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馆员制度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创举。文史研究馆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面，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于1951年7月29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

马叙伦为第一排左起第十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华文脉保护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团结安置工作。彼时历经连年战乱，大批饱学文史耆宿散居各地，不少身怀书画、史学、国学绝学的老者生计困顿、史料散佚流失。

　　为搭建专属平台汇聚海内鸿儒，抢救传统文化典籍，以文史研究资政育人，毛泽东托付符定一、柳亚子、章士钊与各党派先贤牵头筹建。在这一文化统战创举从构想落地的全过程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全程见证、深度参与；柳亚子、章士钊作为与马叙伦相交数十年的同道、密友，以民主人士与文史筹备核心双重身份并肩奔走，由此铺展一段多党同心、崇文报国的深厚历史脉络。

一、数十年同道之交：柳亚子、章士钊与马叙伦的深厚友谊

　　柳亚子、章士钊二人并非民进会员，却是民进创立前后紧密的会外同盟力量，与马叙伦横跨半世纪的友谊，串联起文教革新、民主救亡两条主线，也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中央文史研究馆旧称）筹备筑牢人脉根基。马叙伦与柳亚子的友谊始于清末维新与革命浪潮。二人同怀民族复兴之志，早年一同投身国粹保存运动，以文字针砭封建弊政、唤起国民觉醒。1910年马叙伦正式加入柳亚子创办的南社，南社作为近代规模最大进步文社，以诗文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马叙伦常为柳亚子主持的报刊撰稿，二人书信往来频繁，互赠诗词唱和，相约以文脉存续民族精神。

　　抗战胜利后，上海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中心，马叙伦、王绍鏊集结文化、出版、教育、工商界进步人士筹备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柳亚子彼时寓居上海，频繁与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等民进创始人会面座谈，互通时局看法，联名发表呼吁和平、反对独裁的公开文稿。

　　1946年上海“六二三”反内战大游行，马叙伦作为请愿代表赴南京遭特务殴打受伤，柳亚子第一时间撰文声援，痛斥独裁暴行，为民进领导的民主运动发声。新中国成立前夕，二人先后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马叙伦与章士钊的相交始于北洋时期政坛文教共事。彼时章士钊两度执掌教育部，马叙伦长期代理教育部务、执掌京师学界，二人共事期间，共同主张保护旧式学人、整顿国学教育，虽政见偶有探讨，但始终坚守体恤文人、传承典籍的共同追求。1945年马叙伦在上海发起并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章士钊在北平、上海两地奔走联络各界民主力量，与民进群体遥相呼应，共同抵制内战、呼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深耕统战联络工作，广泛联络书画名家、文史学者，与主持全国文教工作的马叙伦频繁对接，二人常常一同商议如何妥善安置散居各地高龄文史耆宿。章士钊作为民主阵营中坚，始终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同心同行。民进以文教界知识分子为主体，柳亚子、章士钊与民进先贤在政务院文史研究馆筹备期间形成紧密协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党合作的生动缩影。

二、文史研究馆的筹备：毛泽东统筹部署，三方携手推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意托付符定一、柳亚子、章士钊等建立文史研究馆。1949年12月初，毛泽东致信柳亚子，提到“文史机关事”，已交周恩来办理，文史研究馆成立的工作正式纳入中央政务日程。

　　1951年6月，符定一致信毛泽东谈及就设立文史研究馆已多次召开座谈会，筹备齐全，希望尽快批准成立文史研究馆。毛泽东阅信亲笔作出批示，全力支持建馆工作，为机构落地扫清顶层障碍。筹备阶段，章士钊发挥自身广泛社会人脉，寻访齐白石、陈半丁、萧龙友、邢赞亭等人，逐一沟通邀请；马叙伦依托教育部全国文教系统资源，梳理各地文史人才名录，为馆员遴选提供专业参考，三人分工协作，共同敲定首批26位馆员人选，平均年龄75岁，齐白石时年88岁。

　　1951年7月29日，由毛泽东亲自定名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在北海静心斋正式揭牌，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静心斋为馆址。成立大会庄重召开，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以及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一同出席盛典。

