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50年12月1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开成立大会。头天晚上，吉少甫同志（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务委员）给我打招呼：“明天的会很重要，叶社长的讲话，你负责记录。他在文字上要求非常严格，你手快，又听得清他的口音，千万不能出错。”第二天，叶先生讲话的时候，我聚精会神地听，一字不漏地记。叶先生刚讲完，掌声响起，我就溜出了会场，找了个角落，迅速整理记录稿。叶先生的讲话，缜密，简洁，生动，顺耳，一会儿就整理出来了，认真读了两遍，确信没有错漏，没有一个错字标点了，就去“交卷”了，这时候会还没散呢。
    这一手，我是从路透社记者那里学来的。听说二次大战期间，斯大林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对德作战，参加会议的两位路透社记者，刚听完第一段，一个留下继续听，一个站起来就走，很快电讯传遍了世界，等他回来的时候，会还没散呢。他对同伴说：“有新内容吗？你去发补充稿。”那位摇摇头说：“不用了。”
    第二天，吉少甫兴冲冲地把记录稿交给我，上面有叶先生的批示：“看过了，可以印发。请精校。”他告诉我：“叶社长表扬你说，讲话重复的地方，你给删了；脱头落襻的地方，你给装上了榫头和搭扣；不完整的句子，你给补足了。居然没有一个错别字、一个错标点，字也写得好，而且是当场整理出来的。年轻人中间还不多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些话真的是出自我景仰已久的这位大文学家、语言大师之口吗？我没有做什么呀，我没有发现“讲话”有什么“重复”、“脱头落襻”、“不完整的句子”，没有在原始记录上“删”、“增”、“补”呀，我只是按照通常的语言习惯，在抄写的时候“顺”了一下而已。这是“整理者”份内的事，谁都会这么做的，有什么可表扬的呢？唉，我从父亲那里从来没听到过一句称赞（那时候还没有通行“表扬”这个词儿）的话，连“这封信写得还可以”之类略表满意的话都没听到过。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热泪盈眶呢？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吉少甫又说：“我们送过几次文稿，叶先生没有一份不作修改的。”我说：“这是叶先生自己的讲话记录，跟别人起草的不一样。”
    后来我被调到叶先生身边工作。虽然也担心自己的水平、能力不能适应叶先生的严格要求，但在文字方面仍然比较自信，以为起码不会有笔误和错别字。开头个把月，我誊清的、整理的、起草的文稿，没见叶先生改正过一个错别字，自以为过关了。不料有一天，叶先生忽然对我说：“看得出你从小临过帖，受过严格训练，基本上没有笔误，我说‘基本上’是因为你还有几个习惯性的错字。”说着就在纸上一边写一边讲：“一个是‘初’，你常写成‘初’，左边少一点；一个是‘束’，你常写成‘刺’，中间少一横；一个是‘祭’，你常写成‘祭’，左边少一点。这类习惯性的错字难改，也好改。说难改，因为你已经写了千百遍，成了习惯，养成条件反射，稍一疏忽，又写错了。说不改难，是有改的办法。那就从字源上重新认识这些字，加深印象，就不会再错了。‘初’字，从‘衣’不从‘礻’，为什么？‘衣’以‘刀’为‘初’。就是说，做衣服的第一道工序是剪裁，剪裁用什么工具？用刀。所以左衣右刀就构成一个‘初’字。‘束’字，是‘木’和‘口’组成的。‘口’是一条圆形的绳子‘0’，用它拦腰捆住一堆‘木’柴，就成了‘束’。”我一开始还有点紧张，听叶先生一讲，不但忐忑心情完全消失，而且越听越有兴味了，禁不住由衷地赞叹起来：“咱们的汉字真妙，叶先生讲得真好！‘束’字我少写了一横，就是说绳子短了一大截，捆不住木柴，就不成其为‘束’了，对不对？”叶先生笑了，说：“对！对！就是这个理儿。”我问：“‘祭’呢？”叶先生说：“‘祭’字更形象，更有趣，更好记。右边一只‘手（犭）’，拿着一块‘肉（炙），’放到‘高脚盘子（示）’上去，就是‘祭’。”我说：“我写的那块肉，少了一根排骨。祭神祭祖是大不敬了。”叶先生笑着问：“那你以后还会再写错这三个字吗？”我说：“听叶先生这么一讲，我印象深刻极了，我相信一辈子也不会再写错了。真是‘一辈子受用不尽’呀！”叶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一辈子受用不尽’这话好，做老师的最爱听。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学生在他长大成人以后说，当年老师教的东西，有百分之一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他的老师，听了就会很高兴，比得了什么奖赏还高兴。”
