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陶先生二三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我请叶圣陶先生给我讲讲“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的政治背景”。叶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却问我：“你学过《共同纲领》吗？”我说：“在上海联合出版社脱产学习过几天，一些重要条款还能背。”叶先生笑着说：“背倒不必。要紧的是读懂，弄明白，记住大意就可以了。现在我来考考你：《共同纲领》的全称是什么？”第一道题就把我难住了，我说：“文件封面上就是‘共同纲领’四个大字，前边没有任何附加语（那时还没学汉语语法，不知道‘定语’这个词）。”叶先生说：“既然是共同纲领，那就不是一个党派、一个团体的纲领。你想想是谁跟谁的呀？”经叶先生这么一指点，我豁然开朗，答道：“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纲领。”叶先生高兴地说：“对了，但是只说对了一半，没有把我包括进去。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民主党派成员（那时叶先生还没有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可是我是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还举手通过了的，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都有我一份。再说，还有解放军呢，华侨呢，少数民族呢，宗教界人士呢，等等。你想想该用个什么名词才能把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我说：“中国人民。”叶先生说：“对了，但是也只说对了一半。你想，中国人民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可能都集中到北平来开会，总得有个会议形式才能集思广益，商定《共同纲领》……”我说：“叶先生，我明白了。这个会议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全称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叶先生满意地点点头说：“完全正确。你的悟性好，一点就透。”
叶先生让我温习了一遍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要我用自己的话讲给他听。他问：“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我答：“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问：“文化教育机关的任务是什么？”我答：“三条：一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二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三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他问：“思想不能是真空的，用什么新思想去代替它们呢？”我答：“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问：“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我答：“41条没有规定。42条讲‘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叶先生说：“‘五爱’就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内容。《共同纲领》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章章相连，条条相扣。我们读的时候要把它前后贯穿起来。你答不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内容，就因为把这两条割裂了。”叶先生的批评很中肯，我小时候常到私塾门口去偷听，因为没有教材，不知不觉地养成了死记硬背的习惯。后来学文件也是这样，读几遍就能背，但是往往做不到融会贯通。我记住了叶先生的提示，渐渐加深了前后联系、相互照应的习惯，学习文件的时候，理解会深些；讨论文稿（尤其是法律草案）的时候，会比较敏锐地发现前后条文的矛盾和漏洞；写作的时候，会力求处理好伏笔和呼应。
叶先生把扯开的话题又拉回到42条，问：“‘五爱’是对谁的要求。是只对学生的吗？”我答：“不！是对全体国民说的，要求成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叶先生要我接着往下说。我说：“43条讲自然科学，44条讲社会科学，45条讲文学艺术，46条讲教育。”叶先生说：“这一条要讲得具体一点。”我答：“46条两句话：一句话是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一句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47条是讲教育制度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技术教育、业余教育、干部教育、政治教育等。第48条讲体育、卫生、妇幼保健。第49条讲新闻、广播、出版，强调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叶先生笑着说：“又温习了一遍《共同纲领》。现在你还要我讲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的政治背景吗？”我说：“不用了。您已经原原本本地给我讲过了。”
一堂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政治课（也是语文课）不知不觉进行了两个小时，瞥见警卫员小鄂从门缝中探进个脑袋来，我赶紧把他叫住，对叶先生说：“该回府了。”叶先生看了一下表，“喔唷！拖堂了。食堂也下班了吧。”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吟了两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亲切地招呼我说：“走，上我家喝一杯去！我还有一坛你家乡的陈绍呢。”我问：“叶先生还有‘红泥小火炉’吗？”他回答说，“有，也是南方带来的。这首五绝，你也是在私塾门口偷听来的吧。”他一边笑着，一边收拾东西，把一叠没看完的书稿平平整整地装进大皮包里。我说：“叶先生还留这么多‘家庭作业’啊？”叶先生说：“习惯了。一天离不开三张桌：出版总署一张，出版社一张，家里一张。我到现在还常做这样的梦：明天又要上作文课了，上次作文还没批改完，又在开夜车，一本接一本，眼看天快亮了，总也改不完，一着急，醒了。”我说：“教师的确辛苦，尤其是语文教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吧，您还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叶先生风趣地补上个状语：“不可磨灭的。”
