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中央对美政策指示，意识到中共在战后形势下，要积极应对可能到来的内战局面，就要加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为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依据。

　　当时，美军在上海的情报机关——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简称“A.G.A.S”）要招几个中国雇员，以处理中英文情报事宜，尤其是接收、翻译、分析国民党军统、中统两大情报机构转交或递送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人员变动、军队调派，共产国际在华政策动向，以及新成立的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动向等情报材料。

　　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决定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情报委、文委等知识界选拔精通英文、性格沉稳、应变能力强、党性坚定的党员，组成情报小组，让其趁此机会考入A.G.A.S。经研究，华中局城工部先后选定了吴大琨（后加入民进）、冯修蕙（女）、董秋斯（后加入民进）、王楚良、沈知白5人组成情报小组，万景光负责外围情报传递工作。其中，冯修蕙、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4人需另行通过人员背景安全审查、A.G.A.S的英文笔试和面试，面试题目涉及中美社会、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等内容，难度可想而知。

沈知白

董秋斯

　　冯修蕙5人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在各个系统党员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例如，沈知白是由“姜椿芳等代表上海地下组织找到他，通知他将派往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战略情报小组担任英文翻译”。沈知白接到任务后，马上准备英文考试和录用面试；董秋斯、王楚良是从上海文委系统挑选出来的，二人都在中共上海隐蔽战线经过长期磨炼。几人中除冯修蕙外，都曾翻译过多部外国文学作品。

　　冯修蕙时年25岁，年轻有朝气，小学、中学都是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有英文基础。193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1939年，在复旦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年初，赴新四军六师在苏常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从事一线抗日武装斗争，曾任中共常熟县及丹阳县县委委员、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长江工委书记等职，经历皖南事变等艰难考验，带着县大队参加对日伪军的反“清乡”军事斗争，前后近4年，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1943年下半年，冯修蕙从苏常抗日根据地撤回上海，回上海后一直担任万景光（后加入民进）打入日伪上海警察局、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中日文化协会”、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日华俱乐部”的情报交通员工作，并负责有关日伪政权在上海沦陷区的政治、经济统制情报分析工作，为中共江苏省委敌工部提供上海斗争政策制定的依据。冯修蕙的父亲冯少山（后加入民进）是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优越的家境为她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和保护。

　　冯修蕙接受任务后，对丈夫万景光说，上级要她打入美国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去看看上海的美军情报机关他们的活动情况，看有没有本阶段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的相关情报和资料，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

　　此时的冯修蕙等人对美军情报作战系统并不了解，对考试内容也一无所知，只能尽量搜集有关美军的英文资料，看美国的报纸，虽然报纸日期有些晚，但总有可参考的资料。

　　1945年9月的一天，冯修蕙拿着万景光带回的东方联合营业公司梅达君的介绍信，去上海国际饭店一楼咖啡厅找吴大琨接头。在此之前，二人并不认识。

　　吴大琨是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军事顾问，刚从重庆乘美军飞机飞来上海，随美军解救被日军关押在五角场海军机场的一批美军飞行员。吴大琨向冯修蕙介绍了考试的大致范围和基本情况，要她做好考试时随机应变的准备，因为他不是主考官。

　　几天后，吴大琨把冯修蕙介绍给A.G.A.S负责人科格斯。科格斯先决定对她进行录用考试。英文考试用的是英文报纸《华尔街日报》和中文报纸《中央日报》《申报》的有关文章，随意指定互译。通过英文考试后，再进行面试。考试持续两个多小时，从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到宗教信仰、家庭背景，都有涉及。科格斯很满意冯修蕙的英语口语能力，对其政治、经济、宗教等观点的表达也很满意；认为她出身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家庭，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亲近感，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当即决定录用她。随后，发给她美军文职女军官服装，佩符饰、证件等。第二天，冯修蕙即到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小组报到上班。

　　不久，其他3人也先后通过考试，进入A.G.A.S：冯修蕙担任英文秘书兼打字员；董秋斯、沈知白、王楚良被分配到其他部门，负责英文翻译和情报分析工作。

　　5人接受华中局城工部的任务后，只有担负情报传递工作的万景光和他们每个人之间都有情报传递联系，其他人大多互不认识，不知道各自的身份代号。

1943年，冯修蕙从新四军六师苏常抗日根据地撤回上海，在上海与万景光的留影。这是在抗战期间他们夫妇唯一留存下来的照片。左一为冯修惠，左二为万景光。

20世纪50年代，华中局城工部同志合影。右一为张执一，右五戴围巾者为冯修蕙。

　　A.G.A.S内部层级划分清晰，因事分类，各司其职。冯修蕙等人在这种环境下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他们不会去翻阅堆积如山的英文材料，只对涉及美国政府、国共停战协定的情报及国共双方的军事情报有兴趣。翻阅后记在心里，回去后再将其中的主要内容翻译成中文，送交万景光。

