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昕，江苏武进人，生于1905年；邹韬奋，江西余姚人，生于1898年。两人均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奋身于新文化运动。

　　徐伯昕20多岁即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工作。1926年，《生活》由邹韬奋接办。邹韬奋负责编辑，徐伯昕与他合作，负责发行工作。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大举进兵东北，企图吞并中国，《生活》发表了很多抗日文章，宣传抗日活动，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他们两人表示要和国人共赴国难，要为民族解放做贡献。

　　1932年后，两人携手合作，在上海合办了生活书店，邹韬奋负责编辑，徐伯昕负责发行兼书店经理。书店除了出版、发行、销售《生活》、《新生》、《文学》周刊外，还为读者开展多项服务，如采取措施方便读者借阅书刊，为读者代购书刊、代办储蓄等，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与支持。书店还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为东北义勇军募捐，支援抗战。

　　当时，胡愈之建议生活书店出版《世界知识》，以金仲华、张仲实等任编辑，后来又有钱亦石、钱俊瑞等担任主编，第二年《世界知识》正式在生活书店发行。这些人后来还为生活书店编写了《青年自学丛书》、《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产业革命讲话》、《中国政治史讲话》等，激发了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些人和邹韬奋、徐伯昕多年来日日夜夜相处合作，都成为生活书店的成员，共同奋斗。

　　1933年7月，在国民党政府制造的白色恐怖下，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徐伯昕留在上海，于风雨中独撑店务，继续参加救亡活动。1934年，天津大公报记者戈宝权为《新生》周刊写稿，徐伯昕请他多为生活书店出版的《新生》、《世界文学》等写稿。当年8月5日，徐伯昕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茅盾和黎烈文等人，商议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原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的《译文》，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此时正式商定由生活书店出版《译文》月刊，名义上黄源负责编务，实际由鲁迅主编，茅盾也承担编务。1935年5月起，郑振铎负责主编的《世界文库》开始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

 　　1935年8月底，邹韬奋回国，二人先后在上海、香港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等。之后，生活书店还出版过《抗战》、《读书月刊》等。

　　1936年，“七君子事件”爆发，邹韬奋等七人在上海、南京等地被捕，徐伯昕的家也被抄。徐伯昕在生活书店发行《永生周刊》、《国民周刊》等，以示抗议，并联络各方发动社会各界开展营救。

　　1941年“皖南事变”后，香港成为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众多文化人聚集香港，展开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徐伯昕也来到香港，同时茅盾、胡绳等大批民主人士也转移到香港。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出版，邹韬奋也在香港编印《大众生活》。徐伯昕并请戈宝权编一套高尔基选辑。不久，戈宝权译了《圣诞节的故事》出版。

　　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邹韬奋、徐伯昕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掩护下，离开香港，先到广东东江纵队根据地，后又转移到苏北解放区。1942年，徐伯昕及时向中共中央、向周恩来汇报“皖南事变”后在各地的生活书店遭受摧残的情况。中共中央及时针对此事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徐伯昕在周恩来的具体帮助下，在各地生活书店采取变换招牌、分散经营的方式，坚持斗争，继续出版发行。那一年徐伯昕向周恩来汇报时，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说：我们早就把你当自己的人了，以后到苏北解放区去解决这问题，并表示愿当介绍人。

　　1943年，邹韬奋病重，被秘密送回上海医治。这一年，徐伯昕化名为徐味冰、赵锡庆，从后方秘密回到上海，隐蔽在徐家汇附近，经常守护在邹韬奋的病榻前，并记录了他的遗嘱。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不久，徐伯昕即去苏北中共华中分局汇报，见到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他就在根据地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回到上海继续奋斗。

　　（摘自刘鹗业《徐伯昕：杰出的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