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多了。但他那慈祥的面容、一丝不苟的作风，心里时刻装着国家、人民和他人的忘我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奋进：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是想稍事懈怠的时候，想到他，会立即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去努力奋战。今天，在这极小的篇幅中我们只能回忆某些片断来缅怀他。
艰难的岁月
    解放以前，我们还很年幼，只知道父亲整天忙于工作，但得到的却是失业、贫困和疾病；他为国家为民主而奔波，得到的却是迫害和逃亡。
    从1921年开始父亲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早年就结识了共产党人沈雁冰（茅盾）、杨贤江等同志。1923年又经沈雁冰介绍认识了瞿秋白夫妇。瞿秋白还请他到共产党人办的上海大学讲进化论。1932年当鲁迅知道瞿秋白带病去上海，很想见到他时，父亲就把瞿秋白带到鲁迅家中，于是两个巨人见面了，并且结成莫逆之交。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常常住在鲁迅和我们家中。据母亲回忆，1935年初瞿秋白到苏区去了，夫人杨之华留在上海以一个食品工厂工人的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忽然有一天，父亲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有“福建长汀监狱署”的大印，信内署名“林祺祥”。父亲知道瞿秋白出事了，一面通知鲁迅，一面找到杨之华。但虽经多方营救，瞿秋白还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为此父亲和鲁迅悲痛万分。
    父亲和鲁迅不仅是亲兄弟，而且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共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他们共同参加了“赤色济难会”、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同志，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的自由。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国家谈人民。早年我们家和鲁迅住在同一个里弄里，后来我们搬远了。家庭团聚总是在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有姐妹三人，但父母为了避免因为孩子太多而打扰鲁迅，所以每次只轮流带我们中的一个人。当时我们姐妹是多么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呀！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父亲不久就失业了。父亲很想到解放区去，但肺病缠身。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姓齐的叔叔，是新四军司令陈毅派来的，专程给父亲送来一千元钱，并告诉他，解放区生活很艰苦，不利于看病，还是在上海为好。解放以后父亲常常谈起这件事。1972年陈毅同志逝世，父亲感到特别悲痛。陈毅同志追悼会时，中央办公厅因为父亲在杭州，忘了通知他参加。他感到遗憾终身， 事后特地到301医院去看望了张茜同志。
    抗战胜利以后，他盼望国家从此可以走向民主和繁荣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内战，父亲在几十年的磨炼中得出一条真理，就是只有在斗争中求生存，于是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投入到民主爱国运动中。解放以后，他常常和我们谈到二件事。一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给外国人“内河航行权”，他认为这是丧权辱国的事；二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实行“三家联保法”，这是国民党企图给人民头上套上枷锁，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毒辣手段。他为此写文章，上街游行，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国民党对他的迫害越来越严重。1948年秋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要我们立即离开上海。于是我们全家和艾寒松同志一家上了一条海轮，经过五昼夜的颠簸，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大约二三个星期，又是一位陌生人把我们带上一只小渔船，到一个叫做台头镇的地方，再从那里到了左各庄，便是到了解放区了。大家都兴奋异常，觉得新生活将从此开始，后来我们又到了李家庄和吴晗、符定一等老先生住在一起，1949年元旦还见到了毛主席，不久我们就随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到苏联学习去了。1956年回来，发现父亲的白发多了许多，但却精神抖擞，与解放前的病容满面判若二人。新中国给他带来生命。当时他担任高教部副部长的工作，为新中国的高教事业而奔波。他负责农林医口，他为北京农业大学的选址费尽了心计。“文革”中农大迁到山沟里，他感到很惋惜。他对我们说，办一所大学，既要联系服务的对象，又要不断地获取新的信息。农业大学的师生固然要到农村去，但又要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动态，才能提高教学科研质量，才能把新的科技成果应用到农村去，当时农大选在北京郊区东北旺就是基于这种思想。
