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忱，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领导人。张学良，著名的爱国将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两个走着不同的政治道路的人，却在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中结下了难解之缘，他们的交往和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并对彼此的命运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休戚相生 结缘教育

　　车向忱抱着“救国先要救民，救民先要教民”的平民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沈阳，他和基督教青年会的阎宝航等人一起在小南关的第一监狱幼年监办起了沈阳第一所平民学校，使200名少年犯第一次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接着又办了9个平民夜校。车向忱骑辆自行车，白天在三所中学任教，晚上奔波于各平民夜校间。为了进一步推动平民教育事业，车向忱还组织大、中学生于1928年9月初成立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在郊区相继办起了几所平民学校。车向忱又于1928年9月23日，成立了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该会总干事，他在《宣言》中提出“平民教育为今日救国之教育”，把“救济我省一千二百万不识字之民众，作十年普及之计划”，当作该会应负的责任。

　　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成立却遭到了当时的教育厅长王毓桂的非难，他向张学良状告车向忱办平民教育是“拉拢青年，有左倾嫌疑；办平民教育就是反对贵族，是反对政府，反对张学良”。车向忱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事情重大，办平民教育千辛万苦实属不易，如果再遭到政府的制止，平民教育计划将无法实现。他找到学生张学思帮忙，请他引见其兄张学良。当时正值张学良为父服丧期间，但他听说车向忱来求见，他也想认识一下这位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东北甘地”车向忱，遂欣然应允。

　　在张氏帅府的会客厅，两位命运攸关的人第一次相见了。彼此问候后，车向忱简单地向张学良谈起了几年来兴办平民教育的经过，然后把《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递交给张学良，说：“一句话，我们办平民教育就是为了唤醒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张学良一听十分高兴，说：“反对日本侵略，很好！你可以继续办下去！”接着他问：“车先生，你对东三省的教育建设有什么主张吗？”车向忱看他十分支持办平民教育，热情高涨，兴奋地介绍：平民教育是大众的基础教育，是救国教育，是其它教育的当务之急。应该建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应该在省、县、乡普遍地推广平民教育。张学良认真地倾听，不住地点头赞许，并提出东三省的教育在大中小学三级之下，应再设一级平民学校。谈话结束时，张学良说：“平民教育很有必要，应该办下去，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是爱国之心让他们彼此相通。这次相见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张学良责令教育厅便将平民教育促进会由民办改为官民合办的团体，归入到教育厅第四科民众教育委员会，任车向忱为常务委员。同时将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改称为辽宁国民简易教育促进会。聘车向忱为该会的主任干事，实际上车向忱承担了全部工作。有了张学良的支持，车向忱带领爱国青年大张旗鼓地在省城内的各个中小学福音堂、慈善机关、军队工厂等附设了学校，还在农村办了简易学校。可是经费问题无法解决，张学良得知这一情况，立即捐赠大洋5000元，作为发展“简易平民教育”的活动基金，并应邀亲自兼任了国民简易教育促进会的名誉会长。到了1929年7月，全省共办起城市平民学校41所，男女学生1552人，农村平民学校200多所，波及20多县，使全省7000多不识字的农民第一次获得了读书的机会。

　　当时，日本又加紧了发动战争的准备，为了做好反战争的准备，车向忱再次面见张学良，提出了辽吉黑三省火车联运；大中小学生一律实行军训；在附属地设立“新民小学”，抵制“日本小学”；加强部队反日爱国教育等建议。车向忱的这些爱国热情深深感染了张学良,这些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称赞和采纳。

　　二、团结抗日 与国休戚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的第三天，车向忱与东北大学的４０多名学生和一些流亡同胞相约来到北平。立即拜见了当时身为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张学良同意并支持车向忱提出的成立以东北青年为基础的东北学生军，训练出关抗日的骨干力量。

　　在北平的抗日自发组织也相继成立，车向忱、高崇民等决定成立一个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统一的抗日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４日，救国会常委会决定由车向忱带人出关潜入敌后，联络组织抗日义勇军，临行前，张学良亲自召见车向忱，嘱托将委任状和密信交给义勇军。２月初，车向忱带着“救国会”的慰问信、委任状和张学良的密信，装作卖药先生，两次只身横越遮天蔽日、人迹罕至的大兴安岭森林，寻找抗日义勇军将领马占山，将张学良的信物委任状交给他们，推动他们联合抗日。

　　１９３４年７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蒋介石为了“剿共”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调离抗日前线，辗转北上与抗日的红军作战，车向忱再次面见张学良，劝说他不应参与内战，应该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张学良幻想依靠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车向忱无力阻止张学良，心中十分痛苦。

