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珮
    父亲生于1885年，1970年正值他支持过的“五四”运动51周年的日子里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他身边，不是在外地工作就是在“五七”干校，待通知我们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没有能够见到他最后一面，看到的是他的遗体。他虽说享年85岁，但他实际只工作到73岁，因为1958年后他就病休了。73岁中他经历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参与了很多历史事件。
    我觉得要总结父亲的一生也很简单，人的意识中都应有一条贯穿人的一生的主线，围绕着主线去做一切事情，有的人为名；有的人为利；有的人一心想作学问，父亲都不是。父亲从十五六岁时就受到陈介石老师启发接受民族、民权的概念以及从一些书中了解了平等、自由、共和等思想，这时他的爱国革命思想就已经树立了，他一生要追求的目标，我觉得是“民族自主不受外辱、国家自强昌盛、民众平等安居乐业”。为此他一生不断地思考、思索、学习，探索，寻找实现意愿的道路、方法。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父亲也是这样，在实践中也有过犹豫，有过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定，但他认识到了就坚决地与之决裂，在实践的路上也不断地革自己的命，对一些事物从不认识、不理解、不参与到认识、理解、支持、参与，随着时代的潮流，把自己融合进去，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最终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正确的路，他才能在最终留下的墨迹中写出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句话也是留给我们家属的最宝贵的遗言，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父亲在实践理想的历程中，也表现出了他的人格和品德，他没有名利的追求，他务实，没有私心，一心为公。他生活中公私分明遵守制度，对国家的号召积极响应、他生活俭朴，平等待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等。他身教多于言教，对我们后代尤其是我的一生，影响很深。
    父亲从小家境困难，10岁丧父，靠祖母的十指养活一家，父亲有一篇传给我们的文章有详细的记载，我家还有一张有汤尔和画的反映这情景的画，一个小孩在读书一位妇人在织布。在上海时生活也非常拘紧，直到解放后到北京，才真正过上好日子。
    我想举几件到北京后的小事。父亲生活简朴，除必要的开支他决不浪费，储蓄起来，但在国家号召购买公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储蓄购买了公债。
    抗美援朝时期国内掀起慰问志愿军高潮时，他让母亲和我做了很多慰问袋送给志愿军。
    在住房和车子的事情上，他认为房子、车子是给他工作所配，（当时房子的书房和客厅房费电费是公家付的，其他自付）未婚子女可以一起住，结婚后就不可以了。车子别人是不能随便用的，母亲和我也不例外。
    他非常自觉地遵守制度。“十一”、“五一” 的时候，晚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带子女上天安门看放花，他只带我去过一次，我看到了毛主席，孩子们排队和他握手，我很兴奋。第二年我还要去，父亲就不带我去了，他说：你已经上高中了，按规定上高中的孩子是不能带的。我想，我上什么学他们也不知道。父亲就是没有带我去。
    他对新生事物非常支持，五十年代提起火化，能接受的人是很少的，但他认为人是皮囊盛血，本无足珍，早在四十年代就建议过火化，所以在毛主席提倡火化时，父亲立即就签了名，回到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也不感到意外。
    他非常节约而且能废物利用，他将送来的文件上的空白纸边裁下来留作打草稿用，或者让我订成小本子上学用。信封也是这样，翻过来粘起来再用，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纸，他要求我写字一定要从白纸的左上角开始写，若是打草稿则先用铅笔写，再用钢笔覆盖着再写一遍，一张纸当二张纸用。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一张白纸拿来就往中间写，写完就扔。
    他对文物很重视，生前就把他认为有保存意义的请帖、条子、书信、聘书等等不起眼的东西都送到了博物馆，将字画、扇面、瓷器等送到了故宫博物院。书籍早就送走了。1986年革命博物馆举办四老展览时，除了我们捐赠的以外，都是他生前捐赠出去的。这些事情我们家属都不知道。
    父亲到北京先住在北京饭店，1949年的后半年搬到了方砖厂辛寺胡同4号，当时有三个警卫员，后来搬到大方家胡同时又增加了服务人员，父亲和他们的关系处得很好，平等待人，非常客气，从不给他们添麻烦。正因为这样的身教，在警卫们转业后我们一直有联系。有一位转业在上海，他出差到北京会到家来坐坐，我出差去上海也去看他，我上海的哥哥去世时他也去吊唁，现在已经去世了；一位转业到内蒙野外队后又调到太朴寺旗工作的，过春节我们都相互问候，还有一位在山东农村。像我们能这样保持关系的，可能在首长家里是少见的。一位老保姆如同一家人，我们也是经常照顾她直到她去世。
    他从不以自己的地位要求别人为他做什么，他做了什么事情也从不张扬，也不为家人谋利益。
    这只是几件小事，在现在有些人看来父亲是傻子，我说做人的准则什么时候也不能变。像这样的傻子越多越好，我们国家就不会有犯罪，不会有贪污腐化等等劣迹了。
    父亲跟党走，对自己要求很严很高，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他说：我还不够党员的条件。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的后人现在在世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民进会员，有其他党派的成员，有普通群众；有五个是做教育工作的，还有一个是沈阳市人大代表；有在职的，有退休的，但都是遵照父亲的遗言跟着共产党走，做他一样的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学习，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让父亲看到一个永远是明天更美好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