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是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同时，他又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著名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和书法家。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运动战士。他心怀报国之志，与时代并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都留下了闪光的足迹。马叙伦的一生与杭州有一种很深的情结，尤其是在他的青年时期，为杭州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的工作。
    1885年4月27日，马叙伦出生在杭州一个家道中衰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祖父是清朝进士，在马叙伦4岁时，家里就给他请了启蒙老师，并由父亲教读《小学韵语》和写描朱字。在一个夏天明月初升的晚上，西子湖里的荷花送来阵阵的馥香，他居住的巷里二十几个年轻的读书人聚在一起比赛写字，不满10岁的马叙伦初露头角，因他笔力俊逸雄健而博得在场观众的齐声喝彩，获得第一名，誉为壮苗新秀。
    1899年夏天，马叙伦进入了刚创办的养正书塾（现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读书，养正书塾是一所新学堂，学堂设有国文、历史、掌故、地理、数学、外语等课程。马叙伦入学时基础很差，但他天资聪慧，又奋发努力，不到半年就名列前茅，成为班里的佼佼者，半年多时间，他就连跳三级。不久，班上来了一位叫陈介石的先生，这位翰林出身的著名历史学者，不仅知识渊博，做得一手好文章，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新，使马叙伦极受教益。由此马叙伦十分敬重陈先生，而马叙伦的学习刻苦，善于思考，也深得先生的器重。先生曾把他介绍给蔡元培，蔡元培也很喜爱这位“杰出人才”。
    第二年9月，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马叙伦面对列强的欺凌和清政府的昏庸，无比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陈先生便介绍他读些西方启蒙学者的著作。马叙伦读了《天演论》、《法意》、《民约论》等，进而受到了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建立共和、主权属于人民等思想的影响。这时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立志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国家，并积极寻求志同道合者。一年后他升入头班，与汤尔和、杜士珍三人成绩最优，被誉为“三杰”。他们志同道合，在马叙伦的倡议下，他们结义为兄弟。以后又扩大到求是书院的蒋百里、史久光等七名同学结为同志。他们七人常常相约，徜徉在西湖畔，在杭州的孤山茶室，一边品茶一边探讨国家大事。
    1901年，养正书塾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还设了6名师范生和一个预备班生，“三杰”都在师范生内。师范生除本身学习外还要教预备班生。马叙伦在教学上采用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诱导学生发现问题，开展民主讨论，自由发表见解，因此很受学生欢迎。“三杰”还用自己的奖学金办了一个小图书馆，购买了一些新书，并订了一份由陈叔通办的杭州唯一的《白话报》，供全校同学阅读。此外，马叙伦还在学生中建立了自治组织，利用课余时间发动低年级同学开展一些学习新知识，探索新事物的有益活动。学生中民主思想日益扩展，冲击着学校旧的传统观念和清规戒律。校中有个教导主任，平时骄横跋扈，经常体罚学生。一次，有三名同学因一点小事得罪了他，他便逼校长开除他们。马叙伦和另一位同学同校长论理，就连作为总教习的陈先生也出面阻止。然而校方仍一意孤行，为此陈先生愤怒地提出辞职，学生们听说陈先生辞职也都纷纷离校。校方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遂采取了分化手段，软化了一部分同学回校上课，而马叙伦等仍坚持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因此被开除了学籍。但校长在写开除布告时，对马叙伦等几名师范生还特地不用朱笔而用墨笔“以示优抚”并流着泪说：我手里只造就了这几个人，偏偏还在我手里开除了他们。
    1902年夏，17岁的马叙伦就这样含冤离开学校前往上海，从此他开始踏入了社会。然而，杭州毕竟是他的家乡，因此，他只要一有空闲便经常回杭州看望家人并与同学朋友聚会。
    一次，马叙伦在杭州与朋友去西湖游览。他乘坐的游艇迎着细雨，划破湖面，穿行在碧波之中，望着远处的雷峰塔，他突发联想：传说中美丽善良的白娘子被压在这破旧的塔下，虽说是由于法海的法术高明，可我们这个曾有着悠久和强盛历史的中华民族，却因清政府的腐败，招致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的羞辱。面对美丽的西湖和国家危急这巨大反差，他不禁百感交集，遂义愤满腔寄诗言志：“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抒发他对清廷统治者的仇恨和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
