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民进领导人中，在文化、教育、出版等诸多事业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不乏其人，郑振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1898—1958），字警民、铎民，笔名西谛等，祖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县（今温州市），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编辑家和收藏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元老。1958年在率团出访东欧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抗战胜利前后，郑振铎除投身于民主运动之外，在日寇铁蹄之下，在上海秘密组织起五人“文献保存同志会”，为祖国抢救和保存了大批古籍珍本和孤本图书等文物。1940—1941的两年中就收购善本古籍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其数量相当于当时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的总和，使一大批珍宝免遭日寇的劫难。在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之前，郑振铎对于我国珍贵文物的大量流失忧心忡忡。1949年3月19日，他刚抵北平的第二天，就与北平文化界的310名著名人士一起，发表了《北平文化界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宣言》。接着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了自己拟成立组织，以整理和收集散佚文物的建议设想，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极大支持。毛泽东主席也十分欣赏郑的爱国热情与才干，曾多次向人提及：“关于我国的文物工作，可问郑振铎！”。他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后，即会同有关机构主持制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保护古迹、文物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同时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解放前夕流失、走私到香港的一大批国宝级文物，不仅引起香港古董商的瞩目，而且也有国际文物贩子觊觎。国际文物贩子准备了大量美元随时准备将中国的这些文物攫走。郑振铎当机立断，立即从文物局划拨一笔款子委托并支持当时正在香港银行工作的徐伯郊买回一批重要古籍等文物，但他觉得还不解决问题，建议成立“收购小组”开展抢救工作，同时建议中央政府调拨大量款额，以满足收购需要。建议经周恩来总理同意，“小组”由徐伯郊、沈镛、温康兰三人组成，徐伯郊为首，专司接洽、鉴定、议价等事宜；沈、温负责付款等事。

　　在郑振铎、徐伯郊领导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先后展开了几次抢救大行动。使得许多珍宝回归大陆。

　　——“二希帖”胜利回归。所谓“二希帖”，是清乾隆帝所藏“三希帖”中之二。乾隆帝在获得了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  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这三件极稀罕的珍贵墨迹后，认为其“千古墨妙，珠璧相联”，欣喜异常，遂将之专藏于居处养心殿西暖阁内，取室名为“三希堂”并御书匾额《三希堂》记文，以示三帖为极稀有珍奇之物。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崩溃，“三希帖”中除《快雪时晴帖》仍藏于故宫博物院外，而《伯远帖》、《中秋帖》则流出宫外，被袁世凯手下的红人郭世五所收。北平解放前夕，其子郭昭俊携“二希”去台湾，后欲卖给台故宫博物院，因郭索价太高，无法成交。郭只得将“二希”带到香港，抵押给某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贷款到期，如无钱赎回，则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很可能流出域外。

　　1951年10月初，徐伯郊得知此情，即向郑振铎作了报告。郑闻讯，激动不已，急示徐务必抢救“二希”，同时，也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请求立即拨出专款，并采取紧急措施，定将“二希”购回。之后，经过徐伯郊的工作，说动郭昭俊；周总理又作了详细的指示，派人对“二希”作鉴定。在确定真迹后当场议价，最后以35万港元成交。这在当时是笔了不得的大数目。“二希”回归后，归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举成功，郑、徐功不可没！

　　——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返回。宝礼堂，是上海大藏书家潘宗周的居室名。其藏书中有宋元刻本111部共1088册，多为海内孤本，是善本中的善本，价值连城。潘的藏书大多来自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袁世凯倒台后，其子家境日窘，靠变卖旧藏度日。大量宋版珍本流入潘家，成了宝礼堂的藏书。1939年潘宗周去世，宝礼堂藏书由其子潘世兹继承。

　　1941年上海沦陷，潘深恐藏书落入敌手，设法将所藏存于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中，此举安排得十分谨慎、秘密。

　　1951年5月，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潘世兹教授，在座谈会上听了郑振铎的报告后，心情格外激动、振奋，特给郑振铎写信，表示愿把宝礼堂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郑接信后为潘的爱国热情感动得流泪。他当即与潘面谈，设宴款待，对其爱国壮举给予高度评价，并详商如何把国宝平安运回的办法。

　　郑振铎回京后，立即向文化部、周总理汇报，并把徐伯郊从香港召回，一起研究具体事宜。郑振铎指示徐伯郊：“这批国宝十分重要，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就在郑振铎、徐伯郊等人与潘世兹反复研究之时，不少美国人和日本人多方活动，欲以高价收购，但都遭潘的坚拒。由于在银行办理取物手续十分复杂，又通过徐想方设法，潘、徐往返联系、反复接洽，奔波劳累，一直到1952年9月，徐、潘一起将这批瑰宝从汇丰银行取出，后由徐伯郊亲自护送，安全运至上海。郑振铎特地从京赴沪接书，政务院出面命铁道部派出专列，由郑振铎陪着这批国宝一起回到北京。之后进行展览，其间郑振铎还以国家文物局名义特请潘氏夫妇来京参观，并以文化部名义颁发奖状与奖金、高度评价赞扬了潘世兹的爱国精神。

