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吴贻芳（前右一）等人在团长章蕴（前左一）率领下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四届代表大会。

　　吴贻芳不仅是卓有建树的教育家与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杰出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战友。作为江苏民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路人，她以教育家的智慧与情怀，将个人理想汇入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岁月里，吴贻芳为民进组织的奠基、成长与壮大，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其生命轨迹与民进事业、与多党合作历程紧密交织，铸就了一座跨越时空、永放光芒的精神丰碑。

从教育救国到政治同行的道路选择

　　吴贻芳与民进的结缘，是她毕生追求救国救民理想、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这条道路，发端于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淬炼于抗战烽火中的合作，坚定于新旧中国交替时的抉择。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贻芳应邀参加庐山谈话会，力主发动全民族抗战，其爱国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初显。此后，吴贻芳以无党派社会贤达身份，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与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同堂共商国是。1941年，吴贻芳当选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五位主席之一，成为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构中唯一的女性领导者。在重庆，吴贻芳以沉稳练达的作风主持大局，被舆论誉为“好主席”。与此同时，吴贻芳积极参与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工作座谈会，与邓颖超等妇女领袖共同推动国统区妇女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并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为保护战火中的难童倾注心血。这一时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并肩合作，为吴贻芳日后理解并接受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重要的思想与实践基础。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家的命运分野，吴贻芳以其清醒的政治洞察力作出了关键选择。她两度婉拒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之职，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与腐败深感失望。1946年11月5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单方面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吴贻芳虽被列为国大代表并获提名主席团候选人，但在会议首日便公开宣布不参与主席团，以不合作的态度，令主导会议的国民党高层颇为难堪。这次“国大”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党派坚决反对、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的情况下强行召开的，吴贻芳此举展现了她在历史洪流中独立不倚的清醒立场，赢得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广泛赞誉。1949年初，吴贻芳毅然拒绝宋美龄发出的赴台邀请，坚定留守南京。在解放军渡江前夕的“真空期”，吴贻芳挺身而出，担任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副主任，组织社会力量保护城市、安定民心，并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达对解放的热切欢迎。南京解放后，她由衷赞扬人民军队的纪律与精神，并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明确表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将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则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年9月，吴贻芳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亲历这一历史巨变，吴贻芳深刻感受到“共产党是为祖国的”，完成了从一位爱国教育家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参与者的根本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吴贻芳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1953年1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翌日，江苏省教育厅设立。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吴贻芳被任命为教育厅厅长。对这一任命，曾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园耕耘三十载、数次出任国民参政会主席、两度婉拒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之职的吴贻芳，没有多加考虑，欣然赴任，开启了服务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新篇章。

　　就在吴贻芳履新教育厅厅长之际，民进中央鉴于南京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统战工作需要，决定在南京建立地方组织，并积极物色有影响力的领导人选。经过深入接触与了解，吴贻芳对民进组织产生了高度认同。吴贻芳敬仰马叙伦、雷洁琼等民进领导人在“下关事件”中展现的爱国民主精神，认同民进以教育文化出版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界别特色。她认为，加入民进能更好地团结教育界同仁，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1955年3月，吴贻芳的入会申请获得批准。在4月10日召开的民进南京市第一次会员大会上，众望所归的她当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自此将生命中宝贵的三十年，无私地奉献给了民进事业。

在民进事业中的双重角色

　　作为江苏民进的主要创建者和长期领导者，吴贻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奠基人，更以其教育家的专业素养，在参政议政和自身建设中赋予了民进工作独特的深度与温度。

　　从主持南京民进第一次会员大会开始，吴贻芳便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组织建设工作。吴贻芳作风深入，常于晚间参加基层民主生活会，了解会员思想动态，倾听大家心声。在她的亲力亲为和人格感召下，民进南京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至1956年底，会员人数从最初的36人增至256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学教师，为组织奠定了坚实的界别基础。吴贻芳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与能力提升，领导市委会组织了一系列教学研讨与观摩活动，如邀请胡颜立讲授凯洛夫教育学、雷震清讲解“五段教学法”等，有效吸引了广大教师，也提升了会员的专业水平。1956年，根据民进中央指示，吴贻芳负责筹建省级组织。次年3月，民进江苏省筹备委员会成立，她当选为主委。此后，从1955年至1985年，吴贻芳连续担任民进南京市第一至五届委员会主委，并长期领导省委会工作，成为江苏民进当之无愧的旗帜与领航人。

