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凤浦湖畔一书生
简陋的林家老屋
龙山镇旧属镇海县，1954年划属慈溪。所以，新版《辞海》说得并不准确。龙山镇人物收录于《辞海》的共有两人，另一个是虞洽卿，而虞氏在1999年版《辞海》中写明是“镇海龙山镇（今属慈溪）人”。龙山镇有一条329国道经过，将境域分成东西两边，东边濒海，虞氏故居就在龙山所城的山下村；西边靠山，林汉达故居就坐落在凤浦湖畔。而龙头场这个古老的地名，至今已有800多的历史了。原来，龙山在唐代已产盐，至南宋开禧元年（1205）设立了龙头场盐课司，从此成为两浙重要的盐产地和盐政管理机构。而龙头场这个地名也就流传了下来。
春日的龙头场村，在一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映衬下显得分外纯美，村西的凤浦湖碧波荡漾，在群山的怀抱里更显幽静。我们走过一条南北向的老街，再向东，在村中民居密集的一条小弄里找到林汉达的故居，门牌号是新装上去的——龙头场西路82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幢十分破旧的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长久的失修，使它明显地与周边的新建筑形成较大的反差，它的苍老、黯淡与无奈，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而我却一言不语，脑海中无端地跳出“陋室铭”三字，挥之不去。
这是一幢低矮的楼房，二层二间；南有平房二间，是农村中最为简陋的五架廊。楼房与平房相隔间距极为逼仄，恐怕不到二米。东墙相连处自然成一小墙门，如果胖子想进来，或许有点困难。1900年2月17日，林汉达就出生在这个木房子里。
艰难的求学之路
林汉达的祖父是个文盲，父亲也只读过一年的“雨书”，所谓“雨书”，就是在一年之中晴天干活，雨天才读书。但他的父亲利用晚上时间自修学习，所以在村中也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的父亲很勤劳，先是帮人耕种的佃农，后来做小生意，又租了几亩田种，养家糊口。林汉达八岁上学，寄读在邻村一个叫黄文龙的地主家里。其实所谓的寄读，是给地主家做杂活，什么抱小孩、扫地、洗碗、劈柴，都要干。那年冬天，天特别冷，小汉达每天一大早就起床打扫院子，冻得双手溃烂，这些冻疮疤痕就永远留在了他的手上。九岁那年，小汉达再也不愿在地主家寄读了，就回到家里，在本乡一家私塾读书。但是家里有好几个弟弟需要他照料，以至于他经常缺课，有时好几天都不能去上课。有一次，小汉达偷偷地拿着书包去上学，半路里他的母亲赶上来，要拉回去帮她做家务。小汉达委屈得哭了。这时有个村人见了，就批评小汉达说：“小孩子要好好读书，怎么可以赖学呢？”小汉达听了哭得更伤心了。以后几年中（14岁之前），林汉达有一半时间帮家里做事，还干些下地、车水、摇船、轧花等体力活，他是多么渴望能有时间安安心心地读书啊。
1913年，家里来了一位远房姑妈，她是信仰基督教的小学教师。她见小汉达这么喜爱读书，就劝他的父母亲送他去教会学校念书，可以免费上学，将来或许能有出头之日。他的母亲不放心，就去庙里求签，结果是上上签，末句是：“秀才一去状元回”。他终于被送到教会学校——宁波崇信中学高小部读书，三年后毕业。那年15岁。
为了积攒上中学的费用，林汉达在观海卫约翰小学当了一年的“助教”，得了四十元大洋，考入崇信中学二年级，1919年毕业。他又教了二年书，积了一年的学膳费，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二年级。在大学里，他一边发愤学习，一边为了生计去城里青年会夜校教英语（一周三次），有时因赶时间和节省费用，去教夜校时经常不吃晚饭。林汉达的英语特别好，在他毕业那年，他以之江大学学生身份参加由上海世界书局举办的全国大学生英文比赛，他的演讲（题目为“战争与和平”）荣获第一名，得到了一枚金质奖章。
1924年，林汉达在之江大学毕业后，回到宁波任四明中学英语教员。1928年，进入世界书局，历任英文编辑、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在世界书局的近十年时间里，林汉达施展出了出众的才华。他编写出版了有关英语研究、英语教材、英语词典、英语翻译等一系列著作，达二十余种之多，畅销全国，在教育界、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世界书局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也是因为编著英语课本一事，林汉达与林语堂打了半年官司，并对林汉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汉达编著的《标准英语课本》，1930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后，销路很好，不料被林语堂诬指为抄袭冒效他的《开明英文读本》。在事实面前，林汉达赢了官司，但在复杂的社会里，这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一介书生虽然官司胜诉，但纸型却被销毁。更令人气愤的是，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次长朱经农都是林语堂的朋友，对林汉达施加压力，朱经农甚至嘲笑他说：“林语堂是博士，你是什么？”林汉达回答说：“博士有什么了不起？”竟然引起哄堂大笑。
受此刺激，林汉达就立志要拿个博士给他们瞧瞧。当时，国内有许多教育界的人把美国博士的头衔看作最尊贵的荣誉。于是，林汉达在1937年毅然辞去世界书局之职，告别妻儿，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研究院，读民众教育系。他读了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加上三个假期，读完了博士学分，获得了博士学位。
杰出的爱国志士
林汉达先生在美留学期间，正是我国民族危机深重、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大片国土的时候。他经常在美国学生中作演讲（不下五十次），大声疾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揭露和反对美国孤立派帮助日本侵略中国。他那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得到美国进步学生的尊敬和支持。1939年秋，林汉达学成回国，先后担任迁至上海的之江大学英语教授和教育教授、教育系主任、教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江大学内迁。林汉达留在上海从事学术研究，并任华东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之江大学复校，林汉达仍任教务长兼教育系主任。
曾参加过这次运动的袁鹰，有如下的记述：
“现在，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去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现在我们的代表去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到目的不可！”
这时，全场群众齐声高呼：“去！去！去！我们步行去！”
汉达师从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以民主教授、民主斗士的战斗姿态，出现在上海许多群众集会上，他的演讲深刻、生动、尖锐、泼辣，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明力。它们像一团团烈火，燃烧着人民的斗志；又像一把把利刃，直刺反动派的咽喉。
那一天，车站广场上十万人民山鸣谷应的怒吼声，横穿上海繁华市区的浩浩荡荡的示威流行队伍，使石头城里的蒋家王朝震愕了。
