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振铎又说：愿意出版《 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就是生活书店，是他约了胡愈之一同找邹韬奋谈的。我听了很高兴，因为生活书店这块牌子是比较牢靠的。当时的生活书店很有特色，它没有老板，采取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每个职员都有一份股金，实行民主的管理方法，所以它没有老牌书店的那些陋规和弊端，是个新兴的朝气勃勃的目光四射的书店。它又不同于那些随时面临着被国民党查封危险的 ‘红色’小书店，而有个可靠的背景—— 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特别是书店总经理邹韬奋，他是办《生活》周刊起家的，很有才干，很有见识，很有魄力，‘九 一八’以后在政治上日益左倾，活动的能量也大。他对于我们办这杂志的目的、方针、内容和政治倾向是清楚的，也是同情和支持的，但表面上采取和我们订合同的形式，声称不干涉我们的编辑事务。 ”

　　　　　　　　　　　　　　　　　　　　　　　　　　　　 ——摘自茅盾回忆录 （十六）《多事而活跃的岁月》

　　　　（二）

　　“于是我给黄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鲁迅想办一个专登译文的 文艺刊物，我和黎烈文同为发起人，以及这个刊物的宗旨、要求等，请他问问生活书店愿不愿意出版，以及他本人愿不愿意帮 助做些工作，……。黄源当即回信表示愿意。并告诉我，徐伯昕 听说《译文》是鲁迅主编，也就同意了。但因为现在翻译的东西不好销，提出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若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我觉得条件太苛，就去问鲁迅。鲁迅却一 口应承，说，‘就照他们的条件办，头上三期，我们三个发起人尽义务包办了。生话书店还算是有魄力的，其它书店恐怕更不愿意出版了。 ’”

　　“八月五日，生活书店徐伯听在‘觉林 ’餐馆宴请鲁迅、烈文和我，算是书店方面与我们正式商定出版《译文》 。席间，徐伯昕提出版权页上编辑人用‘ 译文社’恐怕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处通不过，要用一个人名以示负责。这倒是个难题，因为鲁迅和我都不 便出面，黎烈文又不愿担任。最后鲁迅说，编辑人就印上黄源罢，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我来做。 ”

　　“很快就传出了消息：《译文》是鲁迅办的，鲁迅亲自担任主编，发起人有哪三个。所以创刊号出版一个月就再版了四次。等到编第三期时，生活书店已经表示可以订合同了，后几经磋 商，由鲁迅在合同上签了字。我们也从第三期起开始接收来稿。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采用包干制，即书店每期付钱若干，其中包括编辑费与稿费，编辑人如何分配，书店不管。 ”

　　“一九三五年八月底，邹韬奋回国，看到徐伯昕（生活书店经理）身体不好，遂请他养病，而以毕云程暂代经理。先是在三月 间，黄源与徐伯昕曾谈及：鲁迅建议译文社编一套译文丛书，此已由徐伯昕口 头同意。现在毕云程却不知此事，而又主观地认为生活既已担负郑振铎主编之《世界文库》，现又要印行《译文丛书》，两者性质相同，在营业上为自相竞争，在经济上也负担 不了。因为生活书店不过数万元之资金，出杂志可以吸收定户预付 之一年或半年的定费以资周转，《世界文库》为杂志性，可以吸引定户预定， 《译文丛书》便不能够。这是纯从营业上着想，却没有考虑到人事关系。邹韬奋听了毕云程的意见，就告诉黄源，生活书店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

　　“生活书店既不愿出《译文丛书》，黄源就又与吴朗西、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出版这套丛书，并得到了鲁迅的同意。 ……这件事传到了生活书店那里，大概被认为是黄源在背后掉了花枪，因为《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版和发行的，在他们看来，《译文丛书》的出版也应通过他们。 ”

