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最早认识，那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事了。

　　1978年，我经过八年的“知青”生活和六年的煤矿工作之后，考入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那时，我虽然学的是历史专业，但由于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大学历史教材基本上是沿用以前的教本，其中有关民主党派历史的内容极少，它更不是老师考试的范围，故而也只是一般地泛泛了解而已。由于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我十年的时间，一个初中毕业生且三十岁才上大学的我，那个时候只是想如何能多学一些知识，其他事情均未考虑。大学毕业后，当时高校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专业人才奇缺，我被留在历史系，故而在专业上的发展是我的第一目标，自然也就没考虑过要去参加什么党派组织。

　　真正让我认识民进并促使我加入其组织的，还是我身边的民进老师们。

　　我留校之初，系里安排我上中国近代史公共课。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与政治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历史学术研究亦日趋活跃，中国近代史中关于民主党派历史的内容也日渐增多。既然要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那么对近代史了解和熟悉的范围就要比书本上的内容宽得多，所以我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特别是它们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斗争经历便开始进入我的视野，但当时对民主党派也只是一个整体性的了解，“民进”对我来说还处在一个概念性的认识阶段。

　　1985年，为了在专业上能进一步深造，我考入河南大学第一届中国近代史助教班，而担任我们班主任的老师就是一位民进会员，这才使我对民进开始产生了特别的关注。

　　记得我去学校报到那天，火车到达河南开封已时过中午，当我办完入校手续走到驻地时，一位穿着极为俭朴且和蔼可亲的长者站在寝室门口并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室内，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学校里专门负责学生宿舍的员工，后来才知道他居然是我们近代史班的班主任荣铁生教授。

　　荣老师是一位资深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的叔父荣孟源先生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荣孟源先生早在1938年时就曾在延安行政学院任教，解放初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积极协助所长范文澜先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并对近代史资料的编辑整理与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荣老师可能受到他叔父的影响，一生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并成为了我国研究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的著名学者，我读书时就曾经拜读过他的大作。在我看来，像干“杂事活” 这样的班主任工作应该是由年轻教师来承担，没想到我们的班主任居然是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我当时真有些意外，但那时还不知道他是一位民进会员。

　　在河南大学期间，同学们选我担任班长，由于班务方面的联系，我与荣老师的接触也逐渐多起来。有一次，我因事去他家里，老师家中简陋的陈设同他的穿着一样让我感到吃惊。他家的客厅很小，一张三人座的陈旧木“沙发”、一张简易木桌和一把中式木椅就占去了大部分空间，桌上一台老式的收音机旁放着笔筒和砚台，木椅因多年的使用已被磨得溜光发亮，这一切与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尤其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历史学专家极不相称。那天师母告诉我，说老师因去参加河南大学民进小组的一个会议而不在家，我这才知道老师还是一位民进会员。

　　在近两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荣老师有过什么大学者的“派头”。他平易近人，对我们班的同学，尤其是对我们外地到河大求学的同学更是关怀备至。记得在1985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接到系办公室老师的通知，说北师大的一位教授要来开封为我们授课，凌晨两点将到达郑州。我作为班长自然要去郑州接站，由于走前有许多事情要与班主任商量，因此我必须立即到荣老师家去一趟。北方的冬天很冷，风特别大，夜晚天黑得早。记得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天这么晚了，该不会打扰老师吧？”我一路上都在犹豫不决，但当我忐忑不安地敲开房门时，老师热情地一把将我拉进屋里，“天这么冷，快进屋！”那个年代，一般的家里都没有空调，取暖大多靠火盆，老师将我拉到火盆边坐下，“有什么事烤烤火再说吧，”此时，我先前心中的不安已被暖意取代，老师又一次把一个普遍性的民进会员概念演绎成为了一位具体的慈祥长者。

　　1987年初，我从河南大学毕业返校，荣老师仍然不时地写信为我解惑，关心我的生活与工作，我们师生间的信件往来一直延续到1999年他去世为止，那时他早已是民进河南开封市委第一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可以说，荣老师对我的影响和我对老师的敬仰是我后来加入民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可能是荣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的原故吧，我回学校后便开始了解我身边老师们的党派背景。这时我才惊奇地发现，我们学校许多教师都是民主党派的成员，尤其在我读书时都十分敬佩的老师之中，不少也是民进会员。

