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半生经历中，我最崇敬的是我大学时的校长马寅初先生。
    因为他不仅有学识，有思想；而且有正气，有铁骨！
                                一
    早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钦佩马寅初先生。我从书刊上得知，他与陆游、秋瑾、蔡元培、鲁迅同乡（皆生于浙江绍兴），是191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19年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不顾生命危险，讲演着文揭露四大家族发国难财，蒋介石对他又恨又怕，秘密把他关进贵州息烽、江西上饶集中营长达两年之久，尔后又将他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铁窗生活与软禁岁月不但没有磨掉马寅初的锐气，1944年冬刚刚恢复自由，他又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仍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而置特务的暗杀于不顾，讲演前将写好的遗嘱交给了家属，勇步李公朴、闻一多的后尘……
    1955年9月在北大迎新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马寅初先生，地点是在北大大饭厅。当时他已年逾古稀，但身体健壮，精神矍铄，情绪饱满，他说：“兄弟我本不想当北大校长，想作作研究，只是因为周公（指周总理）一再挽留，盛意难违，这才答应下来。既然是你们的校长，那就讲讲对你们的希望。毛主席不是特别强调青年学生第一条要身体好吗？这我十分赞同，没有身体好这一条，也就没有一切。我今年74岁了，身体还不错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坚持爬山，洗冷水浴，连冬天也一样，我常常爬香山鬼见愁，不用人扶。还有，我们北大素有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有浓厚的学术研究风气，这一点你们进校门不久就会感觉到的，希望你们继承它，发扬它，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散会后，许多同学不愿意离开，我也一样，直等到马老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看得真真切切，他，马校长，个头不太高，但敦敦实实，脸庞圆圆的，红光焕发；脑袋像是比一般人大了不少，顶上几乎全谢了；步履稳健，神态沉着，目光深邃，面带微笑，显得十分平易近人，马老的这帧标准像就这样地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了。
                              二
    1957年4月底的一天，马老在大饭厅发表演讲，人们站得满满的，我也挤进去听。这是一次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马老的意思是：我国人口增长率过高，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速度产生矛盾，我们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他建议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人口政策；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要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更是棘手，愈难解决……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后来马老在7月份把这次演讲的内容整理成《新人口论》，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还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了“新人口论”的提案。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8年5月4日，北大校庆六十周年纪念会上，陈伯达竟搞突然袭击，公开点名批判马老，要他作检讨，康生也在北京沙滩红楼中央宣传部的一间办公室对应召而来的北大党委书记声色俱厉地说：“一定要从政治上把马寅初批臭”，并下命令说：“马寅初已不能再做北大校长，把他彻底批臭之后，将他调离北大！”一时间，全国各报刊纷纷批判马校长的“新人口论”，诬之为“马尔萨斯人口论”。北大校园里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出现，大饭厅、小饭厅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连我们活动、吃饭都要在大字报之间来往穿行。面对横逆，马校长毫不畏惧，誓不妥协，他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有一天，我背着书包上图书馆，路过小饭厅，看到一大群同学正围着马校长在谈论什么，我也凑上去听个究竟。只见马校长用手指着大字报，高声地说：“你们懂得马尔萨斯人口论讲了什么吗？连这都没搞清楚，却来批判我的新人口论，说我是中国的马尔萨斯，不是瞎胡闹吗？”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你们要多多学习，像列宁说的那样‘学习，学习，再学习’；要多多思考，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思考一切’；要学会尊重事实，讲究实事求是……”他显得很激动，满脸通红……回到红楼宿舍，我站在窗前，凝望着不远处燕南园花木掩映中的马老的住宅，久久地陷入深思……后来“学术批判”转变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马老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誓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我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同时还告诫广大师生：“在研究工作中，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就承担责任。错了勇于改正，是真理要坚持，即于个人有所不利亦该担当一切后果！”马老还被勒令到台上接受批判，当时还不像后来的“文革”，还比较文明，让挨批者先检讨，然后再批。只见马老“反客为主”，根本不像是在检讨，倒像是在发表学术讲演，于是台上台下大哗，喊他老实检讨，马老笑着大声说：“我一辈子洗冷水澡，你们泼的冷水我不嫌冷，再冷也不怕……“最后大家把他赶下台，马老昂首扬长而去。自此以后，只见北大校园批马老的大字报更多，火药味也更浓了，连他燕南园住宅的窗上门上也糊满了那墨迹狰狰的红八叉，而他的身影和声音却再看不见、听不到了……
                                三
    此后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呵，我得不到我敬爱的马校长的任何消息。我惦念着他的身体，耄耋之年的他还健在人世吗？我在梦中还时而看到他达观的笑容，那和善、仁慈而又倔强、坚韧的影像每每给我以激励和温暖。天旋地转回春气，1979年9月15日于我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在这天的报纸上，我看到了新华社播发的《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做出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决定”在充分肯定了马寅初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出色表现和贡献之后指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强加于马寅初先生的‘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等污蔑不实之词，应一律予以推倒……”这天，北大党委也主持开会向马寅初先生赔礼道歉，但可歌可泣的马老却为此付出了二十年消声匿迹的代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因此多增加了两亿五千万人口，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去北京去看望先生，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老校长的住址。原来马校长于1960年1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后，就搬出燕园回到了他在北京东总布胡同的家里。这是一个独门独户的院落，院当中有一幢两层的中西式结合的小楼，楼前面有几棵枝叶繁茂、不高不低的海棠树，周围是一条半环形的水泥小径。我就在这条小径上又见到了我的坐着轮椅的老校长。二十年风雨，二十载沧桑，即将百岁的老校长确实见老了，他已几乎完全谢顶，周遭的一圈银发也十分稀疏而纤细，脸上的皱纹密集而深邃……但是老人的脸庞依旧圆满而红润，白眉下的双眼依然炯炯有神。他的声音虽然没以前洪亮，但仍清晰有力，在问了我的名字后，就用那双温暖、厚重的大手抚摸着我的手掌和臂膀说：“好好努力，学习、写作，年近不惑，为时未晚啊！”我轻轻地推着轮椅上的他，绕水泥小径走了一圈，一边走先生一边问询我的家庭情况，当他得知我30多岁才结婚而且只有两个孩子时，便连连称赞说：“晚婚好，少生好，要把精力多用在事业上啊！”
                              四
    我怕打扰先生休息，就十分依依不舍地向先生告辞。先生紧握了握我的手，又拍了拍我的肩，便让他的一位孙儿送我出来。我向这位文质彬彬、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同辈问起这二十年中马校长的情况。他说，祖父被撤职罢官以后，仍然惦念着党和国家大事，那时他还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有一次在政协组织的学习小组会上发言说：“我认为1957年右派划得太多了，很明显，他们中有的人是错划的，对搞错了的，就应该给他们平反，这样做对他们本人，对党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还有一次，也是在政协组织的学习小组会上，有一位委员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是对的”。马校长听了这个委员的话后，说道：“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不对，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革命实践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是无论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同志，他们的话或著作，特别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言论，只能管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并不是百年、千年之后，或永远都是有用的。”这些有先见之明的话，当然都被当作“反动言论”遭到与会者的批判。1962年，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未被撤销，一月上旬他提出要到浙江对农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家里人劝他不要去，他非去不可。下去以后人们对他慢待冷落，他也不在乎，回来以后还把材料写成报告要向中央反映。家里人劝阻他说：“你的观点和潮流不合，要挨批判！”他坚持说：“我是人民代表，有责任把人民群众对中央讲的话向上汇报，而无权将他们的意见没收和贪污掉！”当然这报告送走以后也如石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