　　上班的第一天，冯修蕙就迫不及待地将国民党军统送A.G.A.S的有关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动态、从8月中旬中共军队开始分三路进入东北地区的动态等数份材料交给吴大琨、万景光转给张执一。这些材料都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搜集的中共组织及军队的各种情况动态。

　　国民党军统、中统把A.G.A.S作为实际的上司之一，遇到重大事件都会向美方汇报。科格斯接到材料后，会交给吴大琨审核，然后交给英文秘书冯修蕙打字出稿，再交给美军驻沪的各个将领、华盛顿美军心理作战部。为情报安全起见，吴大琨和冯修蕙都会再备出一份交给华中局的张执一，因此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动向，准备抓捕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动安排等，华中局基本上都可以了解。

　　在A.G.A.S蛰伏的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也会将华中局城工部提供的一些假情报给科格斯，以迷惑A.G.A.S和国民党对中共真实情报的判断。其中有一次，是为了从另一方面证明中共对当时国共和谈的诚意和北平军调处工作的支持，华中局假借一个佛教人士之手，送了一份情报给科格斯，是中共对外宣传的一些内容，但伪造成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的形式，并盖有新四军政治部大印。科格斯如获至宝，立即安排沈知白、董秋斯译校成英文，直接在秘电室发电报告华盛顿。杜鲁门当时企图以和平手段帮助蒋介石，逐步逼迫中共放下武装，因而据此发表谈话，特派马歇尔来华调处，企图麻痹中共。

　　半年之后，杜鲁门才知道上了当，下令将科格斯撤职，并解散了A.G.A.S。吴大琨、冯修蕙、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也先后离开该情报组。安全撤出后，小组成员之间几乎没有私下往来。

　　但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几十年后的动荡年代，因为打入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的这段经历，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当年一起打入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的战友们获得平反，组织肯定了他们过往的功绩。

　　本文简略记录下他们革命生涯的经历，再现他们生命中的辉煌。

　　吴大琨（1916-2007），江苏吴县人，东吴大学肄业，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资深教授，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驻重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情报部为反法西斯事业做情报工作（该航空队原为陈纳德将军1941年组建的“飞虎队”，1943年改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驻中国昆明巫家坝机场）。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上海的日军还没放下武器，在五角场的日军海军机场扣押了美军一批被捕的飞行员，美军担心他们被日军处置，遂派吴大琨乘美军军用飞机赶赴上海解救被捕的飞行员。1946年，吴大琨赴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任研究员。1949年归国后任山东大学马列部主任，1957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创立世界经济教研室并培养首批专业人才。不管经历怎样的坎坷与磨难，吴大琨始终无怨无悔，他说：“自懂事的时候起，个人的命运便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王楚良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参加“左联”，翻译出版了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不准敌人通过》等书籍。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新闻》英文版副总编辑。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外交学会工作。曾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参赞。

　　沈知白（1904-1968），浙江湖州人，音乐理论家。离开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后，他于1946年起受聘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室、上海音乐学院编译室和民族音乐系主任，并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秘书长。

　　董秋斯（1899-1969），河北静海人（今属天津），文学翻译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广州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十一军政治部工作，主编《血路》月刊。曾为鲁迅和美国进步女作家、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充当翻译。1930年，董秋斯参加了“左联”和“社联”的组织发起工作，并主编《国际》月刊，介绍马列主义，翻译了列宁的《卡尔·马克思》、拉法格等的《忆马克思》等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席、《翻译》月刊主编、中国作协编审、《世界文学》副主编、出版总署编译局编审处处长、人民出版社翻译室主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编审。

2015年，95岁的冯修蕙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冯修蕙（1920-2020），广东中山人。193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次年2月在复旦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起，在中宣部出版处领导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工作，后在国际文献研究所任副所长。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冯修蕙获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是当年情报小组中唯一获得该章的人。

　　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在误解与屈辱中熬过漫长岁月。但历史不会辜负忠诚，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作者系冯修蕙之子，中央统战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