　　——动员张大千将其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转让”给祖国。

　　张大千是我国著名的书画大师兼大收藏家、大鉴定家。他收藏之丰堪称雄视九州，声震天下，“富可敌国，满架皆宝”。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在北平以500两黄金收得五代名迹《韩熙载夜宴图》，为此他放弃了在北平买一座旧王府安家的打算，接着又以黄金1000多两的代价，在北平、上海等地收得了五代南唐大画家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以及清宫旧藏的北宋黄庭坚书法《张大同手卷》，南宋张即之的大字书法《杜律二首》、赵孟坚的《自书梅竹三诗》、宋人的《溪山无尽图》、周砥的《铜宫秋色图》等等。其中以《韩熙载夜宴图》最为名贵。张大千走到哪里，这些宝贝被带到那里，可见赏爱之深。张大千与徐森玉交情很深，又与徐森玉之长子徐伯郊熟识，张大千在港期间与徐伯郊时相往来，谈笑甚欢，徐又对张一家生活照顾周到，张大千甚为感激，引为知己。

　　郑振铎在京得此消息，即去信指示徐伯郊多与大千接触，一是希望大千回国，二是希望通过大千的关系，能争取将流失到美国、日本等外国的中国书法名绘收购一些回来。也希望通过大千的关系把卢芹斋的收藏购回国来（卢为旧中国最大的文物出口公司——卢吴公司的老板）。当徐伯郊把郑振铎信的内容告诉张大千之后，张大千对郑的关心、慰问与热忱非常感动。尽管出于种种原因，张大千没有回国仍移居海外，但他却把最心爱的《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万壑松风图》等一批国宝以及另外的一些珍贵文物一起共折价仅为二万美元，“半送半卖”给了祖国。

　　——中国历代钱币回到人民手中。天津的方若是旧中国最著名钱币四大收藏家之一。“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浪人在天津多次挑起骚乱，方若将其古钱以15万元巨款整批卖给了上海杨庆和银楼的陈长庚。解放前夕陈赴香港居住，其藏品亦全部带至香港。

　　1949年春，张絅伯建议国家文物局将古钱收购，因之前陈托张以70万元代为出手。郑十分重视，紧急指示在港的徐伯郊与陈联系、商购。岂料陈却抬高至90万元才肯转让。郑振铎得知后又去信指示徐，一不能凭空增加20万元，二是鉴定为原物，三是运穗后验明真伪才能付款。经徐伯郊的反复奔走和耐心谈判、磋商，又费尽口舌，晓以大义，陈终以80万元港币将这批古币让给国家。这批精品后来成为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基础藏品。

　　——陈澄中“荀斋”藏书安然回归。陈澄中（1894－1978）名清华，湖南祁阳人，解放前曾任过中央银行的总稽核，是有名的银行家，家资巨富，喜收藏，尤喜藏古籍善本和古碑帖拓本，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的大收藏家，曾有“南陈北周（叔弢）”之誉，尤以其藏的海内孤本宋版《荀子》闻名于世。为此书屋取名为“荀斋”。除《荀子》是其镇库之宝外，还藏有宋版《韩昌黎先生集》40卷、《柳河东先生集》40卷，均为世间绝无仅有之物。抗战胜利后，陈澄中去香港定居，“荀斋”中百余种珍贵古籍亦随之去港。

　　郑振铎在沪时对陈的藏书就有所闻，“小组”成立前后多次去信给徐伯郊：“务请能设法购到”、“惟必须十分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有坏人钻空子”。在郑振铎的频频指示下，徐伯郊经数年奔走，尽心尽力，无数次往返于陈门，耐心工作，终于在1955年春，这批宋、元版珍藏古书（126种，6大皮箱）以80万港元从陈澄中手中购回。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前后工作了5年，于1955年夏基本结束。其间所取得的卓著成绩，首先应归功于郑振铎，他殚思竭虑、运筹帷幄，最终使流失的国宝安全回归，遂了心愿；其次，徐伯郊甘于奉献，默默地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高尚爱国行动，引起了知情友人们的极大称颂，被誉为“国宝护卫神”。他不但为珍宝回归作出了巨大贡献，还于1985年慨然将自己所藏古籍1895册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国家资金并不充裕，印刷、摄影技术不十分先进、技术人员有限的情形下，要编纂、出版、发行这一巨著是件不容易的事。当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