　　在我们历史系里，江宗植老师是为数极少的几个教授之一，他学识渊博且非常谦和。他于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工作时就参加了民进组织，是南充民进组织建立之前唯一的一位会员，由于他的这一特点和为南充民进组织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南充民进人都曾尊敬地称呼他为“江种子”。我读本科时，江老师虽然没有直接为我们上课，但他指导了我教学实习前在学校的试讲，他那时已是67岁的老人，但指导我们试讲却一丝不苟，对我们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江老还是一位宽厚善良的老人，我曾经听师母讲，江老因研究的是世界近代史，而这一段历史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故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便以“宣传资产阶级”的罪名批判他，甚至还有曾经当过他学生的人动手打他，但事后他并不记恨，同样地友善相待。我爱人也曾告诉了我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她父亲虽然抗日战争时就参加了革命，但在“文革”中也因“家庭成分” 高而一度被下放到农村老家劳动，当时全家7口人就只靠她母亲很少的一点工资维持生计，家中生活非常困难，江老师尽管自己当时经济也并不宽裕，那个时候一个教授的工资也就一百元左右，但他每月却定时向岳父家提供15元的帮助，使我爱人全家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王璞老师也是民进会员，解放前在重庆时就开始发表文章，属我们系几位老教授之一。他是江苏江阴人，说话不容易听懂，因我与他同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所以在专业上常常向他请教。我记得每次和他交谈时，他都特意放慢语速，个别语句我听不懂时他还用笔写在纸上，其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向洪武老师是我后来加入民进组织的介绍人，当时是历史系世界古代史研究室的主任。他在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教书时就担任过历史系的负责人和院务委员等职务，我读书时，他讲授世界古代史。外国古代史不好讲，由于民族与文化的差异，学生听起来就有些头晕，再加之还是古代史，时间、空间的距离太大，要想让学生听懂并感到有兴趣则更难，但向老却能讲得有声有色，我们都喜欢听。可能也正是这一原因，同学们与向老都有一种亲近感，大家有时在周末还到老师家玩，分享老师的糖果。我后来才知道，向老在我大学毕业时就加入了民进，1983年担任了民进南充市委筹备组的副组长，当年11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出席民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加入民进后，他一直是我们南充民进的主要领导，还担任过民进四川省委第二、三届委员会的副主委，其优良作风一直被我们民进后来人称道。

　　徐才安老师在我们系教地方史，工作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生活上更是朴素无华。每到夏天，你都会看到他穿着一双草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农民。徐老师现早已退休，但仍在著书立说，帮助地方政府写史志，目前在南充电视台播出的“南充人说南充”节目中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他身影。

　　我校文学院著名教授周虚白先生和彭子银教授也是民进会员。

　　周老当时虽然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才华与人品我却是早有所闻。周老1907年生，193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担任过四川省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当时他在我们学校担任中文系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我在学校读书时，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联合负责的《汉语大字典》便已开始编撰，该书出版后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多项国家最高奖，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备书目和被联合国编入《基尼斯世界大全》，周老担任《汉语大字典》的编委。在还不认识周老之前，我想象中的他一定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大学者，然而我后来看到的他却是一位个头不高且身材清瘦的老人。1982年，他与向老一起成为南充第一批五名民进会员之一，1983年当选为民进南充市委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彭子银教授是我的逻辑学老师，他严密的思维与出众的口才让我们在听课时如醉如痴，我后来兼教逻辑学课可以说是直接受了他的影响。记得那是在我当系主任的时候，彭老师因中文系的教学任务太重，已无力再承担我系的逻辑学课程，我只好动员本系老师讲授。由于逻辑学的学科系统性强，内容较为枯燥，文科学生不大好懂，故而许多老师不大愿意接手，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自己担起来。在逻辑学的教学中，我采用了彭老师的教材组织方法与讲授方式，不懂的地方就请教他，很快便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现在的学生问我，“康老师，您是如何把逻辑变得如此妙趣横生，让我们在课堂上笑语不断的？”我说，“这是我的老师教的”。

　　这些老师那时都是我们学生崇拜的偶像，当我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民进会员时，着实让我吃惊，这更加深了我对民进组织的认识。也正是这一原因，当向老在1989年与我谈心时，我便非常高兴地表达了想加入民进的意愿。可以这样说，是我身边的民进会员老师们吸引了我并促使我选择了民进。现在这些老师们有的已经仙逝，有的则早已退休，但他们的人品与学识却一直成为我效仿的榜样。