    1909年10月，时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的马叙伦的恩师陈介石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长，他让自己的得意门生马叙伦回杭州帮忙——担任咨 议局书记。正好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也请他来校任国文教师，于是他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杭州西子湖畔。他除了忙于教学，为报社撰写评论以及咨议局工作外，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当时，杭州的秘密革命组织常在西湖白云庵、三潭印月和彭公祠等地集会，讨论革命理论和实际斗争问题，马叙伦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他还结识军界人士，积蓄革命力量。有一位“宗文义塾”（现杭州第十中学）的同学杨廷栋在杭州军队中当营长。马叙伦经常和他在火车站的小茶馆碰头，做他的工作，商议革命活动。
    马叙伦26岁那年，武昌起义爆发，马叙伦等暗地商得陈介石的同意，计划以维护治安为名，成立民团，以便武装起义。当年11月，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曾受马叙伦革命思想熏陶的杨廷栋率兵包围了浙江巡抚府，活捉了巡抚增韫，起义得到基本胜利。马叙伦对此非常兴奋。
    第二天清晨，马叙伦赶到咨议局，与议长陈介石、副议长沈钧儒一道讨论昨晚起义情形和如何稳定杭州社会秩序，建立新政权之事。经过努力，不久浙江都督府正式组建，马叙伦任秘书。
    1912年2月清帝“逊位”。这时，马叙伦认为：清廷统治已被推翻，共和也已建立，革命已成功。于是他辞去了官职，到浙江第一师范教书。以后，他便一直在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教书。
    北伐胜利后，马叙伦又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他立志要改革浙江的“吏治”，同时，他自己也秉公办事。一天夜里，省政府委员马寅初急匆匆赶来告知他：明天恐怕要罢市了。经询问他才得知是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理的弟弟，因包办丝茧绢被逮捕。绅商们深知马叙伦清廉奉公，严以执法，他们从前贿赂官员的伎俩已不适用。于是，欲以罢市“大家同来对付”相威胁。马叙伦镇静自若，查明原因后，将银行经理的弟弟依法惩办。此举深得民心。
    1937年，马叙伦的老母病故。当时发丧有种种旧习。马叙伦坚持说服夫人，破除迷信立新风，将请僧领经、摆宴操办等一概免除，只是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怀念，在送殓前，全家人身着灰孝服，向遗体告别，亲朋好友所送礼品或辞谢，或转赠杭州医院，支援医疗事业。他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无神论者颇为赞扬，认为是移风易俗，是人类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民进中央主席的马叙伦，被任命为建国后的首任教育部长。教育部成立之初，头绪纷杂， 百端待理，面临旧教育如何改造，新中国教育朝着什么方向，如何起步等问题。马叙伦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兢兢业业，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人民教育事业从它起步开始就方向明确，有章可循，从而保证了各级各类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即使在马叙伦千头万绪的工作之余，他心里仍有个杭州的家乡情结。对来自家乡的有关教育方面的情况，他总会不自觉地多一点关心。1951年，周建人受民进中央委托，来杭州筹建民进组织。临走时，马叙伦私下告诉他：现在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民进的地方组织，杭州也是很有文化内涵的历史城市，你要设法把杭州的民进组织建起来。我在杭州还有一些朋友学生，如曾是我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现在杭州师范学校教书并担任小学部主任的童友三等，你可以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做做他们的工作。同时，他还在1952年亲自动员浙江湘湖师范校长、著名乡村教育家金海观加入杭州民进。
    上世纪50年代后期，马叙伦因工作劳累和用脑过度，身体愈来愈弱，感到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和家人讲：杭州是我的故乡，我真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杭州马氏墓地上（这是马叙伦亲自于1937年置地1.96亩建造的）。当然，马叙伦也知道，他的身份和当时的形势，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只不过是他的美好愿望而已。
    1970年5月4日，马叙伦因并发肺炎，不幸逝世，终年86岁。卓越的老一代革命家邓颖超给予马叙伦高度的评价，她说：我永远怀念马老，缅怀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在“下关事件”中马老受伤是最重的，因为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最坚决……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对马叙伦革命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他说：马叙伦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马叙伦的后人为了实现他老人家生前的内心夙愿，把他的部分遗物等迁至杭州的马氏墓地，并立下了“钟灵毓秀，风范长存”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