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陶先生谢世,倏忽已经十四个年头了。每当捧读《叶圣陶集》,品味圣陶先生的谆谆教诲,在那宁静淡泊、平实精辟的文字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先生的辽阔胸襟、宏观博识,这25卷书是先生几十年辛勤耕耘的成果,是留给世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面对当今充满诱惑、浮躁的社会现象,静下心来研读《叶圣陶集》,可以荡涤自己的心灵。
据叶至善先生回忆:父亲一生谦逊,他一直是反对出全集的。子女亲友曾几次提起要出全集,都被圣陶先生否定了。1986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把出《叶圣陶全集》列为重大选题派专人来京做工作,先说服了子女叶至善等,再一起去向叶圣陶先生提出,圣陶先生仍是不同意,“等我死了再说吧”但是大家轮番说服他,述说了现在出版有许多方便,有的问题可向他当面请教,请他指点,最后他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定名为《叶圣陶集》,由圣陶先生的三位子女来编,主要是由叶至善来承担。《叶圣陶集》在圣陶先生生前出版了1—4卷。到1994年圣陶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才将750万余字的25卷出齐,这是圣陶先生和他的子女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对中国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谓功德无量。按照圣陶先生的遗愿,叶家子女又将《叶圣陶集》的全部稿酬,悉数捐献给中国版协筹建《出版者之家》,以期促进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从出全集这件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圣陶先生那种“事事不过度、处处有节制”的为人品格。
记得在1982年,教育界、语文学界的同行,酝酿要举办“纪念叶圣陶从事教育工作七十周年”的活动,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祝会。圣陶先生闻讯后马上劝阻大家不要搞,并严肃地说,你们即使是开的话,我也是不去的。大家只得作罢。圣陶先生谦虚地说“大家都好心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不是什么家,我只是普通的语文工作者”。
圣陶先生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就是新文学运动的“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和诗篇,主编过《小说月报》,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7年在上海代郑振铎先生主编《小说月报》时,他善于从来稿中发现文学新人,培养和扶持年轻的作家;连老友沈雁冰先生的《幻灭》,也是在他的鼓动催促下写成的,并建议沈先生将笔名“矛盾”改为“茅盾”。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是经圣陶先生的指点修改后,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也是先在《小说月报》刊出,圣陶先生并为《灭亡》写了“内容预告”。事隔五六十年以后,巴金写到:“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感谢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圣陶先生在开明书店时,通过编辑《中学生》杂志,也培养了一批文坛新秀,后来不少人成为有名的专家和作家。对于这些在新文学史上为人称道的史实,圣陶先生自己却很少提到。他的这种真诚、谦逊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圣陶先生在1984年至1986年担任民进中央主席,每次讲话常以亲身实际的体会,来启发引导会员。党中央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要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圣陶先生及时提醒会员,当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分子的时候,“咱们知识分子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咱们将何以自处”他要求民进会员正确对待自己,不断充实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1985年纪念民进成立四十周年时,他勉励广大民进会员要发扬老老实实的作风,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圣陶先生常对大家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搞文学的,要有求实精神。要敢言天下真。这也是做人的根本。”当年媒体盛传“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他即著文指出这是违反科学的。他在《人民日报》刊出《我呼吁》的文章,呼吁减轻学生负担,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1983年四川省长寿县发生一起侮辱殴打女教师的事件,他和周建人先生联名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并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要求严肃处理这一事件。这就是圣陶先生“要敢言天下真”的实际例子。
圣陶先生一向以工作、事业为重,正确对待个人的名誉、地位。1987年6月召开民进全国代表会议,圣陶先生由于身体条件的原因,恳切要求辞去主席职务,当时已93岁高龄的他,在家人的搀扶下突然来到代表会议的会场,作了意义深长的讲话。他感谢同志们对他的谅解,同意他辞去主席职务,他说“我忽然记起两句话,‘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我愿意到死之前实践这两句话,也希望我们民进的同志们能够广为宣传这两句话”。这是圣陶先生在公众场合最后一次的讲话。会议的第二天,赵朴初先生写来一张条子,说这是《礼记·大学》中的两句话,其意思是自己做到的,才能够要求别人做到,自己没有这样的缺点,才能批评别人类似的缺点。这两句话是圣陶先生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也是对广大民进会员的殷切期望。
掩卷抚思,圣陶先生谦逊的一生,是一长篇耐读的散文,滋润心灵,净化情操,教我懂得做人的道理。读着读着在我的心中涌现出一个高大的形象,亲切、真诚、宽厚、谦逊,圣陶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