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华（1907-1968）与徐铸成（1907-1991）都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报人。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两人经过摸爬滚打成长为报界的风云人物，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北京，不仅有诸多交集，彼此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的交往旧闻不啻为百年中国新闻史的一道侧影。

香港办报

　　金仲华与徐铸成大致相识于抗战时期的1939年。当时因为《文汇报》停刊，徐铸成应胡政之之邀南下香港出任《大公报》港版编辑主任。上任伊始，徐铸成就对香港各报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他看来“堪与《大公报》匹敌者，唯金仲华兄主编之《星岛日报》”。他每天看报，首先就是将《大公报》与《星岛日报》进行对比，看哪家的社论写得切题、有深度，分别又有几条独家新闻或特写新闻，甚至于琢磨谁的标题更生动、醒目而且恰合分寸。彼时在《星岛日报》任职的金仲华与徐铸成的交往，就是在这样带着稍许敌意的行业竞争中开始的，而彼此的友谊又在随后的互帮互助中得到了发展。

　　金仲华是1938年8月中旬抵达香港的，并于月底接受《星岛日报》创办人胡文虎的邀请接任该报总编辑一职。当时的《星岛日报》因立场不定，言论模糊，以致销路日减。胡文虎希望当时的中共驻港负责人廖承志帮助物色人选，廖承志便推荐了虽是党外人士却与中国共产党一直走得很近的金仲华。金仲华上任后邀请邵宗汉担任副总编辑，又延揽叶启芳、羊枣、郁风等为各版的编辑。改组后的《星岛日报》因立场鲜明，言论一新，积极宣传抗战，随即打开了销路。就如徐铸成点评的那样：“这两家报章办报都认真而精益求精；评次伯仲，则《大公报》以精密细致胜，《星岛日报》则以态度进步胜。是以两报销路都为‘外江’报之首两位。”就读者群体而言，看《大公报》的多为在政界、工商实业界以及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而爱读《星岛日报》的则多为青年人。

　　当时正处全面抗战初期，香港各报馆每两周举行一次聚餐会，每次两桌，由各馆轮流做东。大家借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讨应付新闻检查的办法，以及裁决报价和广告费等问题。《星岛日报》常由金仲华和邵宗汉出席，《大公报》则以徐铸成和金诚夫为代表，此外还有国新社的恽逸群，中央社的梁士纯，《立报》的成舍我、萨空了，《国民日报》的陶百川、陈训悆，等等。有一次，席间叙报年龄，金仲华、徐铸成、邵宗汉和陈训悆皆同庚，于是众人一起举杯为贺。

　　后来，因为国共关系恶化，《大公报》和《星岛日报》两家报纸渐渐被排斥在聚餐会之外。但这并不影响金仲华和徐铸成的交流。为了互通消息，相互核对外电，两人每天晚上总要通两三次电话，问问对方某条电讯共多少字、因听不清楚而漏掉的是什么内容，等等。不管是谁问，只要是对方知道的，都会及时查出详告。他们还不时相约，在看完大样后一起到香港开市最早的高升茶楼去喝早茶，那里有叉烧包、虾肉烧卖一类的早点。徐铸成经常会带上夜班编辑蒋荫恩、马廷栋，金仲华则不忘带上邵宗汉和羊枣，有时还有刘思慕。席间，照例讨论彼此采访到的新闻、写了什么内容的社论等。

　　白天，如无特别的应酬，金仲华和徐铸成还经常会到一家名叫Wiseman的咖啡馆喝下午茶。他们边喝着咖啡，边交换各自掌握的时局消息，还会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因为都是无党无派的人士，所以没有太多顾忌，往往都能畅所欲言。

　　虽然工作紧张，办报的环境也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彼此相近的办报理念，特别是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共同理想使得大家抱团取暖，革命的友谊也因此而加深。世事沧桑，当半个世纪以后，徐铸成独自回忆起这些前尘往事时，金仲华、陈训悆、邵宗汉均已作古，令其“不胜凄然泪下”。

　　随着交往的加深，金仲华与徐铸成彼此愈加器重。当1948年9月徐铸成再次来到香港创办港版《文汇报》时，就延请金仲华与千家驹、胡绳等人撰写社论。1949年年初，徐铸成作为第三批应邀北上参加全国新政协筹备会的民主人士代表，临行前《文汇报》社务委员会主任陈劭先找其商量总主笔继任人选，徐铸成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金仲华，理由是：“他是办报的长才。”