　　“九月十七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鲁迅，共到鲁迅、茅盾、郑振锋、胡愈之、傅东华，主人为邹韬奋、毕云程。宴会 刚开始，毕云程就提出：《译文》编辑仍请鲁迅担任，而不是黄源。这是要撤换编辑，事先却又没有和鲁迅及译文发起人（我和黎烈文）商量过。鲁迅当时很生气，把筷子一放，说 ‘这是吃讲茶的办法’，就走了。上海流氓请人吃茶而强迫其人承认某事， 谓之吃讲茶。生活书店之所以不让黄源为《译文》编辑，除了上面 提到的误会，大概还因其名望比鲁迅小得多，而《译文》销数又不理想。但没有想到鲁迅宁可使 《译文》停刊，却不能忍受‘吃讲茶 ’的办法。”

　　“‘吃讲茶’的第二天，鲁迅约我和黎烈文去家中，黄源也在，鲁迅当着我们的面把原来他已经签了字的《译文 》第二年合同撕碎，声明：这个合同不算数了，生活书店如果要继续出版《译文》 ，必须由黄源订合同，由黄源签字。并要我去通知生活书店。”　

　　“这事弄得很僵。郑振铎找我商量，想从中调解。他提出一个双方妥协的方案，即合同由黄源签字，但每期《译文 》稿件鲁迅要过目并签上字。鲁迅和我研究，同意了这个方案。可是生活书店不同意，他怕《 译文》赔本，情愿停刊。”

　　“……至于邹韬奋虽然刚回国，不了解情况，但何以深信毕云程，也有原因。当初邹韬奋办《生活》周刊时，他还是职业教育社的编辑股主任，一文钱稿费都没有，刊物销路又很少 ，往往每期的文章，长的短的，庄的谐的，都由邹韬奋一手包办，所以是个光杆编辑。后来请到一位特约编辑，每千字付薄酬四毛钱，这特约编辑便是毕云程。邹韬奋和毕云程可说是患难之交，所以邹韬奋尊重毕云程的意见。既然毕云程不要黄源编辑《译文》，邹韬奋是碍难反对的。这都是生活书店过份从经济上打算盘的结 果，造成了鲁迅后来对生活书店一直有不好的印象。不过，生活书店当时在经济上也的确有困难。《译文》和 《太白》都不赚钱。

　　所以在《译文》停刊的前后，生活书店把出版了一年的小品文期刊《太白》也停刊了。”

　　　　　　　　　　　　　　　　  　——摘自茅盾回忆录（十七）《一九三四年的文化“ 围剿”和反“围剿”》

　　（三）

　 “我刚把《中国的一日》编完，生活书店又找上门来。这一次 来的是徐伯昕。他说，生活书店要出一套丛书，叫《青年自学丛书》，其中有一本要请你来写。我奇怪道：青年自学丛书中也包括小说么？徐伯昕笑道：你误会了，是要请你写一本关于怎样写小说的书，题目由你自己定。我说：什么《创作法程》、 《小说作法》之类的骗人的书，哪一家小书铺都有现成的，我最反对这 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书，你们为何也要出这种书？徐伯昕道：你又误会了，那种东西我们是反对的，但是这一类书却有市场，有读者，一些青年的初学写作者，常常饥不择食买这种书来读，结果上当不说，还被引上歧途。所以我们想出一本健康的 、对初学写作者真正有帮助的书。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外国研究和介绍这些经验的书就不少，只是中国还没有 ……我打断他的话道：所以你就要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可是，这是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成果用浅显的文笔写出来，以适合初学者的水平，而我是写小说的 ……徐伯昕也打断我的话道：不对，你过去就写过一本《小说研究ABC》，可见你是能写的。我大笑道：那本书是抄来的，是为了换稿费，当时我还没有写小说哩。徐伯听说，所以现在你来写就更合适了，因为有了亲身的体会。我们以为，写这种书只有写小说的人来担任最为相宜，理论家写来总是千巴巴的，他们体会不到也写不出作家创作的甘苦。我想了一想道：写小说的人很多，你们何不去请别人。徐伯昕道：我和韬奋商量过，认为你是最合宜的人，你平时除了写小说也写评论文章；而且鲁迅在生病，他是不会写的。他见我还在犹豫，又说：就从能给初学者以正确的指导这一点讲，写这本书也是必要的。你只要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读者就会欢迎的。我看推诿不掉，就只好说：也好，我试试看。 ”

