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

　　民进先贤马叙伦有不少广为人知的“第一”：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一任主席、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首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10月1日为国庆日等。作为解放战争时期极具影响力的民主斗士，他还有多项重要历史贡献。

公开发文引领舆论

　　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欢欣鼓舞，一系列民主刊物应时而生，其编者和作者，都是沦陷时期一直坚守上海的文化、出版、教育领域的爱国知识分子。当时大量著名民主人士都还远在后方，而马叙伦作为五四时期北大教授、曾数度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学界宿儒，是当时上海文化界声望高、号召力强的旗帜人物。

　　1945年9月8日，上海战后第一份进步民主刊物《周报》创刊。马叙伦鼎力扶持，于9月15日出版的第二期刊发《惩奸》一文，此后一年间累计刊发三十余篇重磅时评。10月1日，傅雷、周煦良主编的《新语》半月刊创刊，马叙伦为核心撰稿人。10月13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创刊，马叙伦担任编委会成员，首期刊发《思想解放》，此后几乎每期均有署名文章，多篇置于卷首头条……在这些民主刊物中，马叙伦发文数量多、质量高、影响大，这些刊物的作者、编者团结起来，形成了创立民进的第一支基础力量。

主动了解中共主张

　　抗战胜利之初的上海，由于对大后方的情况不了解，许多人认为“天亮了”，但随之而来的“劫收”腐败、独裁，迅速引发各界民众不满。马叙伦既不满国民党倒行逆施，又高度认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与为民初心，于是主动寻求渠道，希望全面了解解放区真实情况和中共的主张。这个消息从马叙伦的挚友傅雷的口中传给了上海地下党文委姜椿芳，引起了高度重视。经他联系，刚刚按照中央领导指示返沪、负责上海文化统战工作的梅益（梅雨）与马叙伦单独会面，向马叙伦全面介绍解放区的实况、中共对当前时局的基本立场，以及战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完整主张。

系统论证民心归属

　　民进成立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牵头组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发动六二三反内战和平请愿运动。马叙伦不但被公推为牵头筹备工作的人，还被公推为请愿团团长赴南京呼吁和平。在南京下关惨案中，他和雷洁琼等代表遭国民党特务围殴重伤。面对前来慰问的周恩来，马叙伦坦言“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血的洗礼坚定了道路的抉择，内战爆发后，他愈加坚定地带领民进从事民主斗争，也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封杀，不但亲自主编的《昌言》只出了2期就被迫停刊，《周报》《民主》也相继被迫停刊。在这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之时，马叙伦的发声却愈加坚定。

　　1946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专门评述了马叙伦在《周报》休刊号上发表的《读蒋主席八一三告全国同胞文》。中共的文章将其核心观点高度概括为“马叙伦氏著论指出 全国人心归中共”，肯定其“论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所爱戴，谁想要和他别扭必然终归失败”的鲜明论断。12月31日，上海地下党主办的《联合日报晚刊》整版刊发《二马对谈》，即马叙伦与马寅初的时局座谈实录。在谈话中，马叙伦全面、清醒、公开地指出国民党民心军事双重溃败，预判人民革命必胜。而环顾时局，当时全面内战爆发仅半年，国民党军队仍处于全面进攻态势，一些国统区人士对战争前途、政局走向认识模糊，马叙伦的公开发声无疑极大鼓舞了进步民主力量的斗志与信念。

否定“第三条路线”

　　1946年秋，国统区思想界掀起了大规模“中间路线”论战。以张东荪、施复亮为代表的部分人士，主张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中立调和的“第三方面”路线，在当时民主阵营中存在一定思想迷惑性。

　　在诸多民主人士仍存观望、调和幻想之时，马叙伦以两篇重磅长篇署名论文，开展系统性、针锋相对的公开论战，彻底否定中间路线的可行性。

　　1946年12月，他在中共《群众》杂志、《新华日报》“友声”栏目发表《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鲜明提出中国政治格局仅有民主与反民主两大阵营，不存在、也不应存在所谓“第三方面”。数日后，再撰《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并质民主同盟》，于12月28日、29日连载于上海《文汇报》，进一步指出民主革命时期应当彻底摒弃“第三方面”提法，修正模糊的反内战调和认知，为统一民主阵营思想、凝聚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人民革命的领导者

　　随着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越发严重，在中共的帮助下，民进领导人转移到香港继续斗争。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筹备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港民主力量纷纷积极响应。1948年5月27日，马叙伦在《群众》周刊香港版“友声”栏目发表近五千字的长文《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他怀着兴奋的心情讴歌“五一口号”。他说：“人民的胜利已经决定了。”他还说，中共是“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这是当年较早以长篇理论文章形式解读、响应“五一口号”的文章之一，在民主人士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民进正式文献呼应中共的国号主张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通过马叙伦牵头起草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明确提出“新建立之国体，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各阶级民主联合政权”。

　　这一提法，与中共当时的看法形成了思想契合与呼应。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复电中，首次在中共官方公开文献中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列为筹建新中国的官方暂定国号。后经代表提议，认为“人民”已内含民主本质，“人民民主”存在语义重复，最终会议采纳建议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