　　1989年7月，几乎是在我加入民进的同时，我被推选为历史系的系副主任。历史系在我校中历史悠久，由于老教师的相继退休，行政、教学都急需中青年接上班。当时，我母亲正因患脑溢血而瘫痪在床，儿子刚10岁，爱人身体也不大好，长期患有慢性疾病，同时我自己的教学任务重，职称也不高，而系里的老教师多，高职称多，民主党派成员多，要在这样的老系中干好管理工作我真没有把握。但老师们的鼓励与支持，尤其是民进老师们的大力帮助，不但使我主管的工作能得以顺利开展，而且在我专业上还有所收获。1991年6月，我受邀到香港参加了第12届亚洲历史学家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论文。10月，我又被四川省民进推选到北京参加了民进中央召开的全国“民进会员先进事迹经验交流会”。 在这次会上，我听取了全国许多知名专家学者、教师、文化出版工作者的发言，他们的业绩既使我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名民进会员的光荣，同时也使我增强了信心，决心要向他们那样去努力工作，也为民进组织增光添彩。

　　1992年，我被推选为系主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当时在全院系处一级主要负责人中还是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派成员，我在此任上一干又是6年。说实在的，那时的系主任还真是个苦差事，就好像是“人民公社” 时代的生产队长，什么杂事都要管，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最费时间的还是如何想办法为系上多“创收”，因为那时高校老师的工资并不高，学校又不给系里拨付学生“人头经费”，系里只能通过招收函授生和办各种提高班来增加老师们的收入。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专业，我只好在教学和行政管理之余充分利用夜晚时间及节假日来备课和从事历史研究。

　　1997年，我进入民进南充市委的领导班子，为了不影响教研和民主党派工作，我于次年底辞去系主任职务。

　　2002年，我当选为民进南充市委主任委员，2004年被又选为南充市政协副主席，还兼任了四川省政协常委。此后，社会调查，撰写提案，收集民意，以及各种会议等各种社会性的事务更多起来。在近十年间，我曾被评为“四川省各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文明服务先进个人”， 2002年12月还出席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常常告诫自己，作为民进会员尤其是一个党派的市级负责人，在搞好党派工作的同时，首先还要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几十年来，我在教学上对学生认真负责，因公务活动而耽误了的教学课程一定要补上；同时还先后领衔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项目——《近代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研究》，主编或参编了《近代中国的对外赔款》、《近代中国》、《张澜文集》、《张澜传略》、《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中国近代史教程》、《中国现代史简编》等专著或教材共11部，作为市政协副主席还主编了《襄渝铁路大会战》、《我们那个年代》、《走进百年古镇》、《难忘的伤痕》、《见证三十年》、《解放初期的南充》（上、下册）、《苦涩的记忆》（上、下册）等文史资料，并在《民国档案》、《清史研究》、《历史教学》、《史学月刊》、《社会科学研究》、《亚洲研究》、《人民政协报》、《团结报》等刊物以及《河南大学学报》等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有多部专著得到国内专家们的充分肯定，并被一些知名刊物和网站推荐，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2005年，我也因此被评为学校的第一届“教学名师”。

　　作为一名大学历史教育工作者，我知道自己肩上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那就是要用历史来警示与教育学生，并积极参与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断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对于近代中国的苦难、当今中国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少有的历史机遇有着切身的体会，故而我利用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与社会关注的热点，通过讲座或发文等方式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近十多年，我为大专院校、各级党校、政协委员和其它许多单位作了“香港的历史与现状”、“澳门历史漫谈”、“台湾的历史与台海局势浅析”、“近代中国改革概论”、“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回顾”、“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新疆历史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等专题报告百余场，受到听众的欢迎。虽然这是些小事，而且也是一个民进会员和史学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但党和民进的各级组织却给予了我充分肯定。2002年，《中国统一战线》第6期以《一心研史学，满腔爱国情》为题作了专门报道。

　　几十年来，我也遇到过困惑与困难，但每当此时，民进组织和同志们特别是我身边的民进老师们都会鼓励我，并极力为我排忧解难，民进对我来讲犹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也是我在南充工作几十年而不愿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记得在我当系主任期间，省外一些高校的朋友也曾多次找过我，希望我能到他们学校去工作，给出的条件也很优厚，但我都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们问我，“南充如此闭塞，你留恋个啥？”我说，“我不愿离开四川民进，更舍不得我身边的民进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