　　“我用了一个星期就把这本书一气呵成了，约三万字，书名叫《创作的准备》。所以写得如此顺手，一则毕竟是写自己的经验，二则这些问题平时在脑海中就有酝酿，与一些青年作家在通信和交谈中也零星地谈过，过去写的评论文中也时有涉及，现在只需要把它们归纳起来加以系统化。 ”

　　　　　　　　　　　　　　　　　　　　　　　　　　　　　——摘自茅盾回忆录（ 二十）《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

　　（四）

　 “我问韬奋为何《文学》要停刊？因为生活书店主要资产并不在华界。韬奋说 ：这次战争是长期战争，但上海却不可能久守，生活书店与其陷在上海租界，不如及早向内地搬迁，因此 《文学》不得不停刊。在上海战争爆发的第三天，韬奋就有了这样有远见的决策，实在令人钦佩 。抗战八年中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大发展，以及它为中国进步文化事业作出的非凡贡献，不都源 于韬奋这一英明决策么。”

　　　　　　　　　　　　　　　　　　　　　　　　　　　　——摘自茅盾回忆录（二十一）《 烽火连天的日子》

　　（五）

　　“创办《文艺阵地》是鉴于当时的抗战文艺虽也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总觉得缺乏深度，既没有在理论上对各种新问题作认真的探讨，也没有在创作上对现实生活作严肃深刻的发掘。所以，就想办一个刊物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邹韬奋还认为 《文艺阵地》应该是一面战斗的旗帜，能起到团结进步的文艺力量，巩固统一战线的作用。因此一开始，我们就确定《文艺阵地 》是个战斗的文学刊物，是个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刊物，它理论和创作并重，在形式上，如徐伯昕和我研究的那样，象个 ‘缩小’的《 文学》。”

　　　　　　　　　　　　　　　　　　　　　　　　　　　——摘自茅盾回忆录（二十二 ）《在香港编<文艺阵地>》

　　　　（六）

　　“韬奋到达香港后，即着手筹办刊物。我们的报纸（注：指 《华商报》）已经办起来了，但还需要有我们的刊物——政治性的和文艺性的刊物——来互相配合和支援。我第一次见到韬奋，他就和我谈这件事，他打算办一个《生活 》周刊那样的刊物，亲自主编，还建议我来主编一个文艺刊物。

　　“然而筹办刊物的工作并不顺利。因为凡在香港办报，必须有一位‘ 港绅’作发行人，香港政府才允许登记，而这位愿意合作的‘ 港绅’一时却不易找到。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幸而徐伯昕 于四月中旬来到香港，很快经第三人介绍，结识了曹克安先生。曹先生的父亲是位港绅，曹本人还有点头脑，自己想办一个刊物，并且已在香港政府登记注册在案，刊名《大众生活》，只因找不到适当的主编，刊物还没有出世。徐伯昕与曹先生一谈就成功了。原来曹先生读过韬奋的著作，对韬奋是敬佩的，现在听说韬奋愿意来主编这个刊物，自然喜出望外。他们还谈定，曹先生只挂个社长兼督印的名义，其他一切，如刊物内容，编辑方针等等，他都不过问，统统由韬奋负责。刊物的名称就叫《大众生活》，算作一九三五年底韬奋主编的 《大众生活》周刊的复刊。”

　　　　　　　　　　　　　　　　　　　　　　　　　　 ——摘自矛盾 回忆录（二十八）《战斗的一九四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