1957年春天，我随叶圣陶先生赴江南，顺道去浙江天台国清寺参观。在一棵菩提树下，叶先生站了下来，吟了一句“‘身是菩提树’”，问我“下句呢”。我说：“‘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毋使惹（一作‘染’）尘埃。’”“谁的？”“神秀和尚。”叶先生说：“下一首意思更进一层的呢？”我背：“‘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一作‘染’）尘埃。”“谁的？”“慧能和尚，神秀的师弟。”叶先生说：“慧能是个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者。”
回到住处，叶先生问我：“你年纪轻轻的，怎么知道这两首偈？”我说：“解放前我在上海儿童书局工作期间，一位信佛的远亲在电台讲佛学，要我帮他记录整理讲稿。他讲过这两首偈，我还查过原文，印象较深，又浅显上口，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叶先生说：“你信吗？”我说：“当时我就不信，更不用说现在了。我早已同那位远房亲戚划清了界限。”叶先生说：“思想上划清界限就是了，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还可以同他交往，通通信总是可以的嘛！我一直是相信辩证唯物论的，但我还是有几位信佛的好朋友，其中夏 尊先生还成了儿女亲家。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意思是说，他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你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要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因为他信佛，你就中断了同他的交往，实际上对他是一种歧视，这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也不符合我们传统的交友处世之道。”我说：“我读过您解放前的一篇散文《两法师》，对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感情似乎更深一些，您还谈过他的书法。”叶先生说：“是的，我还见过他年轻时候画的一幅裸体画呢。”我说：“您的好朋友子恺先生还是他的弟子。”叶先生说：“这回我们去上海能见着他。”几天以后，我们到了上海，丰先生请叶先生在功德林吃素斋，给我也送了请帖。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子恺先生，果然是潇洒风神，蔼然长者。
叶先生有一条原则：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教师一定实践；凡劝诫学生不要做的，教师一定不做。那天叶先生谆谆教导我的“交友处世之道”，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俞平伯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最高规格、最大规模地点名“批判”以后，叶先生仍然年年约他共赏海棠，经常信来书往，赋诗论文。在史无前例的那场政治运动中，二老的通信不但没有中断，反倒“像打乒乓球似的”越发频繁起来。后来两家后人把来往信件集中整理，居然出版了厚厚的一部书。著名作家萧乾先生在悼念叶先生的文章里说：“1957年以后，许多张笑脸变成横眉竖眼，许多好友变为路人。可无论我被糟践成垃圾也罢，渣滓也罢，他见面或写信，始终称我作‘乾兄’———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小伙子时，他就一直这么称呼我……敬重之外，我对叶老还有满腔感激之情。”
可惜那时我对叶先生“交友处世”的重要教导领会不深，重视不够；后来又接受了一些“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以致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同不少亲友中断了交往，所幸与叶先生的交往如常。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去看望“赋闲”在家的叶先生，他非常恳切地劝我：“你该同我划清界限。”我流着眼泪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我确信叶先生的某种思想是不符合真理的，那我会同这种思想划清界限。至于叶先生，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我还会常来看您，面聆教诲。”叶先生听了也潸然泪下。看到五屉柜上叶师母的大幅遗像旁边，新摆一个小镜框，里面装着六十年代初期叶先生和我在青岛海滨的合影，知道叶先生还一直惦记着我。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的某一天，我去东四八条看望叶圣陶先生。我声泪俱下地向叶先生讲述我当时读到和听到的有关周总理的故事和传闻。叶先生特地戴上助听器，要我坐得离他更近一点，听得非常仔细，一点细节的疏漏或逻辑上的不严密，他都不放过；边听边流泪，有时还啜泣。我怕引起他的过度悲伤，欲言又止。他不依不饶，说：“看得出，你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我呢，索性哭个痛快。你就放开讲，不必替我担心。”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讲个不停。
后来，我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说：“叶先生啊！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跟您说起过，今天非说不可了，您听了可不要太难过。”叶先生说：“你尽管说。”我就“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说开了，还没听完，叶先生“哇”地一声像孩子般地号啕大哭起来，捶胸顿足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啊！”至善兄（叶先生的长公子）在外屋闻声大惊，踉跄赶来，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了祸”，向他简要说明了原委，安慰了叶先生几句，赶紧告辞了。
我跟叶先生讲的那件事情，跟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