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于1945年12月30日，自成立以来，一代代民进人始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945年至1949年，民进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为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作出了贡献。作为记录与传播历史的载体，当时一些进步报刊冲破当局封禁，先后创刊及复刊，成为民进抨击和揭露国民党当局种种弊政和罪行的重要阵地。

一报两刊：民进人的抗争阵地

　　《民主》周刊于1945年10月13日创刊，是一份16开本的周刊，逢周六出版。《民主》周刊的主要作者有很多是民进会员，包括其主编郑振铎及主笔马叙伦，编委周建人、许广平等。《民主》周刊的立场也与民进保持一致，是民进的发声刊物，也是民进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和平最有力的宣传阵地。《我们需要武力做保障吗？》《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抗议》《悲愤的抗议》《总该有一线光明罢》等由马叙伦、郑振铎、叶圣陶等撰写的文章分别刊登于《民主》周刊第5期、第6期、第35期、第37期、第42期。

　　《文汇报》于1938年创刊，创办人是民进前辈严宝礼。1939年5月，《文汇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1月在上海复刊。在进步报人徐铸成担任总编辑后，《文汇报》以“民主、团结、进步”为宗旨，成为民主党派宣传主张的阵地。民进很多重要宣言和活动被《文汇报》所报道。《胜利中国的瞻顾》《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初》《对本市参议会之设立民主促进会宣言反对》等文章刊登于《文汇报》1946年1月6日第4版、1946年1月13日第1版及1946年4月7日第3版。

　　《周报》于1945年9月创刊，由唐弢、柯灵主编，是抗战胜利后上海众多进步杂志中创办最早的刊物，其宗旨为“加强团结，实行民主”，大量刊载民进会员的政论文章，与《民主》周刊形成舆论呼应。叶圣陶曾在日记中对该杂志作出高度评价：“唐弢编《周报》，为迩来最流行之刊物。”由叶圣陶撰写的《暴露的效果》、马叙伦撰写的《内战还不停止吗？》以及由马叙伦、王绍鏊等61名爱国民主人士联名发表的《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刊登于《周报》第17期、第37期。

抗争运动：针锋相对决不退让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民进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它的诞生不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并为现实斗争所催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意愿，倒行逆施，挑起内战，激起了由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及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的极大愤慨，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郑振铎、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傅雷等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通过深刻分析时局，指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会使中国再次陷入灾难，引导民众关注、思考怎样争取和平民主。

　　1945年11月出版的《民主》第7期，以编者名义发表了《我们的主张和态度》，文中疾呼“和平！奋斗！救中国”，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制止内战”，对国民政府统治下物价高涨导致民众陷入绝境进行了深刻揭露，“民生疾苦，于今为烈……现在国军回来了，米更贵了，油盐更贵了，柴火和煤更贵了……不仅较之九月十二日以前的价格，高出十倍八倍乃至一百倍五百倍”。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民主政治、制止内战、平抑物价、公布战犯名单、惩处汉奸五项政治要求，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

　　1946年初，受到全国人民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马叙伦于1月11日在《文汇报》发表了《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初》，明确提出“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基本自由”等八项主张，警告国民党政府“如果你们不尊重民意，一意孤行，我们就要‘罢课、罢市、罢工、罢税’进行反抗”，这“是我们的武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他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政治协商会议的暗礁是什么？》，与民进11名理事共同发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等多篇文章，公开表明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希望和要求，鼓励参加会议的其他党派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坚持原则，团结战斗，争取会议的成功。

　　1946年4月，蒋介石集团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发动内战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为制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共上海局决定发动人民开展更广泛深入的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马叙伦立即响应，积极行动，于1946年6月23日作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也称上海人民请愿团）团长启程赴南京，希望能直接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但当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却遭到暴徒肆意殴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受伤的人员中就有马叙伦和雷洁琼。

