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十年代，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有一些文学青年跟随鲁迅、冰心、朱自清等著名作家的足迹，开始学习创作新文学的散文、诗或小说，逐渐成为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时期的知名作家。许钦文就是其中的一位。
    许钦文是浙江绍兴山阴县东浦村人，幼名松龄，后名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等，1897年7月14日出生。东浦乡是绍兴的著名酒乡，离绍兴城不到10里，他祖父是酿酒师傅，父亲许瑜舟是清末秀才，诗文书画有一定造诣，这对许钦文后来从事文学活动有一定影响。
    许钦文幼时，先由父亲教读识字，继入东浦热诚小学读书。东浦热诚小学是徐锡麟于1904年创办的，秋瑾女士曾在这里兼课。学校的校名取义于“热心于革命，诚意于救国”的宗旨，革新意识非常明显。1907年徐锡麟在安徽起义失败牺牲，秋瑾烈士也随之遇害，学校受到严惩摧残，但由于革命力量特别是当地群众的支持，“热诚”校名一直没改，成为当时绍兴培养革命学子的重要场所。许钦文在后来的不少文章中都提到儿时的这所启蒙学校，直到晚年，他仍清楚地记得热诚学校的校歌：
    “烈士锡麟，手创热诚，
    兴学卅载，学子成群，
    ……
    吾侪热血，沸腾沸腾！”
    辛亥革命后，许钦文进入绍兴第五师范（又名省立第五师范）读书。这所学校原名山会初级师范学堂，鲁迅先生曾出任学校校长，孙伏园、张梓生、章锡琛、周建人、陶元庆、董秋芳等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1917年，许钦文在五师毕业，因成绩优异，深得导师们的赞许，留在该校附属小学教书。
    1919年，许钦文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下，到北京工读，在北京大学旁听《中国小说史略》的课，受到不少启示。在北大，他还聆听了李大钊先生的讲演，激发了他心中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1922年，他的学友董秋芳在北大组织了春光社，尝试进行文学创作，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等应邀担任指导老师，许钦文、鲍文蔚、何植三等为主要成员。此时，因父亲年迈多病，家境困难，许钦文不得不给一些杂志社兼做誊抄、校对、发行等活，并开始学写小说。他以家乡人情世俗和下层知识分子生活为背景，创作了许多短篇，最早一篇发表的短篇小说《这一次的离故乡》，带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接着在《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了《传染病》、《理想的伴侣》、《口约三章》、《妹子的疑虑》、《疯妇》、《职业病》等诸多小说。
    鲁迅先生很重视春光社的青年人，他以极大的关怀与热情，扶持从故乡来的许钦文，具体指导许钦文写文作词。据《鲁迅日记》记载，从1924年5月25日鲁迅先生移居北京西三条胡同新居后，在近十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先生就同许钦文当面谈话达23次；1923年至1936年，鲁迅写给他的信共有300多封。
    1926年，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许钦文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乡》，作为“乌合丛书”之二由北新书局出版，不久又出版了《毛线袜及其他》、《鼻涕阿二》、《赵先生的烦恼》、《回家》等集子。在他的小说《理想的伴侣》发表后，鲁迅先生特别写了《幸福的家庭》一文，副题上冠以“拟许钦文”字样，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一时使许钦文名声大震，成了当时新文学的著名作家。许钦文还有很多作品被鲁迅批注，多次得到肯定。
    1927年，许钦文从北京回到杭州，在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教书。他边教边创作，继续发表了《幻象的残象》、《若有其事》、《仿佛如此》、《西湖之舟》、《一坛酒》等十余部作品，这些作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罪恶，反映了下层百姓的不幸和忧愤。
    1932年8月至次年7月，许钦文在四川成都私立艺术学校教书，由于受陶思瑾、刘梦莹的刑事案件牵连，被国民党以“窝藏共党”罪关至杭州军人监狱，蔡元培、鲁迅等人得知后想方设法积极营救，许钦文终于跨出监狱。此事深深地留在许钦文的脑海中，他多次与人说起：我能活着出监狱大门，是很不容易的，多亏他们的营救。他在《补自传》一文中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鲁迅也。”鲁迅不仅是他的创作之师，更是他的救命恩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许钦文等一大群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知识分子奔向抗日的前方，他和郁达夫、杨骚、楼适夷、董秋芳等一起到福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永安福建省立师范任教。10月17日，福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成立，郁达夫当选为会长，许钦文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在郁达夫、许钦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协会同仁步调一致，同仇敌忾，抗战气氛日益高涨，成为东南亚一个著名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