迎接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徐铸成和金仲华都先后回到了上海。据《徐铸成日记》可知，这一时期他们第一次相对集中的交往，是在1949年的9月至10月两人一起到北京开会的日子。

　　他们是9月4日一起从上海出发的。此时的金仲华正在参加上海市军管会的工作，主要负责接管《新闻报》，并将其改组为《新闻日报》。他和恽逸群等5人被任命为报社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他同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也刚被任命为《文汇报》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总主笔。他们和王芸生、赵超构一起北上，都是上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新闻界代表。

　　一行4人于9月6日下午抵达北平（今北京），在车站受到了徐冰、黄炎培、杨卫东、俞寰澄的热情迎接。在京期间，金仲华与徐铸成等除了私人活动外，最主要的就是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国大典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第二次会议。

　　到京的第二日下午，金仲华等与会代表就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此后数天又相继参加了各类座谈会和小组讨论会，但徐铸成在日记中写到参加这些会议的情况时，都未提及金仲华之名。大凡写到金仲华的都是与新闻工作者会议有关，比如9月17日召开的新闻工作代表小组会，主要讨论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的两个草案。这一组共有14人，除了金、徐外，还有胡乔木、陈克寒、邓拓、张磐石、徐迈进、恽逸群、邵宗汉、杨刚、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储安平，他们的名字均被徐铸成一一记录。

　　这次会议由胡乔木任主席，从上午8时一直开到下午4时才结束。因为意义特殊，当日参会的14人还一起合影留念，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是迎接新时代到来的由衷喜悦。

　　到了10月7日，金仲华与徐铸成等又一起出席了在华文礼堂举行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当日晚，胡乔木约金仲华、徐铸成和恽逸群谈上海新闻工作者等问题，至12时才结束。此外，10月8日又一起到香山参加了新华社主办的新闻训练班开学典礼，同行者还有邵宗汉、王芸生、陈铭德、浦熙修等。

　　10月13日早上，金仲华、徐铸成等离京返沪。两人同坐一个车厢，一路闲谈之外还一起打桥牌消遣，于15日早上抵达上海。此次北京之行，前后历时42天，因为能够参与到新时代的整体规划中，与会者无疑是兴奋的。徐铸成就曾说：“解放之初，民主生活是相当充分的；各界上层人士，都热烈拥护党的领导，而决心于自我改造主观世界。”因此，“私人生活是自由、舒畅的”。

共同参与三次重要活动

　　因为都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作为资深新闻工作者的金仲华与徐铸成在工作上的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其中一起参加的重要活动至少就有三次。

　　一次是1950年春，刚成立不久的新闻总署主持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金仲华和徐铸成等又一起进京参会。会议间隙，金仲华、徐铸成、范长江等少数友人去中南海参观，还偶遇了正在埋头下棋的朱德，老人慈祥亲切的态度令大家难以忘怀。

　　还有一次是1954年9月，两人一起在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两人是否同行北上，不得而知。大会召开期间的9月19日，郑振铎于前门外全聚德设宴，邀请朋友们欢聚。除了徐铸成和金仲华外，同席的还有巴金、冯宾符、萨空了、冯沅君、朱君允、方令孺。大家兴致高涨，饮酒颇多，用徐铸成的话说，“此次入京，已吃过四次烤鸭子了，以此次最为满意”。饭后，徐铸成与金仲华同赴位于王大人胡同的中国新闻社出席理事会。中国新闻社成立于1952年9月14日，廖承志是主要的创办人和领导者，金仲华则被推选为第一任社长，理事会成员有胡愈之、沈兹九、邵宗汉、洪深、陈翰笙等33人。

　　9月24日晚，金仲华与徐铸成又一起出席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的成立大会。在会上，邓拓被推举为主席，金仲华则当选为副主席。会议采用聚餐形式举行，由廖承志主持，他风趣幽默的发言给徐铸成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三次是在1957年3月，徐铸成和金仲华等作为党外人士被特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此次同行者三十余人，新闻界除徐、金外还有赵超构、陆诒、杨永直，教育界有陈望道、廖世承等，文艺界有巴金、傅雷等，出版界有舒新城、孔另境等。除了开会，他们还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大家围坐在菊香书屋内的一张长桌四周，金仲华就坐在毛泽东与徐铸成之间。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大家都关心的双百方针、新闻工作等问题一一做了答复，前后约一小时许。

　　金仲华与徐铸成作为我国近现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相识相交，用数十年的友谊，诠释了报人之间的真挚情谊与责任担当。这段跨越南北、历经时代变迁的交往，不仅是一段珍贵的文坛佳话，更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温暖而厚重的一页。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