和生活补助，同时号召台湾飞机驾驶员、舰艇海军人员起义，起义者给予奖金，以期中共对台军事情报网可以扩展得更为深入。

1952年8月，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撤编，该委部分干部在台牺牲或失联，这是在沪部分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万景光。

　　中共华东局香港“台委会”上下频繁接触在港国民党军政有关各方人士，不放弃任何有可能成功的机会，并积极协调中共在港各情报系统，加紧扩大收集情报范围，争取更多的有效成果。他们在向上级的汇报中曾自信地表示：这将是最终充满胜利希望的1950年。

　　国民党保密局也在加紧活动。他们秘密将情报员网络渗透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孙立人的旧部属李鸿中将、陈鸣人少将、彭克立上校等，从大陆经香港短暂停留后到台湾，抵台后都被以“匪谍”罪拘捕，国民党保密局指控他们在香港期间与中共华东局香港地下情报人员接触，接受了为其搜集台湾军事情报的指令和其他的任务。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决定出兵朝鲜，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以维护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命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6月28日，中国政府发表措词强烈的政府声明，抗议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第三五四团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国际形势的突然变化，使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停顿下来。

　　国民党保密局开始盯上香港。中共在香港的有关部门发现，有一批国民党特工常常出现在九龙、湾仔一带，找各种关系打听“刘栋平”的消息。这通常是国民党保密局进行暗杀行动前，对暗杀目标外围情况进行“踩点”的规定动作。危险向“刘栋平”迫近。冯修蕙在回忆录中写道：“1951年4月，万景光去上海汇报工作到达广州站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刘晓和沙文汉要万景光立即撤离，不再返港。”

　　万景光于1951年8月返回上海，向华东局“台委会”报到。同月，万景光任华东局“台委会”委员兼任敌工部部长。1952年8月，调往华东局统战部，1959年4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1983年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岁。

　　（作者万小穗系中央统战部退休干部，华晓红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