　　董必武在讲话中指出，毛主席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研究中国文史问题的意见极可宝贵，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例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和实践论，等等，应当作为文史研究馆研究我国文史问题的基本指导原则。大会正式公布聘任名单：符定一任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担任副馆长，首批26位馆员包括齐白石、陈云诰、陈半丁、萧龙友、潘龄皋、邢端、王治昌、邢赞亭、康同璧、邵章等一代名家，群贤齐聚，一时传为文坛盛事。

三、民进的界别底色与文史研究馆办馆宗旨深度契合

　　作为盛典重要出席嘉宾，马叙伦的到场，绝非单纯个人参会，而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整体参与国家文化建设、落实统一战线工作的标志性事件。

　　马叙伦曾在上海联合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等民主进步人士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确立“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的立会宗旨，始终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后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奔赴解放区共商建国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等职务，全面统筹全国教育重建、知识分子安置、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在政务院文史研究馆筹建期间，他从教育视角提出治学建议，主张文史研究馆应当兼顾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普及，打通文史研究与国民文教的联结。

　　教育、文化、出版是民进与生俱来的界别底色，与中央文史研究馆“敬老崇文、存史资政”办馆宗旨高度契合。马叙伦一生秉持“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箴言，这一信念也贯穿民进与政务院文史研究馆七十余年的深厚联结。

　　自建馆伊始，民进先贤持续在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履职耕耘：杨东莼、叶圣陶（叶圣陶于1963年加入民进）先后出任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长。数十年来，大批民进文史、书画界学者受聘为中央及地方文史馆馆员，依托馆平台整理书信文稿、抢救近现代文坛一手史料，以笔墨耕耘传承中华文脉，成为文史研究馆学术队伍重要组成力量。

四、民进先贤与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发展

　　柳亚子、章士钊作为首任副馆长，在建馆初期数年，以民主人士身份深耕馆务，与马叙伦持续协同推进文教文史事业，充分彰显民主党派同心共建的合作格局。柳亚子深耕诗词文史领域，牵头组织馆员开展近代史料搜集、南社文献整理，组织馆内诗文雅集，以诗词创作抒发家国情怀；同时发挥统战优势，对接文艺界党外人士，动员更多文化耆宿参与文史研究工作。他持续投身馆务，直至1958年逝世，始终以政务院文史研究馆为阵地，联络文教界爱国知识分子，传承红色文化与传统文脉。

　　章士钊履职贡献更为长久，1959年符定一逝世后，接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执掌馆务长达14年直至1973年病逝。任职期间，他始终体恤馆员难处，多次为生活窘迫的文史学者向中央陈情、仗义执言。同时章士钊长期与民进老一辈学人保持联络，时常与杨东莼、叶圣陶等人探讨文史整理、古籍校勘工作，互通学术规划，持续搭建民进与文史馆长期协作桥梁。

　　柳亚子、章士钊虽不是民进会员，却与马叙伦及中国民主促进会数十年风雨同舟，在反内战争民主、建国兴文教、团结文史耆宿三大事业上同向而行，是后来确立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多党合作方针的鲜活实践。

五、七十五载薪火：民进与中央文史研究馆绵延文脉

　　回望1951年政务院文史研究馆成立盛典，柳亚子、章士钊、马叙伦构成一段同心崇文的历史起点。七十余年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阵地，一代代民进学人接续受聘馆员，深耕古籍校勘、书画创作、地方史、近现代文坛史料整理；杨东莼、叶圣陶两位民进先贤先后出任馆长，为文史馆学术体系、人才保障、文化普及工作奠定根基；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开展文史研究项目中，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王立平先生主持编撰了《百年乐府》，民进厦门市委会原主委、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林仁川主持编撰《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台湾卷》，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中央文史研究馆始终保持“统战性、荣誉性”定位，馆员多数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以文化教育出版为主界别的参政党，民进不断参与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发展。

　　站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75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从1949年毛泽东托付柳亚子、章士钊筹备政务院文史研究馆，到1951年成立大会时马叙伦等齐聚静心斋，再到七十五年来民进先贤接续执掌馆务、深耕治学，完整勾勒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同心同德、敬老崇文、存史资政的壮阔图景。马叙伦“正道上行”的箴言，既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代代坚守的初心，也是一代代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矢志不渝的追求。

　　新时代新征程，这份跨越七十五载同心崇文的深厚联结，生动诠释多党合作的独特优势，我辈亦当接续文脉、携手奋进，共同书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中心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