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字畹华，1894年10月22日生，属马。今年是马年，谨以此文纪念梅先生诞辰108周年。
                  以切磋之谊取友，则学问日精
    我祖父冒鹤亭1918年（戊午年）正月十六在姻亲沈昆山家宴初识梅兰芳和程砚秋，当时在座的有樊樊山、林琴南、冯幼伟、罗瘿公、齐如山、李释戡、吴震修和张彭春先生等前辈名流，其中有国学大家诗词高手，也有对西洋戏剧颇有研究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而冯、齐、李、吴、张等多人被京城称作“梅党”。梅先生对诸公执礼甚恭，交谈甚欢。饭后梅、程等清唱数曲。祖父时任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住后孙公园如泰会馆，年46岁，梅先生时年25岁。第二天，祖父作《正月十六夕昆山席上听诸郎歌，为畹华题其〈天女散花〉剧本》长七古，樊樊山作词，罗瘿公以诗来辄和，林琴南作文记之。从此祖父和梅先生结成忘年交。梅先生移居无量大人胡同，逢排练新剧目，必请祖父等莅临“缀玉轩”。缀玉轩是梅先生的斋名，是诗人李释戡给起的名，取其博采众家之长，熔于一炉之意。众人对梅先生的唱腔、举手投足加以斟酌，对于台词更注意修辞，去俚俗欠通之句，使词句雅致富有声韵。梅先生能得当世名流指归，亲炙熏陶，这成为他高出同辈者，荣为京剧四大名旦的翘楚主要原因之一。
    后来祖父南迁，在南京和上海多次与梅兰芳晤面。1934年4月，在南京叶古红家听其夫人魏新绿唱京剧《文昭关》若干段，姜妙香即兴为叶古红夫妇画菊一帧，梅兰芳书题“红情绿意”，祖父即席题诗三首，其中一首为“尧章家世擅填词，写出秋花三两枝。绿意红情谁省得？梅郎妙语解人颐。”诗人汪辟疆专为此撰写一文，题为“红情绿意”，当时为菊坛一趣。
         一个国家拥有自己伟大的艺术家是这个国家的福分
    1935年，在我国著名记者戈公振和苏联政府的积极努力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梅兰芳率团赴苏演出。1935年2月21日，梅剧团登上苏方专门派来的轮船“北方号”，2月27日抵海参崴，换乘火车于3月12日抵莫斯科，同船还有应苏联影协邀请的著名电影明星胡蝶女士。家父冒效鲁时任驻苏大使馆秘书，1934年5月他曾为徐悲鸿画展当翻译，获徐好评和画马相赠。这次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大使指派他为梅先生的全程陪同兼翻译。父亲博学善言，加上祖父和梅的交情，俩人无话不谈，几乎形影不离。当年梅先生42岁，冒效鲁26岁，又结成忘年交。
    同来的还有戏剧界权威张彭春和余上沅两位教授（银行家吴震修之子亦同来为梅作伴，不久吴去法国留学）。张彭春任剧团总指导，余上沅任副指导。梅先生和张、余都安排下榻在都城饭店。张彭春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胞弟，1930年梅剧团成功访美他功不可没。他身高一米九，一口天津味的京白，见到来访记者可谓口似悬河，行走如风，进门就像杨小楼的叫板，先声夺人，气势不凡，张彭春受西洋文化浸润颇深，好引用洋人名言，肖伯纳、易卜生等的话语常挂口边，喜欢用中英文夹杂与冒效鲁交谈。余上沅是湖北人，温文儒雅，极有风度，比较寡言，和张彭春对比，一个温醇，一个豪迈。张、余、冒经常与梅作伴。梅先生演艺超群而虚怀若谷，他有个习惯，演完戏后喜欢与几位朋友共餐，边吃边聊，话题主要想听听朋友们的评价和外界的议论，听后再细细揣摩。在苏联，每次散戏梅先生卸装整容后与他们三人一块吃宵夜，且多半是叫到房间吃的。有一次梅先生特别高兴，到楼下餐厅去吃，冒效鲁陪他们到了餐厅并点了菜，这时食品店顾客中有人发现了梅先生，许多人起身欢呼，梅先生一行当即起身答谢，而欢呼声和掌声延续了好几分钟，连服务员都停下来鼓掌，可见梅先生影响之大，受人欢迎到入迷的地步。这在苏联，除芭蕾演员乌兰诺娃、列辛斯卡亚少数几位明星外是绝无仅有的盛况。梅先生却附在家父耳边说：他们也许把你当做我。
    为了方便梅先生吊嗓子，父亲特地把主要演员接到大使馆，一次梅先生吊了一段《四郎探母》的快板，当时老生王少亭不在场，梅先生硬拉父亲给他配唱杨四郎，父亲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与京剧大师梅先生唱“对儿戏”呢！
    梅先生浏览市区前，曾特地并庄重地到列宁墓敬献花圈，梅先生戴皮帽穿大衣，早春的莫斯科料峭春寒。父亲陪梅先生去旧货商店和文物商店买些纪念品和零碎的摆设，梅准备回国送亲友。父亲有一枚普希金的铜质纪念章，梅很喜爱并要去说：您给我也要，不给我就不客气地要了。纪念章正面是普希金半身像，背面镌刻了他的诗句：“老天没白白把七弦琴托付给我。”梅先生爱收藏，品味很高，父亲特地送梅先生沙俄时代芭蕾女皇安娜·巴甫洛娃的精装画册，绿缎封面珂罗版，图文精美清晰，还是十月革命以前印刷的，在当时的苏联也是珍本。安娜曾以芭蕾舞《天鹅之死》风靡欧美。
