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惨淡的天空凝聚着乌云，在这黑暗笼罩下，上海陷落。郑振铎先生留在“孤岛”以笔代刀，奋笔疾书，一篇篇犀利的文章，似投枪，似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表现了郑振铎先生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憎。他“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桂公塘》歌颂精忠报国的文天祥，《风涛》抨击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都是借古讽今之作，表现出郑振铎赤诚的爱国情怀。文章发表后，曾引起社会上强烈的反应。很少写诗的郑振铎“情绪”在芦沟桥事变后，达到了高潮。他挥笔写下：“苟安的和平是一条死路／忍辱的退让是一种罪恶／以铁来回答铁的呼啸／以血来回答血的渴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⑦他在抗战时期及后来写的一系列社会随笔，如《“野有饿殍”》、《从“轧 ”米到“踏”米》、《鹈鹕与鱼》、《汉奸是怎样造成的》、《我的邻居们》、《“封锁线”内外》、《坠楼人》以及《最后一课》，是一组抗战沦陷区的全景图。

　　沦陷后的上海，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少数人荒淫无耻，过着朱门酒肉的奢侈生活，而大多数中国人，则是朝不保夕，挣扎在饥饿线上，乞丐满街、饿殍日增。郑振铎目睹此状，愤然写下了《“野有饿殍》、《从“轧”米到“踏”米》等文，揭露和抨击侵略者的罪恶。《野有饿殍》一文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悲惨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生活画面。作者几乎是用一种可称之冷酷的语言来刻画这一切的。他的目的在于以雕塑家的笔法，在读者心灵中镌刻下这个历史的悲惨一幕，甚至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从中得到教益。《“野有饿殍”》中有这么一段：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的喊道：“饿杀哉！饿杀哉！”

　　这样冷峻得近于残酷的刻画，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内心的那种愤懑掺和着同情的复杂心理状态。《“野有饿殍”》所描绘的悲惨生活画面，因其现实性之鲜明而扣人心弦。作者身为著名的教授、学者，在那样的年代里也只以面包就白开水，或是以几个烘山芋凑合一顿，造成这种悲惨的局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否则，中国人民不会遭此凄惨命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意旨在于对沦陷区黑暗现实的诘责，通过诘责而使人猛醒，通过诘责而使人励精图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严酷现实。《从“轧”米到“踏”米》记叙了上海“八·一三”之后粮荒的残酷局面，像一幅老照片，把这一时期的“ 轧”米图拍摄、影印出来，比徐悲鸿的《流民图》似乎还动人，还凄惨。那一张张不同的憔悴的面容，正象征着经历了许多年代的痛苦与屈辱的中国人民的整个生活的面容。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点是作者把目光对准了生活中具体的“食”，最重要的“食”。民以食为天。从具体的对“ 食”的描写中寄托了他内心的沉重而悲哀的情绪。在轰轰烈烈的民族战争中，作家亲眼看到和体验到生活真实中的另一侧面：在神圣的战史中，仍然存在着“饥饿”的威胁。铁蹄蹂躏下苦难的人民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许多“轧”米的悲惨故事，许多“踏”米凄楚的消息，让作者揪心。郑振铎先生不能不用他的笔来描述和控诉了。造成粮荒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反动政府的无能。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摆在人们面前的，要么苟且偷生，甘当亡国奴，甚至出卖良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要么丢掉一切个人安危，与敌寇作殊死斗争。郑振铎平生最深恶痛绝那些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每当他听到有人当了汉奸，走马上任伪职，他总是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在《汉奸是怎样造成的》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官僚主义不从根铲尽，汉奸是永远不会绝迹人间的！”那些汉奸们，只要主子肯垂青到他们，置之左右，饵以高官厚禄，便会死心塌地，为其所用。至于国家民族的存亡，百姓的生死、饥馑，与他们根本痛痒无关。《鹈鹕和鱼》则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特工爪牙，文中举了 “一个坏蛋中最坏的东西”———大汉奸吴世宝为例。这个吴世宝不知残害过多少人，榨取了多少无辜无靠的百姓的钱财。他“享受着较桀纣还要舒适奢靡的生活，金银财宝堆积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其数。”他的主人（敌人）一直纵容着他，但等到民怨沸腾到无可压制的时候，便一举手地把他逮捕，送到监狱里去。他的财产一件件的被吐了出来。这样的结果，“敌人博得‘惩’恶的好名，平息了一部分无知的民众怨毒的怒火，同时却获得了吴世宝积恶所得的无数掳获物，不必自己去搜括。”帝国主义主子与吴世宝这类鹰犬们的关系，恰如渔人与鹈鹕的关系。由此，帝国主义主子的狰狞面目、狼子野心、恶毒的诡计被揭露出来。从对这鹈鹕们的丑恶与无耻的揭露中，从《我的邻居们》中对无心和大汉奸周佛海做了邻居后的痛苦、麻烦和无奈的倾诉中，我们同样可以分明感受到作者强烈的民族感情的爱国情思，及对没有头脑、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汉奸的痛恨和蔑视。

　　弱国子民无安全保障，更没有自由，没有人的尊严，生命的主权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封锁线”内外》中被斩首的旅人，被刺刀戳杀的童子。《坠楼人》中贝女郎的坠楼惨死，无不尽情倾诉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下，人民的不幸和苦难，感叹“生”和“死”如此相近，颇有朝不保夕的感受。作者在叙述坠楼的贝女郎时心情颇不平静，为这位有烈性的妇人的壮烈牺牲所感动。对一个国家在抗战中受屠杀、伤害和壮烈牺牲的敬意自始至终一直流淌于笔端。如果有“胜利勋章”的话，那应该首先献给他们。

　　生活条件的恶劣，并不能征服郑振铎。他坚守讲坛，在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同法国作家都德笔下的《最后一课》颇有历史惊人相似的一幕。阿尔封斯·都德目睹了法军战败的惨状，受到了人民爱国精神的感染，激起了强烈的爱憎情感。他以此次战争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最后一课》就是载誉世界的一曲高昂悲壮哀惋动人的爱国乐章。郑振铎取材于亲身经历的事件，这一极短暂但极不平凡的经历，深深印刻在他脑海里，增强了抗日到底的决心。在他的《最后一课》中对这段往事也有感人的描述。历史将记住这天————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早上，郑振铎得知日本侵略军占领租界的消息后，便急忙赶到康脑脱路的“暨大”。校长简短而悲壮地宣布：“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透过这庄重、严肃的气氛，读者可以感受到一种壮怀激烈的情绪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决心。入侵者即将出现在面前，但师生们仍然坚持继续上课。因为是最后一课，郑振铎自己都觉得，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学生也比平时更用心地听，笔不停挥。在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的时刻，人人胸中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日本学者斋藤秋男赞叹这篇作品“表现了‘殉道者的最报的晚餐’般的肃然悲壮”。

　　此外，在郑振铎先生的许多随笔、游记、怀人之作，日记、书信和序跋中，同样鲜明地表现着这种赤诚的爱国情怀，洋溢着爱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