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期任叶圣陶先生秘书，与叶先生的长公子至善兄情同手足。2005年春节前几天，至善兄病重住院，不久就报了“病危”。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经医院全力抢救和精心护理，使垂危的生命又奇迹般地延续了一年多，终于“油尽灯枯”，于2006年3月4日上午平静安详地走了。

　　2005年春天，至善兄历时数载的呕心沥血之作《父亲长长的一生》出版了，我自己做主替他送了一本样书给温总理，并附信说，“他的长长的一生，几乎都在用笔墨、用语言、用实践在编写、在解读、在传承他父亲叶圣陶先生长长的一生，却很少写他自己。”我还说，“我与叶氏父子亲如一家，故此信公谊之中有私衷存焉。”

　　2005年4月21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至善兄的《老开明国语课本始末》。23日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带了一份剪报的放大复印件，双手举着给他看。他的儿子永和给他戴上老花镜，中间隔着纸，我看不见他的表情，问永和，永和说，“他还真看呢。这是他最后一篇作品了。”至善兄用食指指了指鼻子，又指了指嘴，摆了摆手。这套动作一连做了三遍，又比划着写了三个字：“没法说。”我在塑料板上写了两行大字：“比前两次来好多了。”他接过笔写了“不行。心颤。”字迹清晰，连“颤”字笔画也没错。我写了“多休息”，赶紧换上带去的大白纸，他居然写了“无所谓”三个大字。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的笔谈了，“无所谓”可能是绝笔了。回来的车上，随手翻了一下经常随身带的袖珍本《古诗词名句》，“空心待枯树，无叶已萎藤”，这不是重病中的至善兄的写照吗？回家以后，心里很难过，顺手把“无所谓”三个字剪贴在剪报复印件左上角，在右上角做了上述情况的追记，在左下角写了那两句诗，注明“泣书前人句”，在右下角写了“至善兄似乎一切都已置之度外了。”我想这是最新最准确的探视报告（包括病人的心态），就复印了几份，除分寄叶氏家族外，还给温总理寄了一份。

　　温总理2005年4月28日亲笔给我回信说：“4月2日的信及至善先生承赠的《父亲长长的一生》均已收到。请您代我向至善先生致以问候和谢意，愿他早日康复。”

　　2005年5月1日夜，我给总理办公室写信说：“4月30日中午收到总理28日手示，当天下午我就赶往北京医院看望至善兄，不巧他正用药后酣眠中，我只好给家属留了份复印件，待他清醒的时候，转致总理对他的‘问候和谢意，愿他早日康复。’我体会总理的处事原则，既对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关怀，又不干预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因此，我没跟卫生部及院方打招呼，只是给前院长吴蔚然先生写了封私人信，以叙旧为主，顺便提及至善兄住在该院，‘医疗条件甚好，我意毋需额外关照和锦上添花，一切按制度和病情需要行事。’”

　　2005年5月14日温总理又亲笔给我回信，殷殷垂询：“至善先生病情是否见好，念及。”5月18日夜，我给总理写信说，“在您的关怀下，在院方及吴蔚然先生的精心治疗照料下，至善兄病情有好转。”并附了我与蔚然先生的往来函件。

　　我得天独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先后得到温总理弥足珍贵的亲笔信有七封之多。在欣喜、感动、钦佩之余，感到深深的不安和自责。虽说是私人通信，但他毕竟是十三亿人民的总理啊，有多少大政方针要研究，有多少内政外交的大事要处理，有多少重要文电要批阅，他该惜时如金。因此，我曾几次提出，不必答复我的信，必要时请秘书同志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然而他还是一再写亲笔信，毛笔，宣纸，恭楷，而且多处使用“先生”、“您”等敬称；在一些极富教育意义的重要文字后面，往往自谦地说，“我应谨记力行”、“我会努力”。总理的信，我深知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些文教战线老兵的关怀和鼓励。

　　　　　　　　　　　　　　　　　　　　　　　　　　　　　　　　　　　　　　　　　   2006年3月4日深夜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