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5年加入民进的。此前，我对民主党派的认识几近于盲，也不想去弄个明白。有个民主党派曾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当即委婉地予以拒绝。试想，在极“左”思潮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本已艰难，谁还有兴趣去沾那“民主”的边而自添麻烦呢？然而，我却终于加入了民进。我之所以加入民进，说来简单而幼稚，我是仰慕会中央主要领导的名气和人品而入会的。记得当时发展我入会的同志告诉我，民进前两任的主席分别是马老、周建老，在任主席是叶圣陶老人。他介绍了民进的性质，马老、周建老等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的贡献。至于名作家、教育家叶圣老，我这个中学语文老师自然是比较熟悉又倍感亲切。民进的领导尽是这样一些在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人，我钦佩他们的人格魅力，我相信跟着他们走是不会错的，何况八十年代了，极“左”思潮只剩下一点余威而已，于是我成了民进会员。

入会后，我开始学习有关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学习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光辉历史，对民进才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1987年6月，我参加了民进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次会议，让我对民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产生了热爱之情。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会中央新一届的领导人。当时叶老已年届93高龄。我聆听了他向大会请求退出领导岗位的发言。他说：“我的年纪已经很大，耳朵听不清了，眼睛看不明了，通向外部世界的两扇窗户都已关闭。闭目塞听，不了解下情，留在领导岗位很不适宜（基本是原话，个别词语可能有出入）”。实实在在的语言，毫无半点矫情，令人感服。叶老还用《礼记.大学》中“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的话，告诫全体会员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积极无私地为国献力。由于引用的是文言文，有的人没有完全听懂，赵朴老当即书写原文并作简要的解释。当天休会时，每个代表就拿到了一份赵老书写的复印件，单凭那飘逸潇洒的字迹就令人爱不释手，我至今仍珍藏着。叶老的高风亮节，赵老的多才多艺，印证了我入会时对民进领导人的看法。

会议中，代表们相互关心，亲如一家，给人以无限的温暖。大家交流经验，对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我感觉到他们都是爱国有志之士，民进确是个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党。我决心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指引下，争当一名优秀会员，做共产党的诤友。1987年，我担任民进株洲市委负责人后，就是按照这一理念与会市委的同志共同投入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去的。

我们多次向执政党提出积极的建议，其中有两次最难忘。一次是怎样对待农民外出打工的事。1992年，农村青年（尤其是妇女）开始大批南下打工，社会上议论纷纷，贬斥多于赞扬，为了弄清真相，供执政党制定相关政策作参考，我会机关干部深入到农村基层进行调查，走访了干部、群众，特别访问了打工仔和打工妹，结果发现除劳务输出缺乏统筹安排和适度控制，以及出现个别妇女卖淫现象外，农民外出打工倒是给农村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如增加了经济收入，增强了科技意识，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沟通了城乡关系等等，这实在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因此，我们提出了既要保护农民外出打工的积极性，又要发展多种经营就地消化富余劳动力等建议，对当时有关此事的错误舆论作了正确引导，对农民南下打工这桩新鲜事物起了良好的保护作用。通过这件事使我懂得，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是大有作为的，但其前提是必需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另一次是我代表会省委在湖南政协作《关于农民负担“反弹”问题和我们的建议》的发言，在这之前，民进会省委组织我和另几个委员以及衡阳会市委的同志，深入到衡阳县清平乡对农民的负担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那里乱摊派、乱收费的情况相当严重，有的甚至违法乱纪，弄得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有的农民在反映因交不起这些款项而遭到个别干部打骂抄家时，乃至声泪俱下，我也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不止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尤其严重的是，清亭村的情况在当地的农村或轻或重的都存在着，如不及时解决，后果难以预料。调查后，我们如实地向会省委作了汇报。会省委决定将这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湖南省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来。负责起草报告的是肖祁山处长，字斟句酌，三易其稿，大家又推选我作为发言人，我也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可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在省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我们的发言稿打印好了，稿子发到了委员们的手上，安排好了具体的发言时间，偏在这时，传来了一股风声，说我们反映的情况根本不符事实。特别是政协某“重量级人物”也表示不满。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我们以很大的压力。有人果真对我们的调查材料将信将疑，民进中个别政协委员则担心将给我们组织带来不利影响。好心人出于对我们的爱护，建议我取消这次发言。一时间，真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了，作这个发言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其实，清亭村农民负担超负荷的情况，放出这些空气的人心知肚明，现在却有意地制造谎言，正好说明相关的责任人，已经感到了这个发言将要产生的巨大威力，所以想在大火点燃之前扑灭它。可见其来意不善。是坚持这次发言还是畏缩退却，正是考验我们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能力的时候了。这时的我，已经是具有十年以上会龄的民进成员了，磨炼出了一定的参政议政的胆识和勇气，基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我坚持认为只有将清亭村的情况反映给执政党高层，才不负民进会员这个称号。于是，我做好了迎接风暴的准备。

民进省委是成熟的，他们没有屈服于来势汹汹的压力，而是作出了坚持发言的决定。会省委潘贵玉主委嘱咐我，要“讲得慢一些，声音高一些，理直气壮一些”。我没有辜负会省委的希望，发言时充分发挥我这个语文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特长，轻重缓急、抑扬顿挫按内容而定，讲得清清楚楚，会场七百多委员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坐在主席台我左旁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不是地在发言稿上写些什么，我偷看了一下对我们发言稿表示异议的那位“重量级人物”严肃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发言完毕时，台下爆发出了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我走下讲台，不少人和我握手，表示祝贺、支持。次日《湖南日报》刊登了我发言的消息，还有王茂林书记“这个意见很好”的批示。接着，中共湖南省委派出了专门的调查组赴清亭村“微服私访”，结果证明我们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最后，清平乡的相关负责人受到了严肃的处理，清亭乡的农民负担得到了减轻，并推动了全省农民的减负工作。当时中央及地方35家新闻媒体对此作了报导，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通过这次的事件，我觉得要搞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至少有三点经验值得总结。一要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能够准确及时地发现政治生活中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二要有敢于为民请命的大勇气概，即不计个人得失，敢于付出牺牲的精神。三要把握参政议政的规律，讲究建言献策的谋略。我把它写成文章，以“参政、议政的胆识”为题等登载在民进会省委的刊物《楚帆》上。当然，整个事件都是由民进会省委组织、领导进行的，连会中央雷洁琼主席都予以关注，我只是参与者之一而已。事后，我却接到了多封赞扬我的群众来信，说明谁为人民群众做了一点小事，人民就会给予充分肯定。

1997年，我自原从教的学校退休，同时，也从株洲民进市委的领导岗位退下来。我给自己撰写了一幅对联挂在客厅，联曰：一辈子教书，衣带常缓意不悔；十年来参政，囊囊每空德有馨。简要概括了自己生平所做的两件事情。下联中“德有馨”三字，说的就是我在民进投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时，不避风险、坚持爱国爱民的立场因而取得成果受到赞扬这件事。有人问，这是不是有点自我欣赏？是的，有那么一点，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亮点，在民进十来年中的那些活动，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亮点之一。民进为我提供了除教学外的另一个为国献力的场所，民进给了我千金难买的暖人心房的关怀，“民进生涯”是我个人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爱民进，以自己是民进的一个成员而自豪，我虽然退休了，但我仍然时刻关注着民进。

        注：作者系民进株洲市委名誉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