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将军仙去了,但他所创下的丰功伟绩,将彪炳青史,万古流芳。学术界对张将军的研究可以众说纷纭,但他作为20世纪的世界名人和伟大的爱国者,足可盖棺论定:“谁人不知张少帅,千古功臣一代骄;爱国爱民情切切,力挽狂澜运略韬;东北易帜金瓯整,平息中原战火消;西安事变警天地,赢得抗日烽火烧;身陷囹圄志不渝,和平统一保台岛。”
(一)在为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繁荣、昌盛、抵御外侮的道路上探索前进
张学良虽然出身于军阀家庭,但是少年时代却是在农村度过的。在其父张作霖发迹前,家境贫寒,缺吃少穿。他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广大人民的疾苦。11岁到奉天(今沈阳)后,对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人民的欺压与蹂躏,十分不满。他曾为国家的不幸而苦恼、彷徨,甚至认为,国家弄到如此地步,作为一个中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后来受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影响,深感悲观之非当,乃立志凭自己的能力,本个人之良心,努力救中国。他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定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游行示威运动与救灾义卖活动,以青年爱国者的姿态,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1921年,他在日本顾问本庄繁的陪同下,随张作相赴日参观秋操,发现中国留学生学费甚微,生活困难,特请张作霖拨款10万元,以励学生而重学业。尽管日本对他给予高规格的热情接待,可他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好。认为参观时日本向他炫耀武力,以势压人,引起他的反感。当日本人问他有何观感时,他说:“你们日本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做不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拭目以待。”在归国途中,本庄繁问他:“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是留英的亲英,留美的亲美,为什么留日的反而反日?”张说:“就是日本人不把中国当国家看,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民族气节何等鲜明!
1923年北京爆发学生与市民“打倒军阀”,“收回旅大”运动。张在道义和物资上都给予支持。除拿出自己工薪100元捐赠给受伤学生外,还写了慰问信。内称:“军警不尽保卫人民除暴安良抵御国家外患的责任,却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施加威力,这真是很痛心事。”“青年学生们手无寸铁地奋斗,是我最敬佩最同情的,没有这种奋斗的精神,不能保持中华民国在世界上应占的地位,不能使国民得永久的安宁。”“我曾经因此告诫我的部属,希望他们以后不致效尤。”此信把他拥护学生爱国爱民反对军阀扰民害民的思想表述得极为明确透彻。
张学良在军阀混战中产生了反对内战的思想。事实早已证明,他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是不得已而为之。1927年1月3日,汉口民众集会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游行队伍在江汉关前遭英国水兵刺杀。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码头向罢工工人寻衅,杀伤多人,时称“汉浔惨案”。与北伐军干戈相向的张学良,于1月12日,在北京与英国某要人谈“汉浔惨案”时却说:“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能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是年春,他在写给留学日本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称:“此前虽奉父命出师河南作战,但念同是同种,自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正在郑州督战的张学良与奉军将领韩麟春自河南前线联名发出对时局通电,表示“期在地方共得安局,人民悉循正轨,并望追随海内贤豪,通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共挽颓流”。24日,当北伐军打败直鲁联军占领南京时,帝国主义竞疯狂炮轰南京,造成军民重大伤亡。张学良得讯后,立即发表谈话,再次呼吁各方息争御侮,“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
(二)为与日本抗衡,执政东北,展开全面建设,成就非凡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排除来之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毅然宣布易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治合作,一举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妄图吞并我国东北的阴谋,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结束了最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
为与日本进行抗衡,张学良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抓教育、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为东北的现代建设做出了显著成就。为钳制南满铁路,继修建“沈海、吉海、大(大虎山)通(通辽)铁路之后,又修筑了洮索、齐昂等铁路,建沈阳东站、北站”。为减少对日本统治下的大连港出口货物的依赖性,特修筑葫芦岛港口,作为东北的吞吐港。仅此一项,就使南满铁路的运营效益大大减少。他还先后新建、扩建了一些现代化工厂,如沈阳纺织厂、肇新窑业公司、兴奉铁工厂和东北大学工厂等。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他扩建东三省兵工厂、新建迫击炮厂并支持该厂生产汽车,还积极准备建设东北飞机制造厂和沈阳汽车装配厂,为对抗日本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进行物质准备。
在张学良看来,“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在教育落后”,要独立富强,“其唯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
1922年他就捐给阎宝航创办的奉天(今沈阳)贫儿学校5万银元,用于修建校舍;为了改进教育事业,他捐赠私产500万元,设立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教育基金会,创办同泽中、小学;还应邀担任了辽宁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慷慨捐助大洋5000元,作为发展活动基金;发展东北大学并兼任校长,把父亲1000万元大洋遗产中的一部分用于扩建东北大学,并不惜重金聘请国内著名教授如梁思成、梁漱溟、章士钊、张伯苓等到东大任教;教授月薪是400元,少数高达800元或800两白银,并把东北大学的优秀生成批派出留学。同泽中学教师的月薪是80到120元,主任、校长是180至200元,是一般公务人员收入的三四倍。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以辽宁教育例,1929年各地公私学校共计10404所,比上年增加了400所,在校学生64万,增加两万多人。同年在吉林兴办吉林大学。
在东北全面建设中,张学良创造了全国十个第一:东北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在全国军队中首屈一指;肇新窑业公司为中国第一家机器陶瓷制造工业;辽宁迫击炮厂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东北农业公司和东北兴安屯垦区,开中国军民使用农业机械(拖拉机等)之先河;东北自建自营铁路里程居全国之冠;张学良亲自驾飞机从沈阳到营门送邮件,开中国民航事业之始;东北无线电总台首开中国与英美各国国际通讯网络;张学良兴办东北现代教育的私人捐款居全国首位;张学良支持刘长春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为中国体育代表队首次参加奥运会;奉天体育场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场。
1930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为了国家统一,张学良发出息争通电,率军入关,迅速结束了延续半年之久的新军阀局面,使全国人民免遭长期战争之苦,这是张学良息争御侮思想的又一种具体表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因张学良判断失误,二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为照顾大局,他按蒋介石的意图辞职下野,以非凡的毅力于上海戒毒后,在一片谴责谩骂声中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
1934年1月,蒋介石为调东北军“剿共”,让张学良回国任职。张本不愿担此“重任”,但因各种原因,最后还是干了本不愿意干的工作,参与蒋介石的“剿共”战争,直至到西北与红军作战。他误认为尽快助蒋武力统一后,就可一致对外,收复东北。然而,战场上的失利,日本人的进逼,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浪潮的推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影响,使张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与杨虎城将军,力挽狂澜,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二次国共合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他无愧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之美誉。
(三)身陷囹圄不忘爱国,盼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张在离开西安之前,曾对他的部属讲:“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战。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还说:“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与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说话,好见人,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就是这个意思。”张还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更明确表示:“当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听了我述说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可见张学良对送蒋返宁后将受到审判和处罚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也表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是不顾一切的。对此,毛泽东已给予高度评价:“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闹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这既肯定了张学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义无返顾送蒋回南京的意义,也肯定了蒋介石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应有的作用。尽管宋子文、宋美龄对张学良到南京的安全作了担保,但是蒋介石仍然把张交军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