　　在民进领导岗位上，吴贻芳始终牢记教育工作者的本分，将专业洞察转化为高质量的参政议政成果。吴贻芳持续关注教育与知识分子问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呼吁切实尊重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保障党外干部有职有权。吴贻芳结合自身担任教育厅长的实践经验，为江苏省普教事业的发展规划、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提升提出了许多奠基性意见。吴贻芳尤其关心妇女儿童事业，在省妇联和少儿福利基金会担任领导职务，为推动妇女文化翻身和儿童健康成长奔走呼吁。吴贻芳的建言，总是基于深入的调研和理性的思考，体现了一位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一位参政党的责任担当。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年事已高，吴贻芳仍撰文关注青少年思想教育、教育体制改革与青年就业等现实问题，其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吴贻芳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在民进工作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她亲身经历了多党合作方针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丰富与发展，对此衷心拥护。吴贻芳常用“风雨同舟”教育会员，带领江苏民进始终与中共同心同德。1952年，在南京市纪念“七一”座谈会上，吴贻芳深情地说出“纪念我们党的生日”，标志着她从思想到情感的彻底融入。1957年，吴贻芳以真诚态度帮助中共整风，对部分党员干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现象提出批评。晚年，吴贻芳虽病重住院，仍关心民进工作，叮嘱机关干部要“立会为公”，维护民进的良好形象。吴贻芳的坦诚与风骨，赢得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高度信任与尊重。1984年吴贻芳91岁寿辰时，中共江苏省委发出的致敬信称她为“杰出的女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这是对吴贻芳与党长期亲密合作关系的最高褒奖。

在统一战线中彰显时代价值

　　吴贻芳以其独特的个人经历、卓越的国际声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一面光辉的旗帜，一座连接中外、沟通两岸的文化桥梁。

　　吴贻芳的人生轨迹，几乎与20世纪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完全同步。吴贻芳早年留学海外，归国执掌名校；抗战时期投身救亡，活跃于国民参政会；解放之际选择光明，参与缔造新中国；建设时期鞠躬尽瘁，服务教育与统战事业。吴贻芳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创伟业的辉煌历程。从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与她的亲切握手交谈，到邓颖超同志晚年嘱托她多做国际统战工作，中共领导人对她的尊重与信任，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吴贻芳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坦诚相待，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荣辱与共”的鲜活写照，也为后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完善发展积累了重要历史经验。

　　吴贻芳在国际社会享有崇高声誉，这使她成为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和民间外交的独特宝贵资源。1945年，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女性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展现东方女性风采，并作为第一位女性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为国家赢得了荣誉。1979年，86岁高龄的吴贻芳远渡重洋，重返美国母校接受“和平与智慧女神奖”。在美期间，吴贻芳广泛会见金女大校友和美国各界友人，深情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有效激发了海外学子的爱国思乡之情，为促进中美民间友好、吸引人才回国服务打开了新局面，践行了邓颖超同志的嘱托。直至生命最后阶段，吴贻芳仍关心祖国统一，会见海外友人时不忘叮咛台湾同胞心向祖国。

　　吴贻芳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彪炳史册的功绩，更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她终身践行金陵女子大学“厚生”校训，并以“象牙坛儿紫檀盖，里边一棵小白菜”的谜语自喻，倡导做人要心地纯洁、立场坚定，更要像小白菜一样平凡而有营养，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吴贻芳身居高位而生活简朴，身经磨难而意志坚韧，位尊名显而平易近人，她将个人的全部生命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妇女儿童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吴贻芳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高尚品德和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政治风范，已成为民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民进会员和统一战线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