    戈公振先生对梅剧团访苏演出极其热心，亲自带侄子戈宝权和家父同访戏剧舞台协会，对演出场所等安排做了大量工作。戈公振喜欢跳舞，常到都城饭店和胡蝶女士翩翩共舞。父亲和戈宝权还陪梅先生拜访史丹尼·丹钦柯，去卡梅叶尼剧院访问塔依洛夫，去梅耶荷德剧院看梅耶荷德等演《茶花女》等，还看了近二十场话剧、歌剧和芭蕾舞剧，梅先生通过与戏剧大师的切磋和观摩，知识得以丰富，眼界更为开阔，一方面把中国戏剧介绍到国外，一方面洋为中用，丰富中国的民族艺术。德国布莱希特戏剧大师在他的著作里，屡屡提到1935年在苏联观摩梅的演出，对梅先生表演体系很钦佩。父亲曾作诗一首给戈宝权：“刻骨难忘大阮贤，记曾吹笛伴梅边。多情北海盈盈月，曾照朱颜两少年。”
    梅剧团正式公演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李维诺夫夫妇宴请梅剧团和中国电影代表团，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使馆外交人员参加。宴会上胡蝶唱了段《汾河湾》（西皮原板），自称是梅先生在旅途中亲授。梅剧团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共演出十五场，场场爆满，演员不得不多次谢幕。令人叫绝的是，旅苏华侨踊跃看戏，演到妙处时，华侨都叫好而不是鼓掌，这中国特色的大声叫好使苏联人大感意外，成了苏京奇闻。
    祖父曾对父亲说：梅先生一生波澜壮阔，广交游，自大清国宗室显贵，北洋军阀官僚，南部豪门势家，富商大憝，帮会头目，文人高士，以至国际名流，相识几半天下。他如果写回忆录，足当一部晚清民国稗史。一夕，父亲和梅先生在梅住地都城饭店品敬铁观音，父亲鼓励梅先生写回忆录，梅先生说自己太忙，又自谦文笔不行，没法写。父亲说：“我给你当秘书，记录你的话。”梅先生笑笑，此话题50年代他俩人见面时还曾提起。后梅写回忆录时，有关在苏演出情况，他和秘书许姬传曾与父亲通信联系，核对史实。
    莫斯科的俄式大菜很地道，但是人对食物都有一种习惯性的依恋，在国外时间一长，再好的异国美食仍然使人想吃些家乡风味食品。人远思亲故，旅途思乡味。一天，梅先生忽然吐露心声，想吃炸酱面，这倒让父亲为难了，莫斯科当时副食品匮乏，供应紧张，根本买不到豆瓣酱或是甜面酱，家母贺翘华急中想出一法，用面粉和酱油等和面，再用肉末炒熟充作炸酱，买来俄式面条，做成了炸酱面，因张彭春先行率团从海参崴回国，请了梅先生和余先生在家吃了一顿，两位赞不绝口，还打电报给上海冯幼伟先生，此事作为梅先生访苏花絮还登了《申报》呢。餐后休闲时，梅先生饶有兴味地看家母所绘山水人物画，其时母亲在莫斯科刚举办过个人画展，当梅先生知道母亲是学者、书画名家贺履之的千金时很兴奋，因为在北平，贺履之和梅先生学画的老师汤定之齐名，有“二之”之称，名重京华。梅先生说：“您绘画是老太爷教的吧，几儿也赠我一幅好吗？”双亲知梅先生耽丹青，并有多位名师指点，恳请他赠画一幅，梅笑允。抗战胜利后，梅先生心情舒畅，不忘旧诺，以一扇面相赠，画一绛梅，枝条清疏，着花数点，别有一种逸致。1937年夏，父亲回国休假探亲，梅知悉后特带车到模范村冒宅接双亲到冯幼伟家晚餐，当时梅正患重感冒，冯先生一再叮嘱他要保重，注意休息，他还是请了一餐美馔，还连连夸奖莫斯科炸酱面好吃。
         良马不念秣，男儿徇大义；所愿除国难，再逢天下平。
    1943年2月14日，在画家郑午昌家，梅兰芳遇到前来祝寿的画家吴湖帆，三位均生于1894年，时年虚50岁。三人感慨身世，生时正值甲午战争，蒙受国耻；而今沦陷后的上海，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满目疮痍。梅先生感慨地清唱《明末遗恨》，表达拳拳爱国之情，郑、吴两位作诗赋词，寄托心声——英雄自古爱马。三位共议组织以甲午为名的爱国社团。1943年中秋，来自各界的20位属马的社会名流相聚于上海万寿山酒家，举旗立社。因20位年龄之和正好一千岁，故定名为“甲午同庚千龄会”。他们的义举吸引了众多属马的文人入会，后用“甲午同庚会”之名，会员发展到数百人，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纷纷以诗、书、画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该会的敬佩和支持。祖父冒鹤亭和“甲午同庚会”里多人亦师亦友，祖父在1894年以“诗冠通场”中举，7月日本侵略者挑起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祖父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并写下了著名爱国诗句：“眼底群公食肉才，封疆危日事堪哀。白头（桐城肖穆）不作功名想，也梦登阵杀贼来。”“新交缔群纪，故国换山河。君看赤嵌（台湾地名）水，何日更东还？”
    “甲午同庚会”成立后常聚会，有一次在沪西一朋友家聚会，祖父冒鹤亭也在，并合影留念。八年抗战，梅先生蓄须明志，息影舞台八年，靠变卖度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梅先生压抑了八年之久的激情要释放了，他对柯灵说：“单为我们祖国的胜利，我也得露一露。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