　　根据马叙伦的《嚼梅咀雪之庵日记》记载：“午后5时余，抵镇江车站。……即有人将余与蒉延芳等隔离，挤余入候车室……雷洁琼知余必被困，踵余行，即被殴，劫去眼镜、手表、皮包，里外衣皆破……洁琼亦被持其发，痛殴，受伤极多而甚，余首被殴者四处，皆起大泡，眼鼻亦伤，腹受跌，遂以痛坐地。”代表们受到了暴徒惨无人道的殴打，但是国民党当局却想把马叙伦等作为犯令者押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直到遭到代表们激烈抗议，才勉强在24日凌晨将他们送到医院。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在获悉此事后，马上赶到医院看望受伤代表，向马叙伦等表示亲切慰问。马叙伦感慨万分地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事件发生后，尽管国民党宣传部门已严令各报刊不准刊登有关代表团消息，但是仍然有几家进步报纸冲破禁令，南京本地出版的《南京人报》于第二天（6月24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张友济的文章《暴行目击记》，并在该报专栏“蜂刺”开“天窗”（即版面一片空白），只刊出“今日无话可说”六个大字，以示抗议。6月27日，上海《世界晨报》也刊登了郁风写的《下关不幸事件别记》，透露了事件的真相。《文汇报》发表了《对南京暴行的抗议》。6月29日的《抗战日报》（1136期）也转载了《解放日报》社论《南京惨案》。《民主》周刊则在第37期（6月29日）发表了五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分别是《悲愤的抗议》《抗议暴徒殴打我们的代表》《抗议南京暴行》《为下关遭难代表向美国人进言》《来件：上海各人民团体为下关事件致蒋主席及慰问各受伤代表电》。《联合日报》晚刊于1946年6月29日第4版刊登了马叙伦等7名受伤者的意见。后续，马叙伦先后在《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记“六二三”下关事件后的余感》《南京七日记》《六二三下关血案的回忆》，雷洁琼则写下了《下关被殴》。

　　下关事件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从根本上打破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从而更加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历史影响：共识、觉醒与记忆

　　进步报刊对民进领导、民进活动的报道，建构了“民主对抗独裁”的舆论场域。通过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行径（如对下关事件、民进参加“第二条战线”的报道及记录），民进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获得了道义合法性；通过系统传播“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理念，为民主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这种舆论建构与中国共产党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等政治主张形成呼应，也使包括民进在内的民主党派逐步认清：唯有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共同目标。1948年“五一口号”通过广播传遍全国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共识，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民进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坚持抗争、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不怕牺牲、敢于发声的形象由进步报刊通过“事件化”“人物化”的方式进行报道，其动员民众参与民主运动形成了新的高潮。下关事件中代表团团长马叙伦被暴徒当成主要攻击对象，雷洁琼也被殴打成重伤，“她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些形象的呈现、反内战大会上“群情激愤的群众”场景，都激发了民众的同情与抗争意识。

　　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5月9日，上海丝织业一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5月12日，上海百货业职工举行游行。5月17日，上海大中小学教师也参加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中去。

　　同时，进步报刊对民进“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形象的塑造，增强了知识分子对爱国民主运动的认同感。马叙伦作为知名教育家的言论，周建人除了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还是鲁迅三弟，都使民进的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主张更具权威性，推动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觉醒。

　　当时进步报刊对民进抗争活动的报道，为民进保存了历史的“原始记忆”。民进成立时的历史背景、详细过程、组织架构、重要会议宣言、核心人物活动，通过进步报刊的报道得以记录，成为后世研究民进创建及发展的关键史料。一方面，它展现了民进在国民党反动派“舆论管控”下不畏强权，充分利用进步报刊表明其正义立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的风范；另一方面，它揭示了民主党派对国共之间“第三条道路”从争论到彻底推翻的过程。1947年1月，马叙伦在题为《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的文章中指出，“现在，只有反民主的政府和民主的民众两方面，不能有第三方面”“再有第三方面就是帮反民主的忙的奸细，是我们的敌人”。

　　1945年至1949年，《民主》周刊、《文汇报》《周报》等进步报刊通过报道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抗争运动，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民主促进会从创建到树立“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政治信念的历程，为深入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