林汉达遭到国民党通缉。上海地下党为了林汉达的安全，秘密将他送到东北解放区。历任关东文协理事长、大连新文字协会主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辽北学院副院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林汉达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中央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等。1957年5月，林汉达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在上海视察教育工作中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写成了考察报告向中央建议，呼吁全党要重视教育，要求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训和提高，指出全国扫盲工作计划有不切实际（如冒进、虚报、浮快）之处。次年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改造学习，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研究员。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1970年1月又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1972年6月，因病被送回北京。7月，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完成审校《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的翻译稿，7月26日凌晨去世，终年72岁。直至1979年7月2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郑重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卓著的学者和作家
林汉达的一生都与教育密切相关，他在上海、东北、北京的三个阶段，都在从事着教育研究与实践活动，并且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进行的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乃至文字改革、编写通俗历史故事等等，堪称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41年，林汉达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向传统教育挑战》由世界书局出版发行，在国内的教育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他以心理学原理为切入点，对传统教育给现实生活带来的种种问题作了深刻的批判。韦悫在序中称，“他（林汉达）以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与透彻的讨论，揭露传统教学法的特点，这样的一本书的确是破天荒的著作。”
他的另一部教育理论著作《西洋教育史讲话》，1947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林汉达对语文改革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所以他对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从三十年代开始，他就对民众读物和拼音文字发生了兴趣。四五十年代研究编著了一系列的专著，先后出版《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1942）、《连写、定型、注调、分部、国语拼音词汇》（1944）、《国语拼音课本》（1944）、《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1944）、《新文字写法手册》（1947）、《新文字速成课本》《新文字自修课本》《新文字拼音方案》《中国语文的整理和发展》、《新文字单音字汇》（1948）、《求解写话两用词典》（1949）、《定型化新文字》（1949）、《新文字手册》（1950）、《文字改革是怎么回事》（1956）、《注音扫盲拼音识字课本》（1959）、《汉语拼音自修课本》（1962）等。林汉达先生的研究与实践，为中国推广普通话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汉达先生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拼音）写中国历史故事，他写的第一部书为《东周列国志新编》，后来又将拼音改译为汉字。他对自己写作提出三点要求：文字口语化，词儿规范化，语法精密化。此书1948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深受读者欢迎，他对全书又作了修订，书名改成《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他在序中说：“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我国的历史故事实在丰富，内容也真有价值，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用现代口语翻译或改写出来，让一般不大接触古文的读者也可以自由阅读。”
林汉达编写出版的历史故事集还有《前后汉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和《上下五千年》。其中《上下五千年》是他未完成的一部遗稿，由曹余章补充续写，自1979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喜爱，多次评为优秀读物，并用多种形式重版，已发行1000多万套，始终热销不衰，成为中国当代出版界的一大奇观。林先生若地下有知，也定会感到欣慰。
真挚的故乡情怀
林汉达先生自青年时代外出求学后，就极少回乡。建国后，他曾两次回乡，给家乡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56年6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的林汉达回到故乡林家村，视察农村教育。他在龙场小学召开了座谈会。他听了家乡的办学情况，深表满意，并鼓励教师在做好学校工作的同时，积极为龙场乡（当时林家村属龙场乡）扫除青壮年文盲多作贡献。有的师生也向林汉达先生反映了实际困难。如乡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学校缺少室内活动场所，没有必要的教学器具和图书。林汉达听后当即表态：“教师工资应设法解决，否则对教育不利。”并责成慈溪县将情况报浙江省教育厅。他还当场表示，将他名下的房产全部捐献给学校。又将12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笔巨款）捐赠给学校购买图书和村团支部作为开展青少年文体活动的经费。他回到北京后，还给学校和村里的青年写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浓浓的乡情与关爱，还寄来了亲笔签名的新书《东周列国志新编》（三联书店版）。
1963年，林汉达先生第二次视察了慈溪的教育工作。此时他已无官职，只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故乡调研。但他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热爱事业的心，却丝毫没有改变。此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林汉达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永远地远离了故乡，远离了人世。
（责任编辑：戴海荣）
