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1917年4月，尚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有感于学校轻视体育的弊端，在《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发表了论文《体育之研究》，发出了要重视体育以强国强民的呐喊。

然而，这样的呐喊声，旋即被革命的浪潮淹没了。之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硝烟不停，战火不断，开门办学尚且艰难无比，更别提对学生“知识、道德、体育”三者的培养，孰重孰轻了。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教育在历史的长河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的历史时期，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学生，为祖国发展培养怎样的学生，成了学校、教育部门乃至整个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中国的教育人进行了漫长而执著的探索与实践。作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先生为学生身心各方面的健康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在话剧《龙须沟》里，每逢雨季，住在臭水沟旁的百姓常为疟疾所困扰，小妞子掉进臭水沟淹死，丁四的大嫂被倒塌的房屋砸死。而在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枯木逢春》里，长江以南，上千万人身患血吸虫病，方老爹因为得了血吸虫病去世，苦妹子也是晚期血吸虫病人……

这一北一南两处的景象，并不只是舞台上夸张的表演，而是新中国刚成立时，国民党留下“烂摊子”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首任部长。幼女马珮当时只有十岁，与家人一起，跟随父亲来到了北京。对当时生活的节俭，她记忆犹新：“我们一帮同学经常把报纸的边角空白处裁下来，订成小本子用。我父亲也是如此，打印过的纸，边角都裁下来接着用，我还帮他翻信封，反过来粘好还可以寄一次。”

生活尚且如此艰苦，更别提营养状况了。马珮的同学大部分来自工人家庭。“吃饭大部分是窝头就咸菜。住我家对门的同学，父亲蹬三轮车，家里孩子又多，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马珮说。

此时，家住南京的班华正上中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顿顿咸菜煮稀饭、豆渣煮稀饭尚且不提，学业负担也很重”。如今已是南京师范大学退休老教授的班华说：“小学的学制从6年压成了5年，压力当然大了，而中学的功课同样很多。”

1950年第6期的《新体育》发表了题为《加强目前学校的体育》的短评，文中提到：“新中国建立之初，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差，许多学生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学业或不能就业。”

这时，马叙伦收到了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生中肺结核、营养不良等疾病很多。许多学校的功课过重，食堂管理不尽得法，对卫生工作注意不够，加上社会活动过多，致使学生健康状况不良。心系学生的马叙伦，开始为提高全国学生的健康状况奔走。

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在会议休息期间，马叙伦把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一直以来关心体育的毛主席旋即挥手表示：“健康第一。”

对此事放心不下的毛主席，6月19日专门就学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伦。信中写道：“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写信给马叙伦。信中说：“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付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收到这两封信后，马叙伦立刻邀请各部领导会商，一方面邀请卫生部给学生作一次大范围的全面检查，一方面请求财政部在国家财政许可的情况下，尽力提高教育经费和学生的人民助学金……同时，马叙伦迅速组织教育部各部门着手开展调查研究，就增加学生补助、精简课程、课外活动等提出了具体办法，拟订了具体解决措施。

根据教育部的调研结果和所提出的措施，1951年7月召开的政务院第93次政务会议，专门讨论并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其中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的时间；二是减轻学生课业学习与社团活动的负担；三是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四是注意体育娱乐活动；五是改善学生伙食管理办法；六是学校经费的支配，应适当地照顾保健工作的需要。

《决定》特别对学生的日常学习及生活时间作了规定：“学生每日上课、自习时间：高等学校及高中不得超过九小时，初中不得超过八小时，高小不得超过六小时。学生每日睡眠时间：高等学校八小时，中等学校九小时，小学十小时。夏季增加午睡。学生每日体育、娱乐活动或生产劳动时间，除体育课及晨操或课间活动外，以一小时至一小时半为原则。”

之后，各地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当地城乡的不同情况，纷纷制定出了改善学生健康状况的计划及实施办法，督促各级学校严格执行，并将学校保健工作作为对学校考绩的主要项目之一。

1951年暑假，青年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体育分会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北京市暑假体育锻炼标准》，由7000多名大学、中学的学生组成500多个锻炼小组试行。经过一个多月有组织的锻炼，有1400多人分别达到各级锻炼标准，获得纪念奖章。

在教育部和全国各级学校的一致努力下，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明显改善。“我记得，后来我们课间还能喝一杯豆浆”，马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