　　1935年初，车向忱来到西安。在西安是车向忱与张学良相处最多的时候。他时常与密友、时任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一起去新城大楼或东门里巷张学良公馆，和张学良谈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道理。张学良认识到车向忱是爱祖国、爱家乡的知识分子，对他特别尊重。对他所谈的看法也总是认真的听着，有时也谈自己的想法。并将带有毛泽东、周恩来联合抗日信件的红军团长王德源，以竞存教员的身份，秘密介绍给张学良、王以哲。此人也是陕北红军跟东北军及国民党军队正式接触的抗日合作的第一人。车向忱的联合抗日思想对张学良思想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１９３５年初车向忱来到西安，他看到街头到处是一些流离失所沿街乞讨的东北儿童。见此凄惨情景车向忱痛苦万分，于是他利用家中租用的两间旧房子，用仅存的两元钱买了些纸笔，招来２０多名流亡的东北儿童办起了免费学校，起名“竞存小学”。办学的经费全靠募捐而来。张学良曾捐赠数百大洋的基金，帮助和支持车向忱办学。

　　１９３６年，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启发帮助下，为了培养抗日的骨干力量，在西安城南３０多里的王曲镇联合举办了“军官训练团”。竞存小学的同学们经常去宣传演出，车向忱也经常应张学良的邀请为训练团讲课，以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张学良准备成立一个以他个人为中心的秘密团体——“抗日同志会”。车向忱是这一团体的首批核心成员之一。

　　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为了向兼东大校长的张学良汇报学生运动情况由北平来到西安。车向忱热情地向他介绍了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宋黎把竞存小学当作他从事地下活动的接头地点。8月29日，国民党陕西党部在西北饭店逮捕了宋黎（这就是“艳晚事件”）。恰在此时，车向忱受张学良的委托去找宋黎，与特务挟持宋黎在饭店门口相遇，他见势不好巧妙逃脱。张学良闻之大怒，立即传令卫队营长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于次日拂晓包抄了国民党党部，救出了马绍周、关副官（宋黎在此之前已被西北军宪兵营的巡逻队救出），抢出了文件、材料，这一大快人心的“艳晚事件”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西安军民反蒋抗日的情绪。

　　1936年10月，车向忱等发起了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车向忱当选为主任委员。张学良对“东救”在经济上给予了支持。“东救”成立后，与“西救”密切配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的日子到来了，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与“西救”、“东救”密议，决定在12月9日召开纪念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请愿，逼蒋抗日。1936年12月9日清晨，东北竞存小学的200多名师生，在车向忱的带领下参加纪念大会。途中遭遇国民党警察阻止，警察向竞存小学的小同学们开枪，几名小同学受了伤，可是同学们不畏强暴继续前行，消息传出后，参加大会的各校同学们群情更为激愤，要“到临潼找蒋介石去”！

　　此时，车向忱满腔悲愤地来到张学良公馆，向张学良控诉了反动军警开枪杀害东北流亡孩子的法西斯暴行，两人声泪俱下。张学良悲愤交加，当即给陈立夫挂电话，要求严惩凶手。同时命令卫队营保护学生队伍，跟着学生维持秩序。当接到蒋介石对请愿的学生们“格杀勿论”的命令后，唯恐学生们吃亏，随后又乘车追赶请愿的队伍，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万众痛哭。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用事实作出回答。在广大群众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两天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在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车向忱代表“东救”参加了4个救亡团体的紧急会议，并联合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12月16日，在革命公园举行的拥护张杨主张的市民大会上，根据车向忱的倡议，“东救”散发了《告西北各界同胞书》，热情地颂扬了张杨为救国家，为救民族而发动的兵谏。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不顾劝阻，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即遭扣押。这让车向忱痛心疾首，万分难过。他马上以“东救”的名义给蒋介石、张学良发电报，请张学良早日回陕主持救国工作。在以后的岁月里，车向忱还积极参加了一系列的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声援活动。

　　三、天各一方 敬仰情深

　　东北解放后，车向忱回到家乡，担任辽宁省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辽宁省委会主委等要职。“文革”期间，车向忱被“四人帮”列入“‘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中，遭到残酷迫害。所谓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就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同时吕正操等42位同志，经党组织同意，以新华社发消息的方式，向蒋介石和政治协商会议拍电，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车向忱、吕正操、阎宝航等也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发表纪念 “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要求释放张学良。1969 年 1 月，“四人帮 ”又编造出一个90 人的所谓 “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车向忱又被列入其中。 这样车向忱惨遭毒手，70 多岁高龄的他惨死在盘锦农场。1978 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大会 ，为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大案中遭受残酷迫害的90位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知名爱国人士平反昭雪。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被蒋介石判有期徒刑10年， 褫夺政治权利5年，却遭到长达55年的软禁，直到1991年， 张学良才获准偕同赵一荻女士赴美， 2001 年10月在夏威夷逝世。1996年辽宁省政协准备出版车向忱文集，转辗多人，后由张学良的女婿代请张学良为该文集题写书名。此时的张学良已经是95岁高龄，且因眼疾已弃笔多年，当他听说是为他的尊师车向忱文集题写书名时，欣然执笔，饱含泪水，用心写下了“一代师表车向忱”的题词，表达了他对车向忱先生的无限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