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在设在湘西的一个偏僻小镇茶洞的国立师范读书时，喜欢看课外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些抗战前出版的《生活》周刊。刊物的内容，特别是《信箱》栏里的文章，把我吸引住了。听国文老师说，编《生活》周刊的韬奋是个名记者，写了好几本书，内容很好，都是生活书店出版的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韬奋先生的书找来读一读。我把省下的零用钱寄给重庆生活书店，说是要买韬奋先生的书。不久我就收到书店寄来的书，还有一封鼓励我好好读书求学的信。我非常高兴。不久，学校放了暑假，我决定家也不回了也因为怕回家时在路上遇到土匪，就留在学校读书。在假期中，我贪婪地读着《萍踪忆语》、《萍踪寄语》等韬奋著作，就像跟着先生一道飘洋过海，游历各国，增加了好多知识；读了《经历》、《患难余生记》，先生那种刻苦学习、努力服务以及遭受种种迫害绝不屈服的精神，更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还读了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杂志，特别是在那上边《我的中学时代》、《出了中学校以后》、《革命者的青年时代》等特辑里的文章；读了上海经纬书局编辑、出版的一厚本《现代青年的切身问题》。慢慢地，幼小的心灵里似乎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些设想，要像韬奋先生那样，做一个为国家社会进步努力服务的人。从这以后，我把过去爱看的曾文正公《家书》、《家训》、《日记》，以及学校规定“必读”的《中国之命运》等书，都抛到脑后去了。就这样，我一连四个寒暑假都没回家，除了补习功课、完成假期作业外，时间都用在阅读进步书刊上了。
    毕业回到家乡湖南慈利县官地坪，在乡中心小学任教的两年中，除了《中学生》杂志，生活书店的《读书与出版》杂志对我帮助也很大。
由孙起孟先生提议，《读书与出版》开展了一个“学习合作”活动。“学习合作”活动的目的，在于以“合作的方式”推动自学，“鼓励无法接受传统教育的人”，“找出一条学习的路子”。
    根据“学习合作”的要求，我和一些“学合”朋友，特别是上海的朱培明、茅行健和西安的何金铭等，利用通信方式讨论自学中的问题，交流情况和看法。朱培明读过新闻专科，茅行健在《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俩经常对我的自学和任教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对时局作出正确的分析，并寄给我一些进步的书刊和剪报材料。何金铭正在读中学，我俩在同一期杂志的同一页上登出“自我介绍”，从此交上了文字朋友。
    孙起孟先生对我们学习的帮助实在大。不仅他所倡议的“学习合作”活动，他写的《学与用》、《学习不等于作知识分子》等文章，以及收集在《学习·工作·修养》一书中的其他文章，给我们这些深受传统教育影响的青年，指出了一条新的学习路子；他在每期《读书与出版》上《国文班》栏的讲课文章，更是使我受益匪浅，至今难忘。
    就拿《国文班》第一回《先谈一篇习作》来说吧。这是孙先生对登在《读书与出版》《习作》栏的何金铭一篇习作《我需要一位忠实的导师》所谈的意见。孙先生对这篇习作，从题目到每一段文字，都作了精心修改，并一一讲明这样修改的“理由”，指出原来字句存在的“毛病”。何金铭告诉我，那篇东西本来是他写给“学习合作”的自我介绍稿，却不料被当作习作发表，特别是被孙先生用来作为《国文班》第一回讲课的分析材料。的确，对一篇习作，进行这样具体的推敲、修改、讲解，在当时，除了叶圣陶先生等编的《中学生》杂志以外，是难得见到的。“听”孙先生在《国文班》的讲课，不仅提高了阅读和写作水平，也使我学到了一些教学生国语课的办法。
    “要当个好教师”。“做一个小学教员确是不容易的，要教得好，才算真正负起了教育孩子的使命”。这是叶圣陶、孙起孟先生和“学合”朋友勉励我的话。怎样才能“教得好”怎样当个“好教师”他们都告诉我：关键在于改变传统教育那一套。
    改变传统教育，我从密切师生关系做起。我的办公桌紧挨着学生的课桌，白天在教室是上课、回答问题、修改作业，晚上和学生们在一起自习，师生人格平等，废除罚站、打手心等体罚。在教学内容方面，我用开明书店的新编小学国语课本代替正中书局的“国定本”，用接近学生生活，明白好懂的记叙、说明和议论文章，代替那些远离学生生活、令人生厌的“开发西北”的八股调。教学方法，注重启发诱导和个人动脑思考；按照“学习合作”的方式划分小组，充分发挥同学间互助合作的作用。
    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要求他们天天写日记，周周写作文，作文由学合小组修改后，选出比较好的，由我投寄给上海、杭州等地的少年儿童报刊。全班几十个学生，没有登过稿子的不多。大家看到自己的作文变成了铅字，又有赠阅的报纸杂志和图书可读，一个个都高兴地笑了。
    我和“学合”朋友通信，和书店、编辑部有联系，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他们检查、扣压我的邮件，学校事务主任当面说我有“异党分子嫌疑”。生活书店、《读书与出版》编辑部等知道我和学生们的情况和处境以后，给我们极大的关怀。生活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先生，写信勉励我克服困难，当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勉励学生珍视学习的机会，努力求学，准备将来为社会服务，并给学生们寄赠了生活书店出版的《少年文库》。孙起孟先生除来信慰问外，还介绍香港生活书店负责人蓝真先生和我通信，帮我解决自学和教学中所碰到的问题。《读书与出版》的编辑先生，更是多次辅导我自学，教给我分析时事的方法。加因和周而复先生从香港给我们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并分别寄赠了他们主编的《学生文艺连丛》和《北方文丛》。加因先生在信中告诉我们：“大半个中国已经翻身了，苦日子不会很久了”，“不久的将来，一切的幸福之门是为孩子们开的”。周而复先生说：“这样黑暗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新的中国诞生，将次第满足你们的要求和求知的欲望。”
    写此小文，是想说明在那黑暗的年代里，生活、开明等书店所出的进步书刊对我的帮助。但我更加难以忘怀的是当时的进步编辑工作者那种热情关爱普通读者的服务精神。老一辈编辑的这种优良传统，值得好好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