    1958年他到杭州当省长。我们见面少了。但他每次到北京来开会总要告诉我们他在杭州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可能因为他从小在农村生活过，后来又成为知识分子，所以他说起来总是离不开农民和知识分子。他对农民的生活抱着极大的同情。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看到浙江许多农民饥饿逃荒，心里非常痛苦。其次是说知识分子。他在杭州和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的许多知识分子结成朋友。父亲告诉我们，陈建功教授是我国最有名气的数学家，他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谈到陈建功就引以自豪；父亲告诉我们陈当昭是位有天赋才能的作家，1957年却被错划了右派；父亲还告诉我们盖叫天的京剧别树一帜，他的拿手好戏“武松打虎”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使人百看不厌，等等。
    他身居高位，但时时以一个普通老百姓要求自己。他当省长以后，按政府规定，来京开会可以享受公务车的待遇。但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他一生中只坐过两次公务车，都是在90岁高龄以后。一次是到成都视察，一次是到广西视察，中央因为他年事太高，路途遥远，怕有闪失，在大家劝说之下才勉强成行。
    他很少到疗养胜地疗养，总是和我们讲“现在国家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不能安心去休养”。在我们的记忆中，三十多年中他只有二次到休养地去过。一次是1957年到北戴河，本来去二星期，但因为中央派他出访尼泊尔，住了几天就提前回来了。另一次是六十年代后期一个暑天到杭州附近莫干山住了几天。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他简直拒绝休养，当时他已年逾古稀，中央为照顾他的身体，多次劝他到青岛、大连去休养，但他都拒绝了。1982年是北京几十年来最炎热的一年，他那时已是94岁高龄，领导怕他经不起这样的高温，动员他到外地休养，他坚决不肯，后来只好在他的卧室里装上一个空调器，但他开过几次以后，觉得太费电，又把它关掉了。从此再也没有开过。
学而不厌，学无止境
    父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总离不开笔墨印章。他并不喜爱收藏古玩，但却爱印章刻字。他有许多印章，有些印章是他亲自刻的，有些则是请杭州西泠印社刻的。其中有几方的内容是：“爱真理”、“明辨是非”，“学无止境”、“学然后知不足”。从这些印章中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脉络。
    父亲因家境贫寒，从小失学，只上到小学毕业。但他孜孜不倦地自学，成为我国老一辈的知名生物学家；他没有留过洋，却精通英文、德文两国文字。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公务之余，唯一的嗜好就是学习。他常常以为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而惘怅。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和我们谈他失学的故事。
    那是1905年的事，他在会稽县学堂毕业以后，本来准备报考绍兴府学堂。在考试的那天早上，由于安排家务，迟到了一步，当他走到距学堂门口不远的地方，听到大门“嘎”的一声关上了，没有想到从此他被永远关在学校的门外。后来他也想像大哥、二哥一样到南京去求学，但家中老母在堂无人赡养。鲁迅对他说，“你就留在家里吧，你可以自学，将来我们会帮助你的”。他只好留了下来，开始走一条艰难的自学成才之路，他成功了，他不满足。他说，“如果我能上学，一定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正是因为他尝到过失学的痛苦，所以他始终重视教育。他终身为教育而呼号，而奔波。他痛恨那些不重视教育，不重视教师的人。1983年当他听到四川省长寿县一位教师遭干部毒打、侮辱的事以后，十分气愤，不顾95岁的高龄，执笔给《光明日报》写信，呼吁社会各界尊师重教。
    他做学问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解放初期，他就和叶笃庄、方宗熙共同翻译了世界学术名著《物种起源》。但他不满意，一直想重新再翻译。1981年再一次印刷时，他写了一篇短文，叫《译文琐纪》，发表在《北京晚报》上。他说：“我译的一部分一定会有许多不妥处，希望读者予以指正，并希望以后会有更好的译本。”他对自己是这么严格要求，对别人也不含糊。他认为，翻译要尊重作者的原意，但我们有些译文与作者的原意不同。例如他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批判形形色色的“创造体系”如“菌类一样繁殖”起来，但中译本却译成“雨后春笋”，这是不符合原意的。“雨后春笋”是一个褒义词，说明欣欣向荣，充满生气。而恩格斯是批判当时德国的一种思潮，动不动就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种“体系”只能像菌类一样，泛滥于一时，见到阳光就会消失的。他认为应该改译过来。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一书也有许多误译之处。他是将德文版、英文版、中文版多种版本，互相对照，先后阅读过十多遍后得出的结论。书上注满了自己的心得和他认为应该改译的意见。他很想重新翻译一遍，可惜晚年双目失明，无法完成。
    他做学问总是讲究独立思考，刻意创新。例如，一般人讲故事都说老虎的本领是猫教出来的。猫为了提防老虎学到本领后加害于自己，所以留了一手，没有把爬树的本领教给老虎，所以老虎不会爬树。父亲根据许多科学资料说明老虎是会爬树的，不过轻易不爬就是了，于是写了一篇科学小品《泛谈老虎》，来纠正一般的错误认识。又如斯大林曾经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思想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但父亲认为斯大林的结论不科学，91岁高龄的时候还写文章来纠正这种看法。1997年元月13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