    我怕过多地耽误叶先生的工作，正要退回到我的办公椅上去，叶先生叫住了我，又说：“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我还想再讲一层意思。”我说：“我是求之不得，请叶先生继续指教。”叶先生说：“这类习惯性的错字，不改行不行？行，也不行。我说不改也行，是只从当前考虑，不会造成损失。你这三个错字‘初’、‘刺’、‘祭’，打字机的字盘里，印刷厂的铅字架上是没有的，排出来还是‘初’、‘束’、‘祭’，所以我发现以后没有改，当然也是为了看看是习惯性的还是偶然性的。但是，从长远考虑，是非改不可的。有些字是来不得半点差错的，‘戊戌变法’的‘戌’，跟‘卫戍区’的‘戍’，就差在一点一横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你看，‘戊戌变法’错成‘戊戍变法’了。这是一。你的工作不限于抄抄写写，很可能要排个名单什么的，按姓氏笔划为序，你按三个错字排，‘赵朴初’、‘皇甫束玉’、‘蔡畅’就会排错位置，这就不是小问题了。这是二。你给我当助手，我还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委员，将来要参加汉字改革的印刷通用汉字的字形整理工作，你现在就得开始准备，熟悉每个常用字的形、音、义，写字看稿都要一丝不苟。这是三。将来你也许独当一面做编辑工作，让你编字典，你不改正那三个习惯性错字，就会把‘初’字放到‘礻’部，把‘束’字放到‘木’部的二画里，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大多是中小学师生）在‘衣’部查不到‘初’，在‘木’部三画里查不到‘束’，是不会原谅你的。这是四。想想这四条，三个错字非改不可。这也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你说是不是？”叶先生考虑得这么深远，分析得这么透彻，说得这么恳切，我除了连声称“是”，还能说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想得很多，翻来覆去睡不着，就给父亲写了长长的一封信，讲了我来京以后的种种情形，特别讲到我遇到了一位好领导、好老师，具体介绍了叶先生的启发式、讲道理的教育方法，含蓄地批评了父亲的打骂式、不讲理的教育方法。我说：“父亲呀，当年你要我学这学那以前，能像叶先生那样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孩子，我们家底子薄，我又病了，坐吃山空，景况一年不如一年，我至多只能供你读完初中。往后的日子全靠你了。初中毕业以后，你要走出去，工作，挣钱，糊口，养家。外面的工作是那么好找的吗？几百上千人盯住一个饭碗，靠什么得到和保住饭碗吗？靠本事。什么本事？学校里学的这点东西，在实际工作里是没有多少用处的。根据我的经验，当个小职员，人要本份，诚实守信，起码要写得一手好字，写得一手好文章（主要是文牍），记得一手好账，打得一手好算盘。趁着你现在课业负担不重，抽点时间，我教你临帖，读古文，看尺牍，记账，打算盘。有了这四手，你至少不会流落街头，冻死，饿死。孩子呀！你学得好不好，关系到你能不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生存，关系到我们这个家能不能支撑下去。’父亲呀，你当年要是这样说了，效果不是比打骂好多了吗？我学习会更自觉，更勤奋，你也不用操那么多的心，生那么大的气，该有多好。”十天以后，接到父亲的回信，由舅父代笔。父亲很替我高兴。说当年失了业，情绪不好，把气出在我身上，回想起来常觉得后悔，对我的两个弟弟，他一定学习叶先生的启发式的讲道理的教育方法。还叮嘱我，一定要像对待他那样，对待叶先生。我把父亲的信给叶先生看，叶先生仔细看过后说了一句：“老人家身体好像不太硬朗，你何必让老人家改变什么教育方法呢？”
    后来，父亲去世的时候，叶先生送了“赙仪”，我对叶先生说：“希望您以后像我父亲那样严格要求我。”在动乱年代，有人给我扣了几顶帽子，其中有一顶叫“叶圣陶的干儿子”，我觉得倒蛮合适的。说来也巧，叶家三匹马：叶先生是老马，长子至善是中马，长孙三午是小马。我也属马，比至善小12岁，比三午长12岁。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该叫三午，是至善、至美、至诚的弟弟；三午应改为四午，是叶家的第四匹马。”三午是个很有文学天赋的叶家传人，可惜在他爷爷去世的当年也已病故。我结婚、生子，叶先生都有表示，唯独拒绝了给我儿子起个名字的请求。我郑重其事地提了两次，他都不答应。他说：“名字只是个符号，你自己随便找两个字就可以了。”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来，可能是因为这反映了我的封建意识，叶先生不愿做这类“无聊”的事情。当然，也可能还是出于叶先生一贯的谦逊，不愿以德高望重的长辈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