    许钦文在福建时期，写下了《鲁迅先生的精神》、《民族魂》、《抗战胜利第一步》、《从故乡至“无妻之累”》、《戚参将的剿倭精神》、《龙泉的宝剑》、《海上的游击》、《抗战在山村》等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散文和时评，在《时事半月刊》、《小民报·救亡文艺》、《立报》、《东南日报》、《教战导报》、《星岛日报》、《文艺阵地》、《大风》、《鲁迅风》等报刊上发表。
    解放后，许钦文在杭州高级中学、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6年任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兼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他坚持写作，以顽强的毅力，奋笔撰写了《呐喊分析》、《彷徨分析》、《学习鲁迅先生》等书，还著有《许钦文小说选集》、《鲁迅小说助读》、《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鲁迅杂文选释》、《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鲁迅日记〉中的我》等多种鲁迅研究专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钦文以八十以上的高龄，应邀担任了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浙江省鲁迅研究学会顾问、浙江省文学学会顾问等许多职务。他的一生，为学习、宣传和研究鲁迅作出了很大贡献。
    许钦文是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常委。无论是人民代表还是政协委员，他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特别对浙江省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等重要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
    五十年代中叶，社会上有人提出禁演古装戏，许钦文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很有看法， 并多次提出批评和抨击。在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他提出：“古装戏多少也有思想性，只要不含毒素，不宣传反动思想感情，观众爱好的，也有利于生产；古装戏的演出，也可能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只要不妨碍我们的中心任务，演现代戏固然不应该随便阻止，同样演古装戏也不应该随便阻止。”他还对现代戏与古装戏的作用进行认真的对比，认为宣传国家政策、大政方针及思想方面，现代戏比古装戏强；可是古装戏也有很好的，有一定教育意义，群众又喜欢。随便禁演古装戏会导致犯两种错误：第一，轻视古典艺术作品，就是否定民族遗产；第二，生硬地执行违反群众意愿的办法是强迫命令。因此，各级干部平时要多宣传现代戏，但也不能随便阻止古装戏的演出，尤其是不能随便临时阻止。
    许钦文多次强调，各级机构要高度重视对古代文物的保护工作，他说：“我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创造的艺术品，是宝贵的民族遗产，是我们很好的学习参考资料，应该好好地保护。”他指出，利用古代的文物，对下一代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好的教材。我们不能因为古代的艺术品放在寺院里，就说它是迷信的东西，或因这些艺术品带点封建色彩，就不注意保护。我们要辨别清楚：迷信是迷信，封建思想是封建思想，艺术品是艺术品，认为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都是封建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思想。他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依法惩办拆毁龙泉古塔的为首分子，建议在杭州孔庙建立碑林，保护宋刻石经，并设法保持孤山的东方风格，保护其所在文物。
    在图书馆、博物馆的建设上，许钦文呼吁：为了向科学进军，为了在十二年内使我国科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必须先把图书馆和博物馆办好，使其内容接近世界图书馆、博物馆的水平，目前我们首先要解决浙江图书馆、博物馆的经费与房子问题。如今经过浙江人民几十年的共同努力，许钦文的遗愿已经实现，世界级水平的浙江图书馆、博物馆分别屹立在风景秀丽的黄龙洞旁、西子湖畔。
    许钦文待人平易真诚，谦和朴实，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取信于周围的领导与群众。著名作家史行，与许钦文共事三十多年，他说“许钦文是我接触到的知识分子中要求自己最严格、在生活上又最朴素的一位，他不仅尊重党的领导，同志间的关系处理得也极好，大家很敬重他”。1960年，许钦文与局里另两位领导一起去慰问已故著名大画家黄宾虹的遗孀，黄老太太十分感谢文化局领导的关怀，告别时送给三位领导每人一幅黄宾虹的亲笔画。黄宾虹的画价值连城，一般人求之不得，但许先生却坦诚地说：“黄宾虹的画我很喜欢，但我们这次拜访他的家属是代表组织去的，我又是分管文物工作的，不是个人间的来往关系，所以我不应该接受这珍贵的礼物。”回到局里后，大家都把这些珍贵名画，上交给浙江博物馆珍藏。
    许钦文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直善良，清廉质朴。他是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副主委，到民进参加会议，常不要公家的小汽车接送，自己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为的是节省汽油，领导和同志们过意不去，但他还是那句老话：“能为公家节约就节约点，我还能走动，还是这样好。”他的家在西湖边的保   路上，从门口到内屋有一段距离，因为没有电铃，如有人找上门去，往往要大声敲门很久才能听见，尤其在夜间，大声疾呼容易影响周围邻居的休息。于是，他在门口设法装了一盏灯，开关在内室，凡是司机来接他，只要按一声喇叭，他便在内室拉亮了灯，表示他已经